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曹操，谁还符合这个标准？人才辈出，英雄、奸雄、枭雄多如过江之鲫的三国大舞台中，刘备英且雄，孙权枭而雄；关羽、张飞、马超之辈，勇而不英，只是一介武夫；程昱、张昭、诸葛亮之流，英而不雄，不过是强权的附属品；袁绍、袁术、刘表之类，不英不雄，充其量是绣花枕头。惟有曹操，既英，也奸，且枭，才是真雄。
我说曹操是真雄，肯定有人不同意，因为曹操有篡逆的嫌疑。一个“篡逆”者，怎么能是真雄呢？
⒋钳制与尊奉之间
公元189年，灵帝死，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与张让为首的宦官在倾轧、火并中同归于尽。同年底，西凉军阀董卓进京（洛阳），废立皇帝，毁坏朝纲，秽乱后宫，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次年，以花花公子袁绍为首，关东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装腔作势一番，在世人面前秀了一把，然后一哄而散，各自忙于占山头，抢地盘，你砍我杀。
公元190—公元196年这段时间，东汉朝已迁都长安。朝廷方面，董卓、王允、李傕、郭汜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擅权。地方军阀方面，刘虞、刘岱、韩馥等相继败亡。公元196年（建安元年），献帝在董承、杨奉、韩暹等护送下，逃离人间地狱长安，回到鸡犬不留的洛阳，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此时曹操的大本营在颍川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曹操派兵将献帝迎入许县。面有菜色的傀儡皇帝、叫花子皇帝刘协，在曹大将军的护佑下，终于能吃上饱饭，睡个安稳觉。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曹操政治生涯的里程碑。这个历史事件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奉天子以令不臣”。“挟”是“挟持”的意思。
挟持皇帝，这还了得？曹操这小子，狗胆也忒大了些吧？但曹操不这样认为，他说的是“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出自袁绍的谋士沮授之口。献帝东归，受阻于曹阳的时候，沮授也曾经给袁绍出过主意，赶紧把皇帝弄到身边来，其原话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可惜袁公子没这个眼光，也没这个气量。
这两个说法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同，当时的当事人（复数）拿其中的一个说法指责对方，拿另一个说法为自己辩解；后世的学者也认为这两个说法性质不同，并拿其中的一个说法给曹操贴政治标签。
从字面和语义看，的确不同。“挟天子”是“挟持、挟制天子”；“奉天子”是“尊奉、维护天子”。“令诸侯”的诸侯是朝廷封的；“令不臣”是针对叛逆者，以维护朝廷的尊严和权威。
对“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令不臣”两句话如此这般的解释，已成为通说。
我则对上述“通说”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去查查《辞源》就知道，“挟”的原意是“夹在腋下”或“从旁钳住”，可引申为“辅翼、挟持、钳制”之意。其实，“挟”字还有一个引申义：“倚仗，恃以自重。”
“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这句话，是沮授为袁绍制定政治纲领或战略规划时说的。
沮授原是冀州牧韩馥的谋士，袁绍巧取豪夺，把冀州从韩馥手上弄过来之后，沮授也就随了袁绍，成为袁绍的首席谋士。沮授这个家伙，不仅忠诚刚烈，而且极有水准和品位。起初，沮授在袁绍集团军中，相当于总政委兼总参谋长的角色，规划蓝图，整纲建制，出谋划策，多有建树。到官渡之战（公元200年）前，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军权，在袁绍的大本营里坐起了冷板凳。官渡之战，袁军溃败，沮授被俘。曹操不忍杀之，想收为己用，也就放了他。沮授却想逃回袁绍处，曹操才不得已杀了他。
高水平、高品位的沮授对自己的主子袁绍所说的“挟天子”，是严肃的政治纲领，应该不是“挟持（挟制）天子”吧？沮授所说的“挟天子”的原意，应该是“倚仗天子，恃以自重”。即使“挟制”天子，沮授也不会公然表达出来。
曹操的政敌把曹操死敌袁绍的谋士所说的话，曲解为“挟制天子”，反过来套在曹操头上，用心良苦，目的不问可知。
我们也可以看看陈寿是怎么用“挟”字的。《三国志·张杨传》说：“建安元年（196），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张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毫无疑问，当时杨奉他们“挟天子”，不是挟持、钳制天子，而是辅翼、尊奉天子。
不管今人如何理解“挟天子”，《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说法，总是值得参考的吧？
就算我的说法不入流，仍按“通说”说开去。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只是字面上的不同、语义上的不同。“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曹操方面的说法（曹操谋士毛玠的原话）；“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沮授的原话，是曹操的对手们（如诸葛亮、孙权）强加在曹操头上的。
事就是那么回事，即献帝住在曹操的大本营里，既受曹操保护、尊奉，又受曹操监视、挟制，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曹操方面叫做“奉天子”，曹操的政敌把它叫做“挟天子”。曹操把中央政府搬到自己的大本营来了，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曹操方面叫做“以令不臣”，曹操的政敌把它叫做“以令诸侯”。
乍看起来，确实是两回事，究其实，理就是那么一个理。事实相同，说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相同；表象不同，实质相同；感受不同，效果相同。
事情的真相是，曹操既奉天子，也挟（倚仗又挟制）天子；既令不臣，也令诸侯。这就是曹操的高明之处。董卓、袁绍、袁术那些笨蛋，是干不出这手漂亮的活计来的。
董卓为了树威，行废立之事，冒天下之大不韪，骤兴急亡，死于非命。
袁绍欲另立皇帝（刘虞，未成），等于是另立中央，与合法的中央政府对着干（即使中央政府控制在万恶不赦的董卓手里，仍然是合法的中央政府），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心。
袁术自立为帝（公元197—199年），乱哄哄闹剧一场，成为过街老鼠，死后贻笑大方，连国号和年号都未载之正史。
只有曹操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是策略。什么叫“懂政治”？弄清楚权力的来龙去脉，把握住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就叫“懂政治”。
为了达到个人或组织目标，使用恰当的、巧妙的方法和手段，就叫“懂策略”。
董卓公然藐视皇帝，侵凌皇权，结果是“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
袁绍想另立皇帝，想轻易地转移重如千钧的最高权力，即使刘虞上当当了皇帝，袁绍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非法的。
袁术自立为帝，将自己权力的大厦建立在沙滩上，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曹操清楚地知道，虽然此时皇帝的权威荡然无存，皇帝的价值一落千丈，但如何对待现任皇帝，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如何巧妙地利用现任皇帝，是最大的策略问题。
打个比方，刘协这个十六岁的小皇帝，就像一只快到更年期的老母鸡，已“鸡”老珠黄。但是，杀了吃肉，或赶到荒郊野外，或让它露宿街头，都是不行的。那就干脆把它搬到自己的鸡窝里来，无非给些残羹冷炙，再找个骚气勃勃的年轻公鸡，强奸它几回，说不定给自己下几个蛋，孵出一窝姓曹的小鸡来。
曹操懂得，什么上屋抽梯，过河拆桥；什么声东击西，围点打援，只是武夫们玩的小把戏而已。真正高水平的政治策略是借鸡生蛋，借壳上市，借尸还魂。
从公元196年到207年这段时间，曹操四面强敌环伺，北有袁氏集团，东有吕布，南有袁术，西有凉州军阀。到207年底，这些地方武装一个个被曹操收拾殆尽，三郡乌桓也被赶出塞外。公正地说，这段时间曹操对皇帝是“奉”大于“挟”。献帝刚到许都时，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不满，曹操便客客气气地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袁绍，还请求皇帝封袁绍为冀、幽、青、并四州州牧。
随着北方的统一，实力的增强，权力的巩固，曹操对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大。公元208年，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这时候，恐怕“钳制”就要多于“尊奉”了。
曹操的自任丞相又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东汉王朝是不设宰相的，由三公分治国家，决策权在皇帝手里。太尉主军事，司空管监察，司徒主民政（包括财政，承担丞相的大部分职责）。
在三公治理体制下，强势的皇帝可以对三公分而治之，分而制之，可以大权独揽。而在丞相治理体制下，相权是皇权相对的一极。理论上，丞相管理整个帝国，皇帝只有决策权，相当于现代企业理总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
现实中，皇权与相权之间往往难以平衡，强势的皇帝，可以把丞相当泥人捏；强权的丞相，可以玩皇帝于股掌之间，成为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比如曹操。
自从曹操自任丞相以后，曹丞相的相权就与帝国的皇权分了道。如果帝国皇权是一条主线的话，曹操的相权从208年就分出了一条支线。而且支线越来越粗，主线越来越细。最后，主线消失，支线成了主线。
曹丞相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组织架构，配置亲信，清除异己的过程。权力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向王权转化。曹操的这个过程，有几个标志性的杀人事件。
⒌杀人有理还是惨无人道
曹操从一介书生，到名将、能臣，再到封公称王，在战场上杀人无数。战场上的杀人如麻暂且不论，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杀人的游戏，不杀人，不大批地杀人，那还叫什么战争？曹操在战场上的杀人，除屠城以外，也没多少可谴责之处。
问题是，在朝中，在自己的身边，曹操也一路杀将过去，鲜血淋漓。这就让历朝历代的全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了。
我们来看看，曹操在朝中杀了哪些人，怎么杀的，为什么杀，杀得对不对。
杀国舅
董承是董卓女婿牛辅的部曲，董卓和牛辅相继败亡之后，董承带着牛辅的部属，成了草头王。公元195年，董承被政府招安，与杨奉等护送献帝从长安回洛阳。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县后，封董承为卫将军，董承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献帝，被封为贵人（《三国演义》说董贵人是董承的妹妹）。公元199年献帝将董承晋升为车骑将军。
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开战前夕，车骑将军董承等被曹操诛杀，并夷三族。这就是建安初年的“衣带诏”事件。
曹操为什么要杀董承？董承所持的衣带诏是真是假？董承同伙之间有无立券书名、签字画押？刘备是否参与其中？这些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这些问题之所以一直还在争论，原因在于仅仅围绕事件本身而争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陷于事件内部，不及其余，不辨来龙去脉，不察前因后果，就像古人所说的置身庐山看庐山一样，峰岭不辨。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曹操要杀董承，即使师出无名，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我们来看看献帝迁都许县后做的几件事，就知道董承必死。
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刘协这孩子有当皇帝的素质，不像他哥哥刘辩，窝窝囊囊的。这就说明，刘协是个有胆识，有权谋，不甘长久雌伏的主。
公元196年，刚逃离西凉军阀魔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命朝不保夕的叫花子皇帝刘协，只是个16岁的大孩子（刘协与诸葛亮同年生，同年死）。刘协回到洛阳，又迁到曹操的大本营，有饭吃，有衣穿，有班上，曹操也比较恭敬，当然对曹大将军感激涕零。
世间的男人，酒醉饭饱之后，不仅思淫欲，还思权欲。何况，公元199年的时候，大孩子刘协，已长成19岁的男人，雄性荷尔蒙在血中的浓度达到生命中的高峰，随着性欲的勃兴，权力欲也已完全觉醒。同时，此时的曹操恐怕也没有当初那么恭谨，大权独揽，视皇帝如无物，并且在皇帝的周围布上了监视网。
20岁左右的男人，是最容易对抗，最不容易容忍的。献帝在这几年间肯定采取了针对曹操权威、权力的某些行动。
当初曹操派曹洪到洛阳迎接献帝的时候，董承是反对的，并派兵阻拦，只是受到韩暹、杨奉的攻击，才转与曹操联合。献帝投奔曹操后，曹操的职务是司空（最高监察长），录尚书事，行车骑将军（大将军的位置让给了袁绍），军政、行政一把抓。
东汉顺帝以后，车骑将军位比三公。如今，献帝不仅把董承的女儿晋升为贵妃，还把曹操的车骑将军这一军职拿去，交给自己的岳父，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剥夺曹操的军权。
献帝的这些安排，肯定是有针对性的，有图谋的，最可能的图谋，就是准备对曹操下手。当然，下手不等于一定要杀人，架空曹操也是一种做法。
已经45岁，老谋深算的曹操，怎么会看不透19岁的小青年的如此一个小把戏呢？少不更事的献帝做出这样孟浪的安排，情有可原。愚蠢的是董承，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吃几碗饭，也不看看对手是谁，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脖子伸到曹操的鬼头刀下，还在做着黄粱美梦。
从献帝的这些人事安排来看，他在赐给董承的衣服的衣带中藏一份密诏，诏命董承诛杀曹操，真实性应该是很大的。即使献帝没有这样的安排，哪怕曹操用诬陷的手段，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也会将董承置于死地。
原因是，以董承为首的一个外戚集团，正在献帝的周围形成、膨胀。曹操不仅痛恨宦官擅权，也痛恨外戚秉政，他的理想，是要恢复西汉初期的丞相制。且不说这些高尚的东西，就拿自家的身家性命来说，如果曹操不毅然决然处置董承，那被置于死地的，将是曹操自己。
所以，我认为，献帝有没有给董承衣带诏，并不重要；是诏书还是口头指令，也不重要；董承与他的同谋是否立券书名、签字画押更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献帝对曹操的一个动作、一次反击，小皇帝想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同时，也是曹操与新兴的外戚集团的一次较量。
双方还未交手，“少机警，有权数”的曹操便把他的绊脚石踏了个粉碎。从此，刘协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再也与皇权无缘，只好把他的雄性荷尔蒙发泄到皇后和妃子们的身上去了。
在“衣带诏”事件中，还有让人们口水满天飞的争议是，刘备是否涉案。
我们来看看史书的记载。《后汉书·孝献帝纪》：“五年（200）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按照《后汉书》的记载，董承欲诛杀曹操，是奉了献帝最高指示的。刘备有没有参与，不得而知。
《三国志·武帝纪》：“（袁）术欲从下邳北过，公（指曹操）遣刘备、朱灵要（拦截的意思）之……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屯沛。”按照这种说法，刘备在去徐州拦截袁术（公元199年）前，肯定，而且主动参与了董承的密谋，这也是他背叛曹操，占据徐州避祸的原因。
《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三国演义》也持这种说法，并排布了一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好看戏目。按照这种说法，刘备起先是没有参与董承密谋的，被曹操试探性的一席话，吓出一身冷汗，也就干脆参与董承的谋杀活动。只是正巧被曹操派去徐州拦截袁术，趁机溜之大吉。
看看，同样一件事，两个作者，三个传记，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所谓的历史，有时候确实让人看不懂。难怪后世的一些读书人，专做一种考证的工作，既风光当世，名利双收；又名垂千古，荫及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