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案犯张文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此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于是各种传闻蜂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魁玉担纲初审，魁玉的奏折8月28日到京，同治帝览后“实深骇异”。
两江总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29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审出，据实奏闻。”
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文祥一人所为，因此连下谕旨，口气越来越严厉。连审数日，并没用刑。马新贻亲信、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十分不满，要求严刑讯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
老奸巨滑的张之万很清楚，这个案子不管怎样审，怎样结，都是两头不落人。审不出主使人，马家不愿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慢慢地审，耐心等待调补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到来。
12月12日，张之万、魁玉奏道：“凶犯张文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愤恨。适在逃海盗龙启沄等复指使张文祥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
草草结案的复审
上谕除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不仅主审大员撤换，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
曾国藩接到任命之后磨磨蹭蹭，就是不起程，似乎对赴任两江总督毫无兴趣。其实他一直密切关注江宁的事态发展，非常关心那个背后主使审出来没有。
1月2日曾国藩抵达江宁，14日接印视事。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历时3个多月。曾国藩很沉得住气，一直到郑敦谨抵江宁，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只在郑敦谨来到的前一天，他才调阅案卷，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
这段时间里他在干什么呢？一是接客聊天，二是看《阅微草堂笔记》。如果说这两个多月有关刺马案的活动，那就是他给马新贻作了一副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
2月18日，郑敦谨抵江宁，隔一天即正式审案。连讯14天，该犯一味狡赖，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一直默默听着，很少发问，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难怪自己连审14天，终没有结果，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他打定主意，审讯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孙衣言、袁保庆可是坐不下去了。孙衣言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张文祥，对郑敦谨说：“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郑搬出魁、张的法宝堵孙的口，不过话说得更好听一些。
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所不同的是：
第一，特别强调张文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第二，对张文祥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拒绝在奏结上“书诺”签字。不过，郑敦谨、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们也有应对的办法。他们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把朝廷蒙在鼓里。在上奏的同时，把供词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案。郑、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3月26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孙衣言在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中，慷慨激昂，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孙衣言的文章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大有隐情。但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啊。斯人已作古，让他去吧，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
“刺马”的背后真相
时人传言，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文祥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
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祐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祐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文祥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掩盖罪证，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熄。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倚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至于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虐抢掠。左宗棠直言不讳地批评湘军，他认为这都是胡林翼为了一时对付太平天国，招募巨盗所致。曾国藩对湘军的为非作歹也很清楚，他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
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击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文祥立碑等等。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马新贻被刺身亡，又有身后之玷，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而且又有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适应玩家的口味。若马新贻不死，也是百口莫辩。史家亦是望而却步，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
跋这本书从创意到落笔编写，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其间有“9·11”事件，有亚辛遇刺，有哈里里遇刺，有“3·19”闹剧，更有无数“人弹袭击”的惨烈消息，从地球的各个地方传来。
在这个新世纪之初，像笔者这样每天在街头讨生活的熙熙攘攘的市民，就在清冷的阁楼书架中间，平静度日好了，我们为什么要思考一个关于刺客的遥远话题？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喜欢看烟火、看功夫片、看战争、看灾害、看正在发生的苦难，我们有时激动，有时焦急，有时悲从中来。我们仍处于一个信仰英雄主义的时代。虽然调侃正义与英雄的搞笑电影有时大行其道，但到关键时刻，我们会抛却史莱克和豆子先生，而投向蜘蛛侠，信赖终结者。
但事物永远是相对存在的，有善就会有恶，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有英雄就会有刺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存在政治和权术，存在不平等的阶级划分，就会有上层内争的血透垂帘，有平民豪客的一怒拔剑，战争是整体政治的流血极端形式，刺杀是个人政治的极端终结。所以古来士人好言兵法韬略，坊间多传侠客故事。
所以，看这鱼肠剑的掣出，这荆轲顾笑舞阳，这流亡政客书房的残阳，这萨拉热窝的桥头怪客，这深渊，这厚幕，这乱岗，这无名的髑髅，这泛起涟漪的血池，这哈姆莱特的自嘲，这殿上搏斗的苍鹰，这高耸的杀手之山，这忍者的影中之会，这旋舞的血滴子，这炫目的孔雀翎，这骑士的承诺，这参孙的叵测情人，这浸透毒液的子弹，这无名的灯火，这迷失者的不归远途，这伤挽和招魂歌诀，这杀手的不期而至，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平淡的生活中，我们渴盼乐忧彻悲的体会，或寄托于一幅绚烂错综的后现代画作，或寄托于朋友一个邪性的话题，或一本奇幻的小书，孩子嚷要去逛动物园，年轻情侣相携去看《金刚》，是人之常情。
我不吸烟，无法想象看烟云缭绕于架上群书间的情绪，只会在阁楼的斜窗间看月色云影，把那天色认做自己的云母屏风。但在书案如冰的夜里，能有多少人在独坐看书，乃至以《汉书》下酒，至少仰望星穹，而有所思？
所以，本书不是为有好勇斗狠的人编写的，不是为“增益其所不能”而作的，更不是为有野心的另类人士而作。这本速朽的书，只是为那些与书为伴的人，在寂寞的时候有种下酒物而已。
自甘犬儒的隐士，生怕来访的国王挡住自己身上和煦的阳光；皇宫金门外的乞丐，乐得坐看权贵的生死争斗潮起潮落；以花花草草自娱的平凡读书人，也可在于外物已持不动之心的时候，看关于刺客的激烈文字，而悠然自乐一会儿。
于兰亭苑某宅阁楼上
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5年。
[3]《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4]（美）戴尔·卡耐基 著，叶维明 译《亚伯拉罕·林肯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
[5]鲁迅《故事新编·铸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鲁迅全集》）。
[6]鲁迅《朝花夕拾·女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鲁迅全集》）。
[7]罗贯中《三国演义》（毛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8]陈寿《三国志》，岳麓书社，1990年。
[9]梁羽生《江湖三女侠》，花城出版社，1983年。
[10]杜光庭《虬髯客传》（《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11]刘安《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
[13]（伊朗）志费尼 著，何高济 译《世界征服者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4]《圣经·士师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