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治国特别注意赏罚。威王即位之初，虽然不理国事，把政事交给卿大夫办理，但暗地里派使臣深入乡里，实地观察，微服私访，获取实情。在考查臣子的行为后，威王便进行了赏罚。威王召见即墨大夫时，对他说：“自从你治理即墨，毁谤你的言论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视察，见到农田得到开发，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公事，我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定。之所以有人诽谤你，是因为你从没有逢迎过我左右的近臣啊！”于是，威王重赏了这个官员。在召见阿城大夫时，威王斥责说：“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我每天都能听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只看到田野荒废，百姓贫苦。那次赵国军队进攻鄄城，你却没能前去援救。而卫国军队前来夺取我国土地，你也是不闻不问。看来，那些在我面前说你好话的人肯定是得到了你的好处！”当天，威王就处罚了阿城大夫，并把左右曾经吹捧过他的人也都给予了惩罚。当人们听到这些事情以后，都大为震惊。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再以文过饰非为荣，而是努力地为国尽忠，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上下都能团结一心。
齐国在威王的治理下，得到了大治，先后打败了魏国、赵国，迫使他们献城讲和，归还齐国土地。从此以后，有二十多年各国诸侯不敢对齐国用兵。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齐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主要原因在于齐国出现了明君和贤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这段历史，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时代的信息，即战国时代官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我们前面讲过，在西周时期，宗族和国家合一，宗族既是血缘单位，也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在这个体制下，国家的官吏只能世袭，国家的权力是按照宗族地位的高低来分配的。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礼崩乐坏”和“诸侯坐大”的现象，宗族统治在各诸侯国内都逐渐地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社会生产力也逐步提高，个体经济日益发展也脱离了宗族的束缚，诸如外交、财政、工商管理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这就需要国家产生新的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就这样，官僚制度应运而生，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新型官僚与国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进入统治阶层，换取俸禄，合则留，不合则去，官职不是世袭制。所以说，战国时代涌现出了许多能够在多个诸侯国任职并能发挥巨大作用的人才。
这里提到的邹忌，他就是凭借才干而登台拜相的。“相”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中的百官之长，也称为相国、丞相等，统领百官，总揽朝政，直接对国君负责。而这时的官僚制度中还有将军一类的划分，这说明战国时代官员的类别已经有了文武之分。这一点与西周以来的政权体制也是不同的，那时的体制是文武、军政合一的，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卿大夫文武不分，既是行政官员，也可以领兵打仗。而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竞相变法，逐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官员也有了文武之分。这种分工，其实是君主分散大臣权力的一种方式，不仅起到了防止大臣独揽军政的作用，也能让文武官员相互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国君的集权统治。
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是个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朝原有的政治文化体系受到了打击。与此同时，因为社会的急剧动荡不安，不仅导致国家官学系统的衰废，而且也使得官学中的文士们也都成为了“自由的知识人”。
在东方的齐国，为了招揽天下人才，探寻治国的理论，开设了一座“稷下学宫”。这座学宫位于齐国都今山东临淄稷门外，大约创建于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4～前357）时期，并在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在位）时期达到鼎盛阶段，至末代齐王建时衰弱，历经一百四十余年。据说，当年学宫繁盛时，流连于此的贤人、名士达“数百千人”，齐王允许他们在此“不治而议论”。当时各国著名的文学游说之士多曾先后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互相切磋驳难，掀起了当时思想界的一大波澜，形成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历史之久，令后人惊叹。当时，云集稷下的主要学者有孟子、荀子、慎到、环渊、邹衍、田骈、彭蒙、淳于髡、接予、鲁仲连、田巴、邹奭等。这些学者在学术上各有所主，分属各派，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互不统属。他们也不威慑于权势，自由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百家立异，各持其说，争辩求知，蔚为大观。
稷下学宫的兴起与齐国“养士、用士”制度有着紧密的关联，本来齐国就富有收揽贤士的传统。田齐夺取政权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礼贤的规模，专门设置了稷下学宫，广招人才。历代齐王虽有贤愚、不肖之别，但在尊贤礼士方面却做得颇为令人称道。凡来稷下的学者，都要经过齐王召见，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个人条件的了解，授予他们不同的等级称号，让他们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据史书所载，淳于髡因有功于齐，被列为“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到了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
最为令人羡慕不已的是，齐王还为这些“自由知识人”建造了高门大屋等壮观的府第，给予他们优厚的俸禄。比如说，淳于髡当上上卿以后，齐王就赐给他千两黄金和百余辆革车，他的地位俨然与诸侯相同了。我们所熟知的孟子，曾多次劝说齐宣王实行他所主张的仁政，虽被宣王认为不合时宜且迂阔可爱，但仍享受着优厚的物质待遇。每次孟子出门时，都有数十辆车和数百人跟随着他，排场只能用“阔气”来形容了。可见，齐王将这些士人视为“瑰宝”，把他们看成是光照千里的人物。讲到这里，我们来说一则齐威王发现人才，明辨人才，还重视人才，把人才比喻为国家的宝贝的故事。
有一年，威王与魏惠王到郊外一起打猎。
魏王问道：“大王可有什么宝物吗？”
刀币威王说：“没有。”
魏王不解地说：“像我这样小的国家，还能有像用夜明珠装饰起来的车子之类的宝物，怎么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会没有宝物呢？”
威王微微一笑，说：“我眼中的宝物与您眼中的宝物不一样。我有个大臣叫檀子，被我派往南城，楚国人知道后就不敢向前来犯掠夺，而泗水之滨的十二个诸侯也都会来朝拜。还有个大臣叫盼子，我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手下那个叫种首的大臣，一旦被我派出戒备盗贼，所到之处就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比起那些宝物来，您看如何呢？”
魏王听后，心中惭愧，不久就败兴离去了。魏王与齐威王比富，他将一些宝马香车看成宝物，而威王却将人才看做是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所以，齐国能吸引天下名士纷至沓来，终能强盛。
古时候，人们有一种认识，就是说齐人“尚智辩，多权诈”，这似乎与现在人们称赞山东人质朴、实在、豪爽之说大相径庭，应该说这是齐地风俗古今的一大变化。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对齐国民风有过评论，他说：“齐带山海……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由此可见，即便是到了汉代，齐人风俗“智诈”、“巧伪”之说还是相当普遍的社会舆论。其实，齐人“多智”、“好议论”的人文风尚、早在“稷下学宫”中初见端倪。当时，稷下学宫既是当时思想家、教育家的聚散地，又是齐王“智囊团”的大本营，稷下先生担负议政、备顾问、制礼的职责，帮助齐国设计治国蓝图、拟定典章制度。比如，齐宣王就喜爱文学游说之士，十分礼遇稷下先生，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这无疑说明了稷下遗风对齐地风俗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
如果谈到稷下学宫留给后世最大的影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中国古代的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从国家到民间都给予教师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在稷下学宫的时代，这种传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前面我们讲到齐王给予这些名士优厚的待遇和物质享受，充分听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建议，足以说明齐国君民对这些“老师”的尊重。曾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荀子，把天、地、君、亲、师并列起来，提到同样崇高尊贵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认为，是否重视教师的地位与国家兴衰存亡关系极为密切，他还曾预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这就是说，如果国家能够兴旺，那么必然是尊重老师的传统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国家看上去要衰亡了，就表明这个国家的尊师传统没有得到好的贯彻。荀子就这样为尊师重教的历史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说在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总是征伐不已，但是各国内部却依然保持了尊师重教的传统，对人才的培养和招纳都不遗余力，也都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强调尊重教师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此，那时的人们在观念中才会对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有着深刻的理解，由此激发出人们对从事教师工作的人的爱戴。
孙庞斗智
孙膑是战国时代的著名军事家。他的本名并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因他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所以被人们称为孙膑。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情况，只是知道他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与鄄城县一带）。后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在齐国对魏国战争中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孙膑的故事大都又与另外一个人有关，那人叫做庞涓。
据说，孙膑和庞涓是同学，都曾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那时候，两人情谊甚厚，并结拜为兄弟。后来因为魏王招求天下贤才，庞涓为求富贵下山而去。临别前，庞涓发誓如能在魏国得到重用，一定保举孙膑，以图兄弟共同建功立业。庞涓到了魏国，果然被魏王重用，拜为将军。不久，便领兵征讨魏国周围的小国，使宋、鲁、卫、郑等国纷纷臣服于魏。而且，庞涓还领兵打败了当时很是强大的齐国！可是，后来有人又向魏王推荐了孙膑，魏王就派人迎接孙膑到了魏国，拜为客卿。而庞涓深知孙膑的才学远在自己之上，心中妒忌万分，于是就施毒计诬陷孙膑私通齐国。结果孙膑被魏王下罪，挖掉了膝盖并被人在脸上刺上了字，成了残疾人。但是，孙膑身残志坚，意志并没有消沉，他为了能躲过庞涓的暗害，就装疯卖傻起来，用计摆脱了庞涓的监视。
终于有一天，齐国的大将田忌得知了孙膑的遭遇，便及时地把情况报告了齐威王，爱才心切的齐威王当即命令要他无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孙膑救出来，为齐国效力。于是，田忌派人利用出使魏国的机会，将孙膑藏于马车之下送回了齐国。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十分敬重他，很快给予了重用。
公元前354年，魏王任用庞涓为将，兴兵攻打赵国。庞涓领兵一路过关斩将，兵锋直指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见状，知道赵国一时无法抵挡魏军，就马上派人到齐国求救。威王本要拜孙膑为主将，命其领兵救赵，但孙膑建议道：“臣是残疾之人，若当大将，会令敌人耻笑。请大王以田忌将军为将，我来辅佐他。”于是，威王命田忌为将，请孙膑暗中协助，为他出谋划策。田忌本来想要直奔邯郸解除赵国之围，但孙膑劝止他说：“我军远途解赵国之围，必然会使将士们劳累不堪，而魏军正好以逸待劳。况且赵将不是庞涓的对手，等我们赶到了邯郸，赵国可能已被庞涓所灭。我看不如直袭魏国的都城大梁，并广加宣扬，以便让庞涓得知，他必定弃赵而自救。这样，我军就可以以逸待劳，相机出战。那样的话，形势就大不相同了！”田忌听罢，连连点头，就按计行事。结果，庞涓果然中计。当时庞涓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破了邯郸，但是魏军已经疲惫不堪，突然得到魏都有危的消息，庞涓还来不及休整人马，立即从赵国退兵，星夜驰援魏国。就在庞涓率部回援途中，人马经过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市附近），遭到了齐国伏兵的袭击。原来，孙膑料定魏军将经此回师，便率领齐军主力在此设伏，大胜魏军，斩杀魏军两万余人。最终，孙膑以“围魏救赵”之计解了赵国之危。
又过了几年，公元前342年，魏国又找了借口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接到韩国求救之请、齐国君臣赶忙相聚在朝堂商议。这个时候，威王问众臣如何救韩，是救还是不救？邹忌起身答道：“可先不相救，以便让这两个国家自相残杀，这样将对齐国有利。”而田忌等人则极力主张救援，他们认为一旦韩国灭亡，魏国坐大，对于齐国将是大大的不利。就在众人议论不决的时候，威王见孙膑笑而不言，便向他请教计策。这时，孙膑才不慌不忙地向齐国君臣详细剖析了形势，他说：“救与不救，我看可以先不谈这两件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救而不救，不救而救’。”众人一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孙膑进一步解释道：“不救，则魏灭韩，必危及我国；救，则魏兵必先与我军开战，等于我们代替韩国打仗，韩国安危无恙，而我们齐国无论胜败，都要大伤元气。所以，我认为大王应答应救韩，以安韩国君臣之心。这样，韩国必然拼命坚持与魏国死战。等到他们两国都疲惫至极，我们再出兵击魏。如此一来，攻击已筋疲力尽的魏军，不用大力；而救解已快失败的韩国之危，他们也必定感激。以少出力而建功多，岂不更好吗！”威王君臣听后，深感孙膑计策绝妙之至。于是，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伺机救韩。另外，威王派人告知韩国君臣，叫他们坚守城池，齐国不久就会派兵援救。韩国得到消息后，反抗果然更加顽强了。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按孙膑的谋划，齐国军队再次重演“围魏救赵”，不直接援救韩国，而去袭魏国首都大梁。庞涓闻讯，暴跳如雷，发誓要与孙膑决一死战，他气冲冲地率师回国迎战齐军。孙膑探听到庞涓兵来，便向田忌献策，要利用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深入。他告诉田忌，齐军与魏军交战之初，只许失败不许胜利。田忌听后，颇为不解地问道：“以逸待劳，不是上次成功的战法吗？如何变换了策略？”
“将军你看，此次庞涓怀愤挟气而来，若正面与他交锋，我军即使胜利，也必然要损失重大。不如采用移兵减灶之法。”
等孙膑低声向其说出计策后，田忌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肯定地说：“这次必杀庞涓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