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业心很强。他在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以后，就立志使之见于事业：1923年辞去省议员职务，到大名创办第七师范，就是力求以革新教育为革新社会的手段。当时他还不知道新文化运动内部已有分化，甚至还未注意党的建立，而只有“科学和民主”观念，但在七师创办之初，却已与大名地方封建势力（朱镗、张金丰等）进行了尖锐斗争。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他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认识到军阀、官僚豪绅只是帝国主义的爪牙，社会改革的事业，必须既反封建又反帝。1926年秋，冯品毅同志（谢在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北京师大外语系毕业，当时任河南省委农民部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谢知冯是党员，在学生中称冯为革命家）到七师任英语教师，彼此极为尊重，时作深谈。因而开始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改革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唯一革命政党，入党的要求，实发轫于此。
1926年冬，大名特支有意先介绍谢苔岑同志加入左派国民党以为过渡，他表示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彻底改革旧社会，决不加入国民党，于是由李素若介绍参加了党的组织。
（二）
谢苔岑同志的专业是中国史。他在保定高师讲授中国史四五年，主要观点多来自章学诚和崔东壁，“五四”以后曾一度受“古史辨”一派影响，史观还很模糊。入党以后，读了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二书对他的史学思想的转变影响最大。从此以后，他的中国史讲义，就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但在七师受到广大师生群众的欢迎，别的学校，例如邢台四师的学生也自动翻印。
谢苔岑同志入党后的另一思想发展，即有计划的将大名七师办成为党的学校，具体的措施与成就计有：
（1）注意党的建设。在1927年至1930年前后三年中，发展党员一百余人（在工友及炊事员54人中，有32人为党员），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另有党团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及读书会，全校有五分之四人数受党的直接领导，学校主要行政职务如教务、总务等均由党员担任。
（2）注意教师的提高及团结改造工作。通过华北教联介绍，先后聘请张衡宇、李梦岭、王冶秋、张苏、千家驹等进步教师任教，对原有教师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帮助，而绝不轻易辞退，用以克服雇佣观点，树立“以校为家”思想。
（3）注意教学内容的改造。一般社会科学课程不用国民党和旧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尽量自编讲义或采用社联出版的进步著作（例如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李浩吾《新教育学大纲》等），以致使通过课业进行革命教育。此外，又提倡课外读书和个人钻研；当时党的刊物和马列主义著作，不仅在校内公开阅读，并且使该校成为直南宣传马列主义的中心。
（4）注意从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1927年红枪会攻打大名城，反对奉鲁军阀，他动员学生党员积极参加；将“以作为学”推广到社会科学方面（最初偏于科学技术锻练），组织学生作农村调查并以此合法的办学宗旨为掩护，将学生党员输送到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例如大名儒家寨和内黄（原属濮阳）沙区等革命老根据地都发轫于此。输送到农村的党员，与在校的党员师生保持经常联系，及时交流斗争经验。他自己也利用职务，不时到农村去。大名七师在当时已成为直南党的活动的聚会基地，上级党来人，也经常通过大名七师转赴各县。
（5）调整师生关系，加强全校团结。当时学校内部，不仅有党与非党的矛盾，并且也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其所影响的落后群众约四五十人，企图伺机破坏。他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尊师”教育，另一方面对非党教师提倡“教学相长”、“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用以消除旧教育传统的师生等级隔阂，将全校绝大多数团结到党的周围，从内部杜绝了敌人活动的空隙。他的这些工作的艰苦性，我们都曾目睹身受，而效果也极为显著。例如，1929年冬，一个新生在通信中说三民主义“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被大名驻军发现，将学校包围五天，大肆搜查。由于全校团结一致，终未查出党的任何秘密。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和工作，大名七师实际上已成为党的一所学校。从1927年到1930年前后三年中，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这些工作上的成就，完全来自党的正确领导，但谢苔岑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利用他的校长职务和社会斗争经验，所做工作独多，所起作用特大，确是一个出色的好党员。
（三）
1930年夏秋之交，立三路线贯彻到直南地区，未及纠正，就来了第三次“左”倾领导，地方党组织提出：学校买枪建立游击队，号召师生上大街撒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七师本来已为反动派所注意，而直南各县被逮捕和被通缉的党员又多为“七师”师生，这是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大名七师遂成为当地驻军严加监视的目标。
对此，谢苔岑同志认为：革命的客观形势虽然很好，可惜革命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赶上，正确做法，应以学校为掩护，培养党的干部向农村输送，在农村发动革命活动。他和我们都还没有能力对“左”倾路线给以分析，只是直观地认为，这是地方党组织的一个幼稚的做法，会把党暴露在敌人面前，受到无谓的损失。
我们的这些看法，被直南特委领导人指为“胆小怕事”，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时，我们一方面服从地方党的决定（拿出工资交党买枪，对被捕的党员竭力营救），另一方面要求向上级党反映我们的意见。1930年春，我从顺直省委回大名，向特委汇报省委意见，汇报后即令我退席，从此久无联系。很久以后，才知道我们三人都被开除党籍。
（四）
谢苔岑同志被开除党籍以后，首先考虑到，作为党的学校继续办“七师”，已无可能，不作为党的学校继续办“七师”更无意义。于是，辞去了校长职务。
谢苔岑同志在大名七师辞职以后，到北京女子中学和北京师范任教中国史。他的讲义传到大名七师，“七师”后任反动校长将它列为“禁书”，而学生则自动摊款，集体翻印，用以教育自己，在直南一带形成思想战线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场斗争（该讲义于1934年1月，由与党有联系的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名为《中国通史》，兹一并附上）。
大名七师换了新校长张达夫不到半年，学校闹了三次学潮，学生被开除者一百一十余人（其中党员五十余人，占50％），还有一部分学生被逮捕（人数已记不清）。学生向反动教育当局提出：“谢苔岑校长不回校，全体学生决不进校”等口号，反动派不得已再三请谢苔岑同志重掌“七师”。他于1931年春学年开始时，重返大名七师，于是受处分的学生，除被捕者及个别暴露者外，一律恢复学籍，继续学习。
谢苔岑同志返校后的情况是，学校行政和党所领导的学生活动，互不通气，往往发生矛盾。他每遇此情况，就对学生说理劝导，不能说服就妥协，决不和党闹对立。有几次反动军警当局，企图干涉学校风潮，对党进行打击，均遭到严词拒绝。
此时，谢苔岑同志已患病，不能工作。乃于1932年暑假辞职去北平治病。
（五）
谢苔岑同志在北平治病期间（1932～1933年），对党的事业保持一贯的坚定信心，认为问题发生在地方党组织上。当时有同志从陕西省委来，谈到斯大林充分发动群众战胜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故事，他在兴奋的欢笑中大声说“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做法，群众工作做到这种火候，必然无往而不胜”。在他回家养病的离京前夕，曾罄其所有，购买了大批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立志继续学习。
谢苔岑同志在回原籍养病期间（1933～1935年），直南的党组织正处在白色恐怖中，更因叛徒告密，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纷纷自首变节，革命陷于暂时的低潮。他用八年（1923～1932年）时间努力创办的大名七师，成为旧社会的众矢之的，学生在反动校长郭鸣鹤的摧残下，党员被开除殆尽（全校只剩下一个党员），指他为“罪魁祸首”；家庭误认他续弦以后积钱自肥（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或用以供给在狱的党员），对他极为冷酷；地方党组织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对他仍不谅解。在这样内外夹攻中，病情日益发展，终于1936年抑郁病死。
谢苔岑同志的这种遭遇，在直南的革命群众、青年学生及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中，引起深厚的同情，他一直被称为“谢老师”。从1936年起，我们又在大名七师负责行政工作，基于校内外群众的迫切要求，建立了一座“苔岑纪念碑”；抗战期间，又建立了一所“苔岑中学”，继续为团结直南文教工作者发生作用。
（六）
所有以上各节，在七大时曾在延安交换过意见，并有一致肯定的结论（没有文字结论）。我们二人，以此为根据都先后恢复了党籍。
我们对谢苔岑同志生前，较为熟悉，认为他在入党以前，坚决跟党走，在入党以后，为党所做工作很多，所起作用很大，在被开除党籍直到病危，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坚信革命的胜利，没有损害过党的利益，在他逝世以后仍然在直南党内外革命群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他所创办的大名七师，在直南、豫北党组织编写“党史”中，一致认为是“老直南党的策源地”。为此，我们要求党审查他的这段历史，恢复他的党籍。
当否？请批示。此致王从吾同志并核转
中央组织部
附件：谢苔岑编《中国通史》一册晁哲甫
王振华
1962年12月20日
这封信函发出的时间是1962年12月20日，快要过年了。按常理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晁哲甫、王振华同志来讲，谢台臣先生已经逝去了20多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这些问题去操心费神了，何况他们早已恢复了党籍。但是，他们还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出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党审查他的这段历史，恢复他的党籍。
信的末尾，写的是晁哲甫、王振华两个人的名字。
这里，作为后来人，我们为这封信的发出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生死不离！这里，既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坦荡的胸怀，也体现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和超越骨肉情感的同志般的友爱。写到这里，我们感到荡气回肠。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谢台臣先生的坟前应该是衰草迷离、一片荒凉了，他的后代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也多在远方。但我们知道，当这个消息在直南的大地上传诵的时候，生前不计名利的谢台臣先生，死后一定会含笑九泉，这也是他的同事、学生和后来人对他的祝愿。尽管这个决定来得有点晚……
（二）挽谢驱张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辞职后，河北省教育厅立刻派张达夫以督学身份来校视事。名义上是挽留，实际是取而代之。这时，大名七师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和团结广大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挽谢驱张”斗争。
1930年3月的一天，张达夫一到学校，就遭到了学生强烈反对。学生代表裴志耕等对张达夫说：
“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第二个人来掌其权，请张督学帮助我们挽留住我们的谢校长！”张达夫回答道：
“你们的谢校长辞意甚坚，厅里一再劝他不要辞职，但无法挽留，省厅批准他辞职是出于不得已，才派我来维持你们学校局面。现在赶紧开学吧。”
对此，广大进步师生并没有被他的伪装所蒙蔽，还是一再强烈地要求他离开。
从张达夫来学校那天起，学生一天几次找他，赶他回省教育厅。学生代表对他说：“张督学，你要赶紧回省，让省厅收回成命，请谢校长来校，这是最好的办法！”结果，张达夫还是赖着不走。
于是，学生派代表把张达夫请到会议室，说是有事。他一到会议室，就被事先布置好的80多人的罗圈阵团团围住。学生质问张达夫：“张督学，你什么时候走？”
“你快走，让谢校长回来！”
张达夫还是那一副老面孔，说：“我看谢校长辞意甚坚，还是开学吧！”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对着他高喊口号：
“坚决挽留校长谢台臣！”
“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任何人来掌‘七师’！”
围攻一个多小时，使张达夫狼狈不堪，同样也使得张达夫在学校呆不住了，只好搬到五女师去住。学生侦察好了他每天来校要走的路线，便在沿路贴上反对张达夫的标语，并且在大名七师校门口张贴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头牛用头拱“七师”的大门，旁边是手持镰刀和斧头的学生向拱门的牛扎去，下边的文字写着：混牛，你想掌“七师”吗？校内也不断出现“张混牛你滚吧！”等驱张的大字标语。张达夫派人撕掉，但次日又是满街满墙。
由于党所领导的挽谢驱张活动开展得很有力，张达夫无法维持七师的局面，过了六七天，省厅只好把他召回，派谢台臣先生再回大名七师主持工作。不过，这只是个缓兵之计，省教育厅的目的仍然是要张达夫最终接管七师。赶走张达夫后，教育厅于6月19日直接下令批准谢先生辞职，并于7月5日派张达夫接任大名七师校长。
张达夫到校后，首先辞退了进步教师，换上了一批国民党顽固分子，对工友任意训斥。他禁止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从多方面限制学生校内外活动，终日领着师生唱戏，什么“捉放曹”、“桑园会”、“法门寺”、“顶花砖”等，一天到晚锣鼓喧天，学校里整日乱嘈嘈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课倒成了课外活动。为此，学生曾多次提出意见，要他重视学业，但他始终置若罔闻，因而激起了群愤。不仅如此，据天津《益世报》记载：“该校当局为维持治安计，亦已正式在校设立公安分局，共有警察6人，大枪4支，盒子枪两把，昼有警察站岗，夜有校内戒严。”“学生精神，已失常态，其呆板气象多如囚牢一般，闻有‘今日七师变为文明监狱’之称云。”
9月下旬，训育主任李耀麟殴打茶炉工人，激起全校工友罢工，张达夫勾结军警，逮捕了全部工人，并开除。张达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广大学生又一次展开了“驱张运动”。
学校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学生开展暴动，驱逐张达夫。各班的学生代表如宋泮宫、杨友云、晁子亚、李大磊、裴味农、田辛甫、金兴田、崔子义等在学校西边的耕地里开会，商量驱张的办法，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开展罢课斗争，学生自治会主席宋泮宫领导，并组织了学生武装纠察队，由杨友云担任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