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任务与目标
在当前的形势下，学校面临的任务是什么？我觉得学校的任务还是要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包括创新、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成为国家高新科技产业的重要辐射源之一。浙大应该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理工科大学，成为教育、科研的中心，争取到本世纪末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在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在高新科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方面都稳定地全面地居于全国的前三名。
我想，过去提出的这个目标，现在回过头去看，或者展望将来，是应该达到的，也必须要去争取达到，经过努力也可以达到。现在学校有许多指标已经进入了前三名，当然是不稳定的，也并不全面。还有一些方面相对比较弱，应该既看到成绩，增加凝聚力，鼓起勇气，同时也要看到弱点。我觉得就科研的层次、数量而言，跟学校拥有的潜力还是不相称的，这里也有一个要继续发展成果，促进科技向生产力转移的问题。学校每年有许多成果，积压在本子上很多，真正变成大产业，变成对国家、浙江省有贡献的并不太多。虽然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实现了零的突破，但真正在基础研究方面有重大创新还是不够的。在科学技术进步奖方面，在新高科技产业形成拳头方面，还是薄弱的。我们不能沾沾自喜，与所拥有的潜力以及国家的期望，国家对浙江大学历年来人、财、物方面的投入来比较，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要明确所肩负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浙大承担着高级人才立足于国内培养的重任，要为国家输送更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以及承担起更多的继续工程教育任务，为提高国家、民族的劳动者素质，为高新科技产业培养干部贡献力量。
二、科研工作要抓什么重点
当前科研工作要抓什么重点？我认为主要要抓两头：
第一，要抓好创新、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要实行定向化。定向化观念主要是在由学术带头人、各位专家提出的、真正是创新的、有重大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里面，要有选择地坚持不懈地支持。当然基础研究领域是有风险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可能几年，也可能要九、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浙江大学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过去这方面还做得不够，所以今后在资金支持方面，在重点基础研究的人力保证方面，在待遇保证方面都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要抓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把已经有的成果，或者把今后的科研成果，有机制、有渠道、有动力加速转化为生产力，形成高新科技产业。这是中央所提出的号召，也是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我们责无旁贷。这点过去主要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科研领域中的影响，束缚了手脚，过去科研就是立项———完成———鉴定———报奖四部曲。据我了解，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成果鉴定，它的成果谁去鉴定，就在社会上去鉴定。基础研究要看是不是大家公认的对客观世界新的认识，应用和开发研究要看人家产业部门接不接收，有专利的要看有没有企业购买。我国经济正在加快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轨成为计划与市场结合，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改革。科研体制目标也要主动地转，不要把思想束缚在争取一个成果奖就行了。应该拿成果到市场上、到社会上去鉴定。我相信国家的成果评奖三大奖还会相当长时间维持下来，更多的要有市场评价，要有实际的评价。当然基础研究有另外的标准，要有国际上公认是否有创新。国际研究更要求是国际上的首创性，光国内的首创性意义还不是太大。应用基础研究国内的首创性有意义，真正的基础研究就是要世界第一，第二就没有多大意义。
实际上现在无论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抓住两头。在上游、基础研究方面，要抓国际领先，真正是创新的、高水平的。在应用和开发研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这一头，我们要抓有重大应用背景、有重大经济效益的、有重大社会效益的成果。在抓下游的工作当中，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在促进科研往生产力转移方面，要进一步拓宽思路，观念上进行转变。现在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都习惯于研究、论文、成果、获奖这一套模式，今后要从这一套模式转换为面向市场，面向产业，要从相信自己转换为更要相信社会上企业的工业开发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科研成果要成为商品，要适应市场，不是单纯科研人员单独可以完成的，还需要市场开拓能力和经销能力，需要生产、组织经营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他们的劳动恐怕不亚于科技人员的劳动。希望社会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同样科技人员也要科学地评价市场开拓者和生产组织经营者的劳动的问题。只有互相尊重了，也认识他们的价值，才能有胆量，有主动精神把科研成果推向社会上比较适合的合作伙伴。有许多教授觉得自己这个东西很好，囿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一年做来做去也就是五六套、十来套，也不做广告，也没有很好的社会服务，没有经营销售的策略，最后事过境迁，被人家淘汰。如果把成果与社会运行机制比较好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结合起来，利用他们的市场开拓能力，一下子几十个、上百个推销员出去推销，把信息反馈回来，要改的话再改，同时组织起科学生产管理系统，产品就扩大了、发展了，成绩也提高了，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了。
这段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去参观考察或学习了许多社会上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很受启发。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科技是基础，但是市场开拓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也起相当的作用，三者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都怨社会上不重视科技的作用，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要重视社会上已经出现的许多适应市场机制、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企业家，许多有很好投资机制的生产组织者，要有选择主动地与他们结合起来，必要的时候还要向他们让利。只有互相认识到对方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够在市场上形成更大的竞争能力。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一级学科按系办学，在二级学科上建所的基本模式，同时采取各种方式促进校内的跨学科联合和校内外科技合作。
基础是在二级学科上建所，实行学术带头人负责制，校、系两级应该还权于所，在科研立项、科研人员的力量调配、内部经济分配政策等方面，应该让所长行使自己的权利。在遴选所长、发挥所长作用方面也要严格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比较合理的梯队，才能形成校内比较巩固的基地。应用研究要基地化，其实不仅限于应用研究，教育、科研都要有校内巩固的高水准的基地，才能有后劲，才能有竞争能力。基地里必须有层次结构合理的梯队，而且要稳定。
美国、日本、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科学研究管理组织的体系，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一条是不变的，在所内或室内实行稳定的所长负责制，下面又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层次结构，组成一个稳固的梯队。而且学术带头人有职有权，能够组织实施学科的规划和发展，学科与学科之间在校、系的规划下形成竞争的机制，学校与系再有重点的投入和政策方面的保证。我觉得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的人类共同的成果。小平同志讲，要学习与借鉴国外的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有益的经验，我觉得理所当然包括科研体制管理、教育体制管理方面的，这条有共性。要说我们有特点的话，再加上一条在学科内抓好支部建设，起好战斗堡垒作用，能够保证支持学科带头人行使作用。
学校现在的思路就是抓住上游，放开下游，教育科研跟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行一元化领导。要使得下游支撑上游，上游推动下游延伸，到适当的时候下游就从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正式的企业了，学科同它的关系可能只有股份关系。当然这个体制在执行中，各系的历史情况有不同，学术带头人的素质也有不同，学科的性质也有差异，不可以一刀切。可以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规模也可以有大有小，有一些基础教研室，还是以教学为主的，也要保留教研室的模式。即使是转成研究所、室体制的，学校的科研工作还是教育的基本支持条件，要同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要在系的统一领导下承担起教育任务来。它同时要挂教研室的牌子，也要承担教育任务，这一点不能动摇。否则，这个研究所就没有必要办在浙江大学内部，可以办到社会上去，或者办到企业里去。希望通过不断的强调，不断的实践，在今后三五年逐步转入到这个轨道，学校在组织体制方面从教育为主转化为教育科研并重，“两个中心”院校的组织体制的转轨就大体完成了。
在体制方面，现在还存在许多内部的弊端，特别是校、系两级机关主要是学校机关管理职能与系、所的运行方面存在一些矛盾。有的同志谈到办事难，但还谈到有的时候就办到不愿意再跑了，把项目干脆就放弃掉算了。当然我的理解并不是完全讲学校内部，也包括国家机关部门，也有这个情况。这的确是传统模式束缚生产力的地方。校内原来的管理体制、管理习惯是从传统的、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或者是传统的教育、科研管理模式沿袭下来的。这几年有许多改进，但是还不能说已经转入到新的运行机制轨道。科研部门、人事部门等学校许多机关可能还管着许多不应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田纪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总结农村工作经验，认为农村这几年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给了农民自主权、自由权，没有其他的。农村经济发展了，国家就安定了，农村就走上富裕道路。粮食自给，副食品自给，票证逐步取消，从农副产品短缺到现在农副产品比较充裕，一直到发展了乡镇企业，部分农村开始走上小康。国家没有投什么资，无非给了自主权、经营权，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道理，的确如此。过去我们错就错在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农民，以为我们自己就是为农民着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过去讲“以粮为纲”，看到种西瓜不行要拔掉，规定只能够种粮食。
引申到学校内部，在管理上要重新思考。所以下半年校机关的改革任务要简政放权，到现在为止学校已经精简了10%的机关人员，定额都已经落实了，但机关改革不仅仅是人员精简，更重要的是要还权于基层，要放权。机关应该管的事情，提高服务水平，不应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坚决不要去管。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场革命，解放生产力。校级每个部处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哪些权属于多管闲事了，放下去。我也要讲讲成果转让方面的。科研处过去对成果转让很重视，要维护学校科技人员的利益，但是1000多个项目，如果科研处成果科来把关的话，实在是把不胜把。是不是该把这个权放给研究所、科技人员，相信他会维护自己的利益。科技处进行指导，或者是定期地开一些讲习班，开一些交流会，做好服务工作。要多渠道促进成果转让，工业总公司可以组织，服务公司可以组织，高科技公司也可以组织，放权给基层。过去订科研合同，曾经只有一个公章，现在合同章还是一个，但是研究所、室都发了章。当时也争论不休，说是研究所、室章究竟是按照处级的章，还是按照科级的章，处级的章有40mm，科级的章38mm，刻处级的章可能要审批。后来讨论下来就小于40mm大于38mm，上面去批了，直接发给研究所，就可以签协议意向书了，好开介绍信了。
所以传统的观念有的时候是比较根深蒂固的，现在形势大好，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讲三个有利于的都可以试可以闯，所以部处要研究，基层同志也要研究，哪些权你们要的，你们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学校研究，该还的就还。有职有权，没有束缚，大家才能够放手大干。当然，应该有的规范，应该有的统一的政策规定还是要有，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规矩、没有纪律，这也不可能。商品经济也是法制经济。
在改革开放中还是要“两手硬”，也要加强廉政建设，加强审计监督，要活而不乱。机关职能，校系两级要转移到服务方面，为基层做好信息、政策、人事、资金、房产方面的服务，高效率高质量主动地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现在发布了要大办第三产业的决定，我的理解，这是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的实际需要，不仅仅是精简机构，疏散一点人员的问题，这是现代大规模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大规模商品经济，劳动力的结构就是第一、第二产业比例减少，第三产业比例提高，服务体系完善，全社会的效益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只有30%都不到，服务很差。所以造成教授还要搞报销，跑批条，做跟他层次不完全一致的事情。教授雇秘书的可能不太有，全校没有几个教授有秘书，教授要去开国际会议了，没法委托人做幻灯片，服务体系很不完善。学校也要乘中央决定大办第三产业的东风，提高生活与教育科研的后勤质量和水平。外面有人来，接待、会议也可以委托，当然这是理想化的，逐步要做到这点。生产力发展是没有止境的，现在人均科研收入是5万、6万元，美国M IT人均的科研经费恐怕是20万、30万美金，当然它有个前提，有良好的社会服务体系支撑在那里。学校人员利用应该考虑向社会延伸，一是想办法扩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二是向省内和国家教委各拿500个机动编制、流动编制；第三，有广大的社会作支撑，我们的下游、龙尾巴、龙爪子要伸到社会上去，中国的社会有丰富的劳动力，可以组织起来成为浙大的联盟。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的话，生产力发展，科研和开发经费的发展，就不只是5万元，也不是50万元，可能过30年、50年变成500万了。到那时候，要么国家在税收上来监督，以后国家对教育的拨款增加了，然后自办产业限制了，不许你再多办了。那么我们就走上了一个发达社会的新的轨道，重新确立了学校教育科研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应该有这个认识，大胆地利用社会条件，利用社会力量，可以聘用和培养一些经营管理人才，去做下游方面的工作。
三、注重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今后的5年、10年是新老交替的时期，现在的学术带头人中有许多年长的在今后5—10年中都要交班，所以要注意主动地、有计划地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及时解决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事业对我们的要求。同时在科研发展中，要带动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就是水平，研究生就是科研动力，研究生就是以后科研、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来源。学校正在想方设法要实现到1995年在校博士研究生达到700人，2000年达到1000人；硕士研究生也争取有10%－20%的增长。当然，做这个工作要保证质量，要适应需求，不能盲目地发展，要调整培养目标，引导研究生走向产业。工作要从生源抓起，要结合科研，提高研究生待遇，开拓就职、就业渠道。研究生与学校科研工作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学校有别于社会上研究所的很重要的优势，其他科研机构没有这样大的研究生队伍作支撑。这个优势无论如何要发挥好。
做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工程科学研究，应该大胆地、积极主动地利用改革开放的条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有利条件。但我校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总规模、总水平与我校的层次是不相称的，我们要奋起直追，这个工作一方面各学科的同志要做，另外一方面，外事处、科研处要把开拓国际合作渠道当做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以后的态势，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比较广泛的国际合作，想把我校的科研水平与国际接轨，这很难实现。基础科研有更有利的条件，工程研究和开发研究因为国际上的保密，相对困难一点，但也并不是没有渠道，也可以开展。希望各个学科带头人能够注意做这个工作。在开展这个工作中要以老带新，逐步把青年人带到国际舞台上来。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要有利于队伍的稳定，防止不正常的流失，要把骨干队伍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