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这话虽然略显绝对，但用来观照周作人的一生，却多少有些应验。周作人学富五车，博学多才，成就颇高。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他一生处于和平年代，他多半会成为受人尊敬爱戴的大学问家的。而他偏偏生于中国社会最动乱的年代，时代与环境的要求同他的个性相悖，换言之，他性格的弱点或者说缺陷在这非常的历史时期被放大，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我们依据现有的资料对周作人个性的特点和弱点做一些客观的分析，庶几会感性地把握周作人的一生。
周作人个性中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这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周作人自幼是一个乖巧、文静的孩子。他的母亲鲁瑞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著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老人家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
这样天生禀性，恰巧遇到了一位比他年长四岁的大哥鲁迅，而且这位大哥又是那样的有责任心，那样的对这个二弟关爱有加，这自然就更加助长了周作人依赖性的形成。周氏兄弟之父周伯宜去世时，鲁迅刚刚十五岁，周作人才十一岁，这两个小兄弟从此便相依为命，经历了共同的人间冷暖及世态炎凉。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里，长子，尤其像鲁迅这样的「承重孙」，在家族中所承担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再加上他比患过天花、身体较弱的二弟要大四岁，而且鲁迅又是那样什么事都敢于担当的天性，这就自然地决定了只要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事情都由鲁迅做主、鲁迅出头。周作人只要跟在后面就行了。在父亲病重期间，跑当舖、请医生、抓药这些繁重琐屑的事务，都是鲁迅承担的，周作人有了这样一位可以依赖的长兄，凡事就更加不愿出头露面了。
在整个青少年成长时期，周作人每一步人生道路几乎都是由鲁迅为他筹划安排好了的，而且是大哥走到哪里里，他就跟到哪里里，大哥为他铺好了路，他顺顺当当地走过来就是了。他们先后到三味书屋读私塾，先后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先后留学日本，先后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先后在北京各大学里教书，先后迁入八道湾胡同一起居住……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鲁迅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活回国，他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回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这在鲁迅自己，是做出了牺牲的，而周作人却并未因此有过什么负疚和抱歉的表示，好像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大哥就应该为他这样做似的。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编纂。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北京八道湾的住房，是鲁迅南北奔波卖掉绍兴祖屋，用这笔钱加上鲁迅自己的积蓄及借贷买下的，辛苦经营修葺之时，周作人去了日本，房子可以入住了，他才携著妻子妻妹回来，住进最宽大的里院，而鲁迅则住在两院之间的阴冷的「罩房」。对此，周作人也没有对大哥表示什么感激之情，而且仅过了三年之后，就因为两人都不愿透露的原因失和，逼得鲁迅不得不搬出另租房子居往。
除了在生活、学习、工作上周作人处处依赖鲁迅外，青少年时代在情感上心理上鲁迅也是他最大的依靠。
一九○二年二月，周作人刚刚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在二、三号两天的日记中他记录了他们白天见了面，喝了茶，刚刚分别，晚饭后鲁迅就又为二弟送书来，一同读书到半夜，大哥就索性睡在二弟处，第二天一早回去，下午就又盼着大哥再来，没有等到，「归而复作，灯光如豆，伴我凄清，对之凄然，」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大哥感情上的依赖。
冷漠孤僻是周作人个性的另一个特点。在燕园凡认识周作人的，大都觉得此人一团和气，淡泊静雅，很少臧否人物，「和」中还带有一点冷意，故不致与人过分亲近。林语堂有一篇《记周氏弟兄》说：「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冰心在回覆陈子善的信中写道：「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一九二三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周作人沉静的性格之中，也包含著清高、孤傲的因素，他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因为在同乡、朋友相聚聊天的时候，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观、沉默，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对这个绰号看起来也能认可，否则不会在以后起了个「鹤生」的笔名。
不但对别人冷漠，对涉及自己利害的事，他也抱一种「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像家道中落后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舖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没有多少感觉，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过分敏感。他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解脱出来，遗世独立，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
矛盾性和妥协性是周作人性格中的另一弱点。生活中，周作人几乎无时不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难下决心。无名氏（卜乃夫）回忆在北大听他讲课的情景：「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他自己在早期所写的《两个鬼》中对自我内心的描摹更是形象，他说，在我们的心头，住著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著。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日寇进入北平后，他忽而拒绝伪职，忽而扬言要做苏武，最终还是做了伪教育督办。在八道湾时，面对妻子信子的奢靡跋扈，他也看不惯，但信子一撒泼，或者借「？」发疯，他就退让了，最后听之任之了。一九四九年释放后，他先是想去台湾，几经犹豫后又改变了主意。
周作人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是享受性。在八道湾时，三弟周建人大哥鲁迅及母亲先后搬出，家中只剩下信子、芳子、内弟重九及几个小孩，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家庭中竟然雇有管家车夫佣人六七人，一切用品要东洋货，生病则必须请外国大夫。如果说那时主要是信子在主持家政，那末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时他的子女都已成家自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给他的预支稿费是四百元，比华罗庚周培源这些一级教授都高，相当于当时普通小职员工资的十倍（那时毛泽东的工资也不过四百零四点八元），再加上他的其它稿费收入，经济上应该说是很富裕的。而他今天卖几件古董，明天卖几幅字画。更有甚者，他向新结识的从未谋面的友人鲍耀明不断诉苦哭穷，不断向鲍讨要食品，为了一斤猪油一盒煎饼而感激涕零之态跃然纸上。虽然其时正值大陆普遍饥饿年代，但北京较之其它地区毕竟供应好一些，大陆百姓都在过著极其艰难的日子，唯独他一再乞怜于人，真有些斯文扫地。
周作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和过失就是事伪投敌。那末他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大是大非面前所做的选择与他的个性缺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我们也不妨做一点具体分析。当时，北平的学界名人纷纷南迁，面临是在敌人的统治下做「顺民」还是到大后方去为抗日尽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周作人当然不会没有思考和抉择。可以设想，如果南迁，他就要离开北平舒适的环境。到了大后方，生活上也一定会艰难得多，他肯定是不愿受这样扶老携幼举家颠沛之苦的；从另一方面看，信子是日本人，她对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会有切肤之痛的，或者毋宁说她非常愿意留在北平继续过往日悠闲富足的光景的，她其实已经在对自己的同胞占领北平表示认同了，一有事情，她就在住宅门前挂上日本国旗，表示这里是日籍住户。周作人又是长期以来对她迁就曲从。所以，一个个性中充满了依赖性、妥协性、贪图安逸享受的周作人只能做出留在北平最终事敌的选择，这是完全符合他性格逻辑的。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9年7月4日）
鲁迅的另一面
幼时读李清照词，曾深为其婉约的风格所倾倒，“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及至读到她“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令须眉男儿自叹弗如的大气磅薄的诗句，生生是另一个易安居士，原来两种禀性竟可以如此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近年来，接触了有关鲁迅的一些史料，方知这位“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冷峻严厉、尖锐乃至尖刻 、“横眉冷对”“一个也不饶恕”的个性之外，也有其阴柔凄情、宽厚憨实乃至童真的另一个侧面。
1898年，鲁迅从故乡绍兴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他为自己取名“戛剑生”，第一次离开故乡离开亲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在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心中激荡着，他在《戛剑生杂记》中这样描述他那时的心境：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亲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暄，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1900年初，鲁迅从南京回乡度假，临走时写下了《别诸弟三首》：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之一）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之二）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之三）
一年之后，他又步原韵作《别诸弟三首》：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之一）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之二）
春风容易送韶华，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之三）
从这些仅存的凄迷悱恻的诗文中不难看出，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鲁迅心中的沉郁幽愤，这种情绪应当是和他家庭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祖父下狱，少年失怙，家道中落，都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幼时所读过的大量古代诗文中旧时文人那种离愁别绪缠绵迷离情愫的影响。
鲁迅对人，尤其是对一些达官贵人及他所谓的“正人君子“之流，是从不客气的，有时显得颇为尖刻。他在上海时，有一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某君，平素与鲁迅也有交往，但他忽然之间做起大官来了，一次这位先生到上海来看望他，他便从后门出去了，避而不见，让娘姨告诉来人说主人不在家，不想那位同乡很有耐性，就在门口附近徘徊，一会儿鲁迅回到家，一进门，那人便冲了进去，笑着对鲁迅说：“哈哈！我知道你在家呢。”鲁迅说：“你不是已经作了官么？”那意思很明白，你作了官还来我这里做什么。那人却说：“作官归作官，老朋友还是老朋友嘛！”鲁迅这才不得不把他领到楼上。
可对于年轻人，鲁迅真是能做到“俯首甘为孺子牛”。据荆有麟回忆道，鲁迅在北京时，有一天，一位叫冯省三的北京大学旁听生来到他家里，一进门就坐在床上对鲁迅说：“喂，你门口有个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迟疑地将鞋拿去修好，这位冯省三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可鲁迅毫不见怪，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来，鲁迅只是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有一天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鲁迅正在写文章，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位穿着睡衣的青年，说自己叫钟青航，中国大学的旁听生，半夜睡不着觉，特地想找先生来聊聊的。鲁迅先生很客气地将他请进客厅，这位青年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自己到北京后被被警察关了两个星期的一次遭遇，两人一直聊到天亮，鲁迅先生的文章是无法再写了，他一夜未眠，一大早还要去上课，但对于这位贸然而来的不速之客，并无一点怨言，还说这个四川青年真勇敢。
鲁迅一生中都保持着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他在北平西三条住的时候，书桌的抽斗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小马、小磁水桶、磁蟾蜍、喇叭花形的牙签桶，不一而足，许广平、许羡苏、俞芬、刘和珍这些常来他家里做客的学生看到了，大家便一哄而上，抢个精光。
他爱孩子，海婴刚刚出世的时候，他每天在自已的书房里写作到半夜，十二点准时上楼来，抱起儿子，不是唱着催眠曲摇着海婴睡觉，就是拿着玩具在他面前摇来晃去逗他高兴。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便是这种情愫的真实写照。
先生不仅爱自己的孩子，对别人家的孩子也怜爱有加，他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以后搬出了八道湾，暂住于砖塔胡同61号，院子里同住着俞芬、俞芳、俞藻三姐妹，俞芳和俞藻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她们初见先生，以为是一位严厉的长者，接触过后，方知他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幽默有趣，她两分别属猪属牛，先生就戏称她们“野猪”“野牛”，这样一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她们知道先生属蛇，便也叫他“野蛇”，在那个时代，十来岁的孩子对成年尤其是有身份的长者这样做会被人认为是“没大没小”的不恭行为，可先生一点也不介意，反而笑着问道：“蛇也有不是野的么？”一句话把大家都问笑了，从此她们和这位老伯伯来往更加密切了。她们经常到鲁迅先生家中玩，还不时地“麻烦”这位老伯伯，她们从鲁迅先生那儿要来香烟盒里的衬纸钉成本子，把她们自己编的小猫小狗啊大老虎小兔子啊的童话写在本子上，拿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认真地看过之后，逐字逐句地给她们改正了错别字，加了标点，再交给她们，还要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孩子们用油光纸折纸人玩，但不会画人关，就来求鲁迅先生画，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诿，而且每次都要问清具体要求，是大人还是小孩，是男人还是女人，问清了即刻就画，每每是“立等可取，要是先生当时正在写文章，那就把“活儿”先接下来，写完文章再画，第二天交给她们。学校里布置她们将长江流域各省的省会、物产、气候等各种资料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她们就找鲁迅先生帮忙，先生不但无偿提供卡片 ，还非常用心地用毛笔正楷写在卡片上，她们因此爱到了老师的表扬，认为她们的卡片写得特别好。她们回到家把这消息告诉先生时，先生也非常高兴地微笑着说：“我写的卡片受到你们老师的称赞了么？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不只是对孩子，对小动物，鲁迅先生也是怀着一颗仁慈的心。鲁迅在北平西三条住的时候，曾经养过两只小刺猬，后来不慎逃脱了，有一天许广平来看望先生，正巧下着雨，许广平走后收到鲁迅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附着一张画，是先生画的一只小刺猬撑着一柄伞，好多天了，先生还在想着那两只走失的小刺猬呐，在雨天里，它们会不会被淋着？这幅画许广平一直保存着，后来从广州到上海遭受检查时才弄丢了。
这一侧面与鲁迅先生刚毅、坚定的个性相互映衬相互补充，使先生的性格层次更加丰富更加立体化，使先生在大家的心目中更加有人情味更加真实，这也是为什么先生既写出了《狂人日记》以及后期杂文那样的社会 的解剖刀的作品的同时，又能写出如《伤逝》以及《野草》这一类柔情凄切之作的一个注脚。
（原载《太原日报》2005年4月1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