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为了解放南和、沙河、邢台，9月间，张力更率领南和县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解放了三座县城。1945年10月，张力更又率众支援邯郸战役，负责军粮运输工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张力更即在南和参加土改和扩军。1947年后，张力更调中共冀南区党校学习，中间为配合刘邓大军解放安阳，曾到安阳城东进行土改和反霸斗争。1948年1月，张力更参加整党后即调冀南区党委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复查，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2月，张力更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带领威县干部南下，任县长。8月，任湖南省常德市政府主任秘书。10月，为解放湘西地区，调任永顺地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为湘西剿匪做了大量工作。湘西剿匪工作结束后，1951年8月，张力更调任保靖县任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张力更出任湖南省瑶岗仙钨矿矿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又调任锡矿山矿务局任党委书记，从事矿山改造与生产。在这两个矿改造与生产的12年当中，年年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与改造任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1964年9月，张力更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1966年至1973年，由于受到“文革”的迫害，张力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12月恢复职务，出任冶金部长沙矿山研究院党委书记兼主任。1978年，又调任湖南省文联任党组书记。1985年，72岁的张力更离职休养，副省级待遇。
离休后，张力更开始撰写党史，将自己保存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进行了整理和回忆，撰写了从1931年在大名七师学习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扩军、南下等资料20余万字，把晚年的光和热献给了党和人民。
14.刘同方及其主要活动刘同方（1911～1943），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五花营村人。自幼跟随父亲刘敬明（教员）上小学，以后考入南乐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29年8月，刘同方考入直隶省立大名七师。在七师党组织的影响下，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他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部书记，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1932年，在反对校长郭鸣鹤的学潮中，由于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以刘同方等为首的17名同学被开除学籍。以后，刘同方离开学校到直南特委担任青年团书记。1933年8月，黄河自长垣县石头庄决口，长垣、滑县、濮阳、濮县等沿黄村庄一带汪洋一片。直南特委派刘同方到濮阳县救灾，并发动灾民有组织地开展向地主借粮、分粮、吃大户的斗争，为他们解决了许多衣、食、住的问题。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同方不顾个人安危，用特委仅有的一台油印机，印发传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刘同方同志受上级党的指派回南乐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并担任大队长。唤起民众，不当亡国奴，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南特委派刘同方到南乐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工作，通过“抗日救国十人团”，组织建立学习小组，印发了党章和入团志愿书等，建立了由郭献瑞、刘同方、陈仰贤三人组成的中共南乐县临时工委。1938年春，刘同方任边西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新建立的大名、清丰、南乐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并兼《火星报》主编。1939年，刘同方到南宫战委会任宣传部长。1940年，任直南文化界抗日救国总会组织部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推动和建立各级民众抗日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42年，党派刘同方任垂杨县长，上任的前一天，在镇南不幸被日军逮捕。在狱中他不仅坚持对敌斗争，还坚持学习、写诗撰词，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959年，《河北日报》曾刊登了他在狱中所撰写的诗三首，这里谨敬录如下：
一
屋外风凛冽，寒冷透我骨。自从被掳后，待死此囹圄；胜利在须臾，未能亲自睹，千古恨难灭，镇南一失足。二尔为我之敌，我为尔之敌；尔为侵我来，我为驱尔起；侵我为逆施，驱尔乃正义；逆施岂焉久？正义无时熄。今既为而俘，有死而已矣！从来逆从正，未闻正附逆。
三
困顿囹圄里，饥寒交相催，身瘦多垢腻，发长满尘灰；除此一片心，其余尽崩颓；堪羡窗前雀，往来自由飞。
刘同方一直在狱中和敌人斗争了半年多，后经党组织营救，终于逃出了虎口。1943年夏，党组织派刘同方任漳河县长。他不顾刚出狱的困顿就上任工作了。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中，他总是夜以继日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1943年闹灾荒，上级号召节衣缩食，严格开支，他带头执行，体贴群众，一言一行使同志们受到教育。在任漳河县长期间，刘同方特别注意对案件的处理工作，他经常教育大家说：“现在打官司的多是贫苦群众，这些人过去是告不起状的，也是不敢告状的，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民主政府，群众相信我们，敢来告状，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刘同方同志认真工作，关心群众痛苦的精神，深受漳河县人民的敬佩。
1943年12月，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出动万余人对漳河县进行大“扫荡”，消息头一天就知道了，县政府随军队由封锁沟南移到沟北。第二天，刘同方看到群众都没转移，心里十分焦急，为了群众，为了对敌斗争，13日，他和同志们在野外与敌人周旋了一天。傍晚碰到了一股敌人，因敌强我弱，难以突围，刘同方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斯人已去，然革命精神永远不死！
（二）大名七师学生党员领导的几次重大斗争
据记载，在直南革命斗争史上，曾出现过一系列大名七师学生党员领导的革命运动。直到今天，在直南一带还流传着他们领导革命斗争的故事。其中，以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最为著名。
1.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这时候，大名七师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着英勇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王从吾、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在濮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沙区农民斗争，在直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濮阳地处直南边陲，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地区。地主、官僚、劣绅残酷压迫农民，阶级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王从吾、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等经过研究，决定把千口、化村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民团总团长蔡鸿宾，以通过斗争蔡鸿宾打击其后台——县教育局长、濮阳县地主豪绅代表刘润之和温邢固恶霸地主温振刚。
1929年1月上旬，他们以农民协会的名义要求清查蔡鸿宾的账目，把蔡鸿宾软禁起来。几天后，农民协会查出蔡鸿宾有大量贪污问题，要其退赔，并让他保证以后再不向穷人摊派捐税。蔡鸿宾在农民协会的压力下，被迫答应。之后，蔡鸿宾图谋报复，跑到县城告状，诬蔑农民在乡间搞暴动，并鼓动其混进共产党内的儿子蔡兆麟叛变，揭发共产党人。蔡兆麟叛变后，便把党组织编印的小册子《白杨书札》等秘密刊物和文件，交给了地主豪绅。地主豪绅拿到了证据，便联合起来，准备对农会进行报复。
此时，为了庆祝斗争的胜利，显示农民协会的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在1929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六日），在温邢固村温家祠堂前召开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向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正当党组织筹备这次大会时，地主豪绅也在积极准备对农协进行反扑。他们不仅联络了濮阳硝河以西、井店一带的地主豪绅，而且还把滑县、内黄的大地主都串联起来，准备在农会开会那天包围镇压。
2月15日，按照计划，在温邢固村温家祠堂前召开濮阳县硝河两岸农民大会，到会的农民协会会员和农民约有2000多人大会开始，赵纪彬首先讲话，主要内容为成立硝河两岸农民协会，同时庆祝清算斗争的胜利。接着，刘汉生向群众讲话。正在这时，民团指挥杜金声带领手枪队突然闯入会场，一边开枪，一边上台抓人，会场顿时大乱。刘汉生、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当场被捕，王从吾跳到庙台底下，混在群众中才得以脱险。当场被打死3人，打伤数人。这就是濮阳县有名的“温邢固事件”。
这个时候，虽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由于濮阳一带各县的国民党多是由共产党员发展起来的，加上北方还由军阀统治着，因而濮阳一带一直还是国共合作的局面。在“温邢固事件”发生之前，党组织的负责人向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打过招呼，所以“事件”发生后，县党部便公开站出来为农民说话，肯定农民集会的合法性，指控民团开枪伤人，把为首的杜金声、蔡鸿宾、温振刚以及叛徒蔡兆麟扣押起来。这样双方都成了原告和被告。后来，地主豪绅串通了县长，以《白杨书札》为证据，咬定被押的赵纪彬等人是共产党，鼓动农民暴动，上告直隶省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也向省党部报告说，农民协会在那里开会，土豪劣绅破坏农民集会，镇压农民运动，并开枪伤人。省里便决定此案送交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这场官司从正月初六一直打到夏天。
在此期间，七师党组织积极开展了营救活动。谢台臣、晁哲甫拿出600元现洋，到北京、大名等地活动，请赵纪彬的父亲当辩护律师，最后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了赵纪彬、李大山两年徒刑，判刘汉生、王卓如取保外押；以杀人罪判处杜金生12年徒刑，后死于狱中；蔡鸿宾父子和温振刚等被保释。
1930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张含辉来到濮阳巡视工作。他召集王从吾、刘汉生、王卓如汇报研究濮阳工作。经过交换意见，大家认为，自从温邢固事件以后，一年来，濮阳县的农民运动陷于停顿，现在正值温邢固事件一周年，应当举行一个群众纪念大会，追悼死难农友，鼓舞群众，安抚死者家属，恢复农民运动。张含辉说：“鉴于刘汉生、王卓如正在取保外押期间，大会的筹备工作不宜公开出面。筹备组织工作就由濮阳县委书记王从吾负责。”
第二天晚上，王从吾在千口村小学召集十几个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
不久，王从吾在这个小学里又召开了有三十多村农民协会负责人参加的纪念大会筹备工作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纪念大会设主席一人，由王从吾担任；设一个指挥部，指挥全会活动，大家推举千口村的刘玉峰担任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交通队、密探队、纠察队、特务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开大会时凡参加会的人，一律自带枪支、长矛、大刀、棍棒等自卫武器，要全副武装。筹备会决定，各村的准备工作要秘密进行，大会召开之前不准向外泄露消息，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临时通知。
1930年2月4日（阴历庚午年正月初六），正值温邢固事件农历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千口村北的猫坟上。猫坟的北侧，搭了个祭台，上方横幅写着“追悼死难农友大会”八个大字。祭台两侧挂着张含辉撰写的对联：“为自由流赤血诸君豪气贯云霄，备武装吊英灵我辈挥泪洗河山。”祭台正中并放着两张八仙桌，桌上写着死难农友的名字：赵锁成、郭银成、王四春、王德润、何二歪、何章顺、何顺夫等。
这天正是立春时节，春回大地，春色载阳。早饭后，王从吾和张含辉来到会场，几十名儿童团成员组成纠察队，人人手持红缨枪，在团长的带领下正在练唱《土地革命歌》。十点钟左右，硝河两岸三十多村300多名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手持各种武器，在各村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带领下，陆续来到会场。各村到齐后，王从吾宣布：“开会！”
大会的程序是：（一）鸣炮；（二）献祭品，读祭文；（三）致开会词；（四）特邀代表讲话；（五）通过提案；（六）儿童团高唱《土地革命歌》；（七）呼口号；（八）游行示威。
“轰！轰！轰！”三声炮响，农协会员代表将祭品献上，向死者英灵三鞠躬，读祭文。
王从吾致开会词，他说：“乡亲们！农友们！去年的今天，我们的农民大会，遭到了地主豪绅民团武装的袭击，这是他们破坏农民运动，破坏国民革命，我们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为死难农友报仇，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刘玉峰代表农协会员讲话。原定死难者亲属代表致答词。因为这位亲属代表怯场，原来想说的几句话到台上一紧张，讲不出来，只振臂高呼了一句“打倒土豪劣绅！”学生代表讲话照稿宣读。
接着是儿童团高唱《土地革命歌》：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除军阀！土地革命成功！土地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这首歌的曲子是大革命时期全国流行的老调。歌词是张含辉新填的。歌毕，高呼口号。
最后一项议程是游行示威，指挥部宣布游行路线：自千口村东头入村，出西头，向西北，经刘邢固、温邢固村，再向西经六村而北，经前化村、中化村、后化村，再向西南到井店镇。游行后，队伍自行解散。大会还宣布了四条纪律：
一、不准冲进地主家中；二、不准烧房毁物；三、不准打人、杀人；四、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游行开始，四路纵队按村依次前进。游行队伍手持各种武器，当走到刘邢固村刘耀先家门口时，高呼“打倒刘老耀！打倒刘小头（刘润之）！打倒土豪劣绅！”刘耀先家紧闭街门，不敢吭声，听任农民叫骂。
游行到温邢固村温振纲家门口时，高呼“打倒温振纲！”温振纲家紧闭大门，听任游行队伍叫骂。
游行到中化村、后化村时，高呼“打倒杜金声！为死难农友报仇！打倒叛徒蔡兆麟！打倒蔡鸿宾！”杜、蔡家同样紧闭大门，听任叫骂。
濮阳温邢固事件周年纪念大会，在濮阳早期农民运动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活动。它对恢复和鼓舞这一地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安慰死难者家属，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以后，县、村党的组织继续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发动农民，开展反捐抗税的斗争，使农民维护了切身的利益。党的威信在农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王从吾在他1940年写的自传中这样说到：“温邢固事件武装追悼大会后，群众的组织与情绪不仅完全恢复了1928年的原状，并且超过了。”
2.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
磁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25年，磁县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25年，在党的领导下，六河沟煤矿工人就向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举行了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到了1932年，王子清、王维纲领导的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又把这一斗争形式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磁县中心县委书记刘大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