是的，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等斗争，在客观上无疑有着为资本主义发展，即为近代化扫除障碍的作用，有利于中国向着近代化前进。但这是就其客观作用和历史发展的趋向而论的，而历史的实际却是：侵略、压迫与反抗斗争，毕竟是一百一十年内基本的历史内容；在近代中国，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何来近代化的实现？这里的主次、先后，是不应颠倒的，不能把构成中国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基本内容，仅仅作为实现客观作用、客观发展趋向的一条渡船而降到附属的地位上去。何况如果要说客观发展趋向，则近代史既然是资本主义时期史，而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除非不是处在近代，否则其历史发展总有或快或慢、或正或曲地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趋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性。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史发展趋向不是这样，反倒是离资本主义日益遥远的？要真是那样，则其近代史最终将走向何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近代史的发展总是有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趋向，而把这种趋向作为一切国家的近代史基本线索。
否则，人们岂不也可依据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而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了吗？有的同志以没有近代化，也不可能保持独立，作为“近代化论”的理由之一，这也是说不通的。因为中国近代还没有争得独立，所以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要“争独立”，至于“保持独立”，那是近代史结束以后的事。
其次，中国近代史包括一百一十年而不只八十年；在历史学上，“近代”是指资本主义时期，故而“近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如果用“近代化”作为基本线索，不但像上面所说那样并不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在理论上也与1919年以后三十年的历史难以相容。
在1989年8月的湖南会议上，有的同志指出，在英文中“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我们也没有必要分作两词，应一律叫“现代化”。这个意见值得我们考虑。只是我们已习惯分作两词了。我们所说的“近代化”，实为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而我们习惯上把“现代化”只属之于当代。不过，不管叫“近代化”也罢，“现代化”也罢，既然说的是在近代史上的事，那就只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的同义异称而已。
中国在“五四”以后的那三十年虽仍是近代史时期，但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它已经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性质既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而民主革命仍是构成这三十年历史的基本内容，可见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向、主要的时代潮流，已不是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而是向直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前进了。纵然撇开历史的基本内容不说，也怎么还能说这三十年的基本线索仍是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呢？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持“近代化论”的同志在阐述自己的论点时，只讲1840-1919这八十年，而不讲那以后的三十年。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中国近代史止于1949年，为什么基本线索只讲到1919年就戛然而止了呢？
可见，用“近代化”作为基本线索，于史实，于理论，都有着难以说通之处。“独立和近代化论”综合了上述两论之长，纠正了两论的一些偏颇，是较前两论的一个前提。但我认为它仍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因为如果说“独立”可以包含“两个过程”，因而可以概括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内容的话，则“近代化”却如上所说的与“五四”后三十年的历史难以相容。所以，“独立和近代化”虽完全适用于前八十年，却不能完全适用于后三十年。有鉴于此，我认为与其以“独立和近代化”来表述，不如用“争独立，复先进”来表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更为贴切和妥当。
“争独立”蕴含了近代一百一十年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毋待赘言的。而“复先进”则既适用于前八十年，又适用于后三十年，而且也是与“争独立”相伴随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
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先进地位，这给了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虽然近代中国在许多方面远落人后，但无数志士仁人不仅不甘这种落后，而且深信中国仍可恢复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他们为此而努力向西方学习，孜孜不倦地探寻振兴中华之方。从鸦片战争期间的林则徐、魏源起，不断地把这种学习推向深入。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欧洲、日本等国，中国人向这些国家学习船坚炮利、经济技术、政治制度直至伦理思想，先后兴起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当这些学习均未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令人困惑苦恼之际，发生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苏俄屹立于世，给了困惑中的中国人以巨大鼓舞，由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开始，把十月革命、苏俄和马列主义广泛地介绍给中国人民；这时国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已壮大起来。这样，从1919年起，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寻振兴之方的努力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原先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为学习马列主义和苏俄，以便夺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中国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最先进的国家。可见，无论是前八十年的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还是后三十年的向马列主义学习、“以俄为师”，都是在首先为了“争独立”之外，又有“复先进”的主观要求和客观作用。
说“复先进”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们的主观要求，这并非是我们的推测，而是他们亲自的昭告。魏源这位最早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就曾希望中国将由此而“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洪仁玕在提出系统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满心期待中国将能“与番人并雄”。在急迫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为救亡图存而发动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坚信如按他的变法主张去做，不但民族危机可解，且“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于以为政地球而有余矣”！孙中山在从事反清革命之初，就相信中国只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希望“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他为此而奋斗了终生。而当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俄后，他又坚定地发出“以俄为师”的号召，由追踪资本主义的西方，转变为追踪社会主义的“东方”，而目的却始终都是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至于中国共产党人把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建立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坚定不移、为之贡献一切的目标，更是由党的名称和几十年的无数奋斗、牺牲的事实所充分表明了的。可见，在近代中国一百一十年间，各个阶级和先进人物，都在为民族独立奋斗的同时，怀有恢复中国在世界先进地位的宏愿，尽管具体的目标有所不同，却都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成为“争独立”之外的另一重要历史内容。
既然“争独立，复先进”可以包含“两个过程论”和“近代化论”的长处，反映近代中国基本的历史内容，又可以纠正两者的偏颇，且比“独立和近代化论”更能贯穿于整个一百一十年，所以用它表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更为妥当的。
原载《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