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环境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不能没有政治的视角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政治角度研究小说，是否一定要直接服务于当前的政治需要，治经学所遵循的“经世致用”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小说研究？如果古代小说研究不能照搬这一原则，那么其自身的价值何在？这是回顾20世纪学术史不能绕避的问题，也是今后学术研究所面临的实际课题。如果说明清两代是古代小说创作的鼎盛时代，那么，20世纪则是小说研究的辉煌世纪，不过其间也有喧闹、暗淡。辉煌与暗淡的交错构成了百年小说学术发展历史的主脉络。进一步说，20世纪的小说研究是在两类文化思潮的交相作用下进行的。一类是在实用理性指导下，伴随着救国图强运动而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一类是伴随着文化解放运动而兴起的以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学术思潮。文化——学术思潮出现于“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构成了本世纪小说研究的两大学术高峰，20世纪小说研究的辉煌集中体现在这两个高峰时期。“经世致用”思潮伴随着一次次的救国热情和政治运动风涌了大半个世纪，形成了连接文化——学术思潮两大高峰的主线。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研究在这一思潮的强力作用下，改变了学术研究价值追求的走向，由向内的文化学术建树的追求，转为向外的追求现实政治价值的实现；将学术文化的多元扳向学术——政治的单元。其结果，虽然增强了人们对古代小说社会政治价值的理解，客观上扩大了小说评论的影响，有益于抬高其学术地位，但是却从根本上偏离了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定性。学术的深厚文化意蕴被狭隘的政治流行意识取而代之，文化——学术的建设因外力作用而扭曲、出轨，乃至停滞了。我们在回顾一个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历史并充分估计其成就的同时，理应对２０世纪这一特殊的学术——政治现象加以深刻的反思，摸清事实，弄明危害，探寻病源，研究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形势下，古代小说研究的文化价值所在，以使此后的小说研究在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前提下，得以健康地发展。
第一节对“经世致用”思潮的审视
“经世致用”是古人治经学、史学的原则和宗旨，意在强调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治国。“经世”，意为治理国家，使天下之事如织布先经后纬一般有序。《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段玉裁注：“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论》：“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一文中说：“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这里“治国”与“经世”并举，足见“经世”即“治国”。“致用”一词，意为尽其所用。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将“经世”与“致用”两词合在一起，其意为： 尽其所学用于治理天下。 “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基本原则，早已有之。先秦诸子学说就是应需而生，因用而存的。儒学本身就是治世之学，从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兴盛于汉代的今文经学用意在经世致用，借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汉代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寻找理论根据。南宋时期，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胡安国以及陈亮、叶适等尤重视事功与致用。胡安国之子胡宏说：“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胡宏《五峰集》卷二《与张敬夫》。《四库全书》卷一三三七，第135页。 明末清初，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提倡，“经世致用”成为一种社会学术思潮。黄宗羲主张：“受业者必先空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全谢山《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顾炎武进一步提出“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治学宗旨，强调：“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四库全书》，第113页。 雍、乾、嘉三朝，生活在封建专制刀光血影里的文人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从积极用世转而避世于古书堆中，经世致用之学遂演变为“一心只为稻粱谋”的考据学。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统治危机已经显露，为了克服危机，寻找出路，人们比较多地注意了经世致用之学”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五编第一章第六节。 。进入20世纪以来，救亡图强的呼声和努力几乎没有停止过，启蒙改良运动，革命热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接连不断，从19、20世纪之交，到80年代末，“经世致用”思潮呈日趋汹涌猛烈的态势。 把经学、史学与“经世”治国拧在一起，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一来，因为经学、史学、子学本身就是关于如何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学问，带有很大的实用性，经世治国正是它们的目的与价值所在。如果研究经史子学丢掉了直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治的起码宗旨，就易流于空疏，成为无用的迂腐之学；当“经世致用”之学作为这两大弊端的对立面提出来时，其拨乱反正，促进学术建设之意义已超越了治学本身。二来，“经世致用”思潮往往是当国家、朝政处于危难之时文人们的救世呼声，是时代精神、自强精神、爱国热情在中国学术领域的高扬。因此在政治学科和其他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和治学精神理所当然地应长久坚持下去、发扬开来。 然而经学、史学不是文学，经史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前者以儒家经典、史书为研究对象，后者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前者研究的目的在于直接为政治提供历史借鉴或理论指导，而后者则是通过影响人的文化精神世界而作用于社会的。它意在复现一个美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天地，使读者在那里找到自己所期望的或未充分感知的生活，因此“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不适用于文学研究是显而易见的。若以此指导文学研究，就必然导致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导致扭曲学术，削弱学术，乃至取消学术的独立性，使文学研究沦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的“载道”工具。20世纪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历史已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节“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的
小说研究历程20世纪是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成为文人兴奋点的时代，一个“经世致用”思潮风涌了大半个世纪的时代。纵向观之，这个世纪“经世致用”思潮对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二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阶段；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新时期经济建设阶段。
一、 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阶段
２０世纪最初二十年，西方文化风刮得很猛，国人接纳西学，意在救国，着眼于维新或革命，倡导“西学为用”。尽管西方的小说观念、理论给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多用于政治，因需而取。小说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视小说为“载道”工具，借小说评论鼓动、宣传改良和革命。二是从政治的立场出发，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为革命目的研究评论小说。小说和小说研究的丰厚文化意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便被引向了政治的主渠道，影响了其全面健康的发展。 梁启超是将小说研究导向政治主渠道的率先作俑者。这位２０世纪中国第一位“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响响亮亮地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口号。他不同于主张“通经致用”的旧学者，而主张以小说治世，认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并借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大肆宣传，鼓舞并团结了一大批舆论中坚力量，形成了浩大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使小说评论刚刚进入20世纪，便呈现出红红火火的态势，大有“小说救国”的气象。梁启超的努力对于改变传统的小说观念，提高小说研究在学术界地位所起的作用，几无有与之比肩者。然而，其弊端也同样突出。言小说之作用，往往偏激、夸大，偏重其外向功能，而忽略其内在本质，梁启超的小说观仍未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思维模式。 维新派小说理论家对具体小说的评论也往往局限于“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的政治视域。侠人评《红楼梦》道：“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定一评《水浒传》曰：“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至于“四大谴责小说”，也明显受了梁启超“小说革命”理论的影响，意在揭露丑恶，“一心要救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者在鼓吹革命时，同样将小说作为“提倡国民之思想，发达人心爱恶功力甚钜”的利器叶氏《女狱花》序，泉唐罗氏藏本1904年。。尽管革命派运用西方理论探讨小说比维新派在理论上又深入一层（如探讨小说的艺术奥秘，主张小说“务合于社会心理”等），然而在推翻异族统治的问题上，革命派的态度更坚决，更具有革命性，因此他们的小说理论也就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革新政治”、“图存救亡”的政治愿望。他们特别喜爱直接描写反清斗争的历史小说，创作了一批如《狮子吼》、《革命军》之类的革命小说。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国之志”，以便“将来建立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和的政府……成世界第一的强国”张肇桐《自由结婚·弁言》，自由出版社1903年版。。这一派小说评点家们，借评点小说极力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王钟麒评《水浒传》：“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王钟麒《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2期。燕南尚生称《水浒传》为“祖国第一政治小说”；施耐庵则是以“民权之思想”、“尚侠之思想”、“女权之思想”写《水浒》的。他们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有色眼镜观察小说，于是一切小说皆为鼓吹政治的革命小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小说研究，虽有一定成绩（如许念慈的小说理论），但总的说来，他们是为政治而研究小说，为革命而研究小说，同样犯了将文学研究与政治斗争混为一谈的色盲症。
二、 无产阶级革命阶段
三四十年代，“经世致用”思潮对小说研究的影响和渗透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评论小说；二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小说评论的主要思维方式；三是４０年代后，小说研究与党的实际政策的结合。 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社会学批评方法也随之确立起来，小说研究更注重从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入手，在一个时代文化大背景下观照一部作品，有效地防止了评论中常犯的随意穿凿毛病，小说研究的科学性也因之增强。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引入小说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境界，一方面也加重了该学科的社会学内容和政治色彩。因为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要弄清一部作品，研究一部小说，首先要打艰苦的“外围”战。“第一我们应当先明白中国的社会，其生产力是怎样，其经济的关系是怎样。次之，在其上所建立的政治道德、法律诸形态是怎样；其上所表现的如哲学、思想、观念等各种意识形态又是怎样。倘若这些没有明白认识，那么所谓国故的整理、文艺的研究至多能做到分类排比次序的功夫。”仲云《唯物史观与文艺》，《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1930年。细细想来，须弄清的这一大堆问题，有多少与小说自身的特点直接相关？而不同的被研究对象一旦处于同一个时代，那些要弄清的社会背景大同小异，于是背景的研究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反倒因占去大量篇幅而相对减弱了对文本自身特别是艺术美学问题的探讨，这种思维结构必然导致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忽略作品艺术的倾向。 三四十年代是战争的年代，也是阶级斗争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战争中敌我分明，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的对立思维方式，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谋而合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术界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主要方法，成为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固定模式。“没有斗争就没有戏剧”，“小说也离不开矛盾，离不开斗争”姚雪垠《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大时代文艺丛书》第二集，1943年。，于是小说的分析成了阶级分析，情节的展开也不过是一连串矛盾斗争的开端、发展、高潮、结束等。由于阶级概念、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纯属政治学的范畴，将其引入小说研究领域，在小说艺术形象上打上阶级符号，自然会加重学术研究的政治色彩。陈独秀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水浒传》，认为一部《水浒》的意义集中体现在“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诗里。谢无量称《水浒传》一书的价值在于“赞成平民阶级和中等阶级联合起来办革命的事业”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潘力山批评说：“陈独秀和谢无量想把《水浒》挪来‘社会主义化’、‘平民革命化’”潘力山《水浒传之研究》见《力山遗集》第四编，第401页，上海法学院1932年版。。潘力山的话并非虚言，谢无量在《明清小说论》一文中，以是否革命为标准，将古代小说分为“硬心肠”、“软心肠”两大类。元亡之后的小说除罗贯中的作品外，都被划到“软心肠”的圈子里而一一加以否定，如《金瓶梅》“煞是卑俗”，《红楼梦》“狐猸气”，《儒林外史》“头巾气”等等。这种将敌我划分方法拿到小说评论中来的做法，实在幼稚得可笑。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导致排斥异己，走向一元化。既然先进政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党制定的政策也就必然指出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历史的规律和时代的本质，所以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要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党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中。周扬曾经明确地指出：“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1945年，见《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于是“人民性”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尺度，凡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都是优秀的作品。显然这种评判不是来自文学性本身，而是迎合了与实际政策结合的政治需要。
三、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小说研究的政治化虽时有纠正，但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以致闹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空前浩劫。这二十多年的学术政治化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社会学批评的“家天下”导致小说评论的政治化。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界的地位虽日益提高，但仍是“百花”中的一“花”，还有众星捧着。进入50年代，除了从前苏联传来的文艺理论外，其余的“众星”统统被“罢黜”了。斗争论处于“独尊”地位，阶级斗争成为“纲”。“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于是政治成为“统帅”、“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古代文学研究有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和标准：“我认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应该如毛主席所说，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必须有阶级观点”，“应该尊重历代人民群众的创作”，否则“就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周扬《怎样评价古典文学》，《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第10页。于是小说研究的历史同文学史一样成为阶级斗争贯穿的历史。小说名著也成了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说《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倒也罢了，孙猴子也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红楼梦》里的路线斗争竟划到了姊妹之间，父子之间，丫头之间。无往而不阶级斗争，无事而不归于政治。二是政治的强大控御力，使小说评论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化为政治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主体（如５０年代的“批胡”、“批俞”运动，文革中的“评《水浒》”、“评红”热等）。小说研究成了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随意捏弄出来的假古董。今天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明天又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这种政治强暴学术的文化畸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小说评论在实现了“经世致用”的同时，自身的学术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
四、 新时期经济建设阶段
十年浩劫实质上是中国机体潜伏着的封建病症的总爆发，它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完结。２０世纪最后二十年，小说研究同文学研究一起进入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迎合了中国人摆脱牢笼，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解放心态。一切都在回归，向着“五四”精神回归。向着人的本体，人的自我世界回归。学术也从政治的牢笼里逃了出来，寻找自身原有的位置，整个文学研究界，经世致用思潮被迅猛而起的以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学术思潮取而代之。于是考证热、美学热、主体热、方法论热、文化热、文献热的学术热浪相继涌起，并在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活而充分的体现。然而，封建的腐朽势力还顽固、普遍地寄存在正在变革着的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在小说研究中，与“经世致用”相关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依旧时常冒出来。如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构想；以经济眼光观察古代小说，从《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古代作品中寻找经济管理事例的做法；以及为了迁就获取经济效益的出版要求而导致小说研究的市场化等等。一句话，小说研究由过去的“政治化”又转向了“经济化”。似乎唯有如此学术研究才有用，否则就是与世隔绝的“孤芳自赏”，就是毫无意义的智力消耗、生命消耗。“经世致用”的阴魂在学术界尚未完全消散，尚未被每一个研究者清扫出内心世界。
第三节“经世致用”思潮留给
小说研究的教训横向看，在“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服务于政治是古代小说研究的显著特征。其服务形式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 为实现政治斗争的目的研究小说。如梁启超、夏曾佑等运用小说评论从事政治改良活动；王钟麒、燕南尚生等运用小说评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论；陈独秀、谢无量等借评论小说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政治领袖借小说评论对全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教育；“文革”中，政治野心家借小说评论从事打击政敌的政治斗争等等。（二） 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来所形成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时代背景到作家作品，以社会政治价值评判为中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三）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四） “实际政策”的政治导向乃至“控御”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见《周扬文集》第一卷，1945年。。（五） 适合形势需要，用既定的理论评论古代小说，或迫于政治形势和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不得不为流行的观点做注脚，写违心的文章。如在批胡适、批俞平伯运动以及“评《水浒》”、“评红”运动中出现的文章和被批评者的“认罪”文章等等。的确，上述从治世目的出发研究评论小说，曾给小说研究带来过“辉煌”和风光。无论是维新派“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的呐喊，还是革命派“振兴小说”“以救国民”的呼号；无论是视小说“为治乱存亡之原动力”黄人《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还是将其视为资产阶级“利用小说反党”的“新发明”；无论是文人积极参与的批胡、批俞大会战，还是全国百姓投身其中的“评《水浒》”、“评红”热，都将小说评论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然而，这种“辉煌”、“风光”是外加的，它不是来自于小说文本自身，不是植根于科学文化土壤。因此，一方面其结论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学术的不断被扭曲，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一，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都是一个自足独立的世界，而且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学科发展愈分愈细，即使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新的跨学科的建立来实现的，学术发展绝无兼并、统一。学科的自足性与发展的分化孳生态势，与政治、经济的由分而合的发展走向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不能把搞政治经济的思维模式强加于学术，更不能把各门学科，特别是非应用性的社会学科的理论都统一到政治上，不能用政治理论取代丰富的文化思想，更不能做以政治取代学术的蠢事。
教训之二，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具有多元性，多元性文化的生成需要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任何外力的干预，任何一元化的强制都是有害的。这不仅是被２０世纪学术发展正反面的经验所证实了的，也是从中国几千年学术发展的正反实践中得出的一个公理。
教训之三，正因为小说“经世”论不来自于小说自身，乃至于违背小说研究自身的性质、规律，所以，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不是游离其外便是发生大的偏差。如梁启超认为古代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两端”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务报》第八册。，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卷第1期。；黄人说《西游补》“以火焰山寓朱明焉”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第2期。；蔡元培认为《石头记》中的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至于用主观化的阶级斗争论分析小说所得出的种种怪论（如儒林“丑史”说，《红楼梦》写的是“父党与母党的斗争”等等），其谬误更无须待言。
教训之四，正因为在“经世致用”论指导下的小说研究重“外”轻“内”，所以必然导致重视小说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忽略其艺术、美学和文化的价值，而其政治价值又具有因势而变的不稳定性，所以政治价值评判极易成为对社会政治流行意识的图解，至于学术性、科学性受到轻视，则是不可避免的。考证出作家的生卒年，考证出哪个版本在前，哪个在后，对于政治，对于社会改革又有什么价值意义呢？考证方法受到鄙视正是这种价值观作祟的必然结果。胡适当年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的做法在“经世”派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美学的艺术的分析也因与“经世致用”隔得太远而遭到了冷遇。总之，以政治标准和社会功利标准衡定小说研究价值，势必将小说研究这种学术活动、文化建设揽入政治、经济的框框里，势必无视小说研究自身的独特性，势必削弱乃至窒息学术自身的发展，走向自毁文化的庸俗功利主义的歧途。
教训之五，正是由于“经世致用”注重实用性，轻视思辨性，所以在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着眼于“用”，满足于“用”，不利于做更深入更艰苦的“化释”、创造工作。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期，自汉代以后，巨大的创造力转化成了巨大的融蚀力，创造力在当世的实用领域中，生存着、削弱着。中国文化能融蚀庞大的印度佛教文化，能将其改造为中国士大夫用起来方便的禅宗文化，却不能创造新的中国宗教。中国学术可以吸收由前苏联输入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但在“经世”的实用中，将其渐渐地庸俗化了，而未能创建出新的中国批评方法。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文学研究界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尚且处在“学”和“用”的阶段，还没有达到消化、吸收、再生出第三种文化的历史水准。问题就在于只着眼于用，这无疑与传统的实用理性有关。 20世纪的学术研究成功的例子，从另一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学术就是学术，抛开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反而“无用”成了有用。如吕思勉用西方的小说理论特别是美学理论分析小说的性质；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剧论评论《红楼梦》；胡适以“实用主义”改造乾嘉学派；鲁迅结合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文献校勘学写《中国小说史略》；冯雪峰、何其芳、吴组缃等将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评论小说名著等等。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经世致用”派，没有一个为政治、为现实利益而研究小说，却为20世纪的小说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有趣的是，愈是抱着服务于政治或服务于当前社会现实目的去研究小说，其运用外来理论便愈生硬，愈幼稚。所以在20世纪小说研究史上，“经世致用”派留下了理论建设失败的记录。不要说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小说理论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初期运用阶级论和唯物史观评论小说是如此，建国后社会学批评随着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而日渐走向庸俗化更是一个铁证。这是近一百年来学术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