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德国，一群野蛮的政治家把对人种纯化与优劣差异的信仰同高效的官僚体制结合起来，策划了一场冷酷的大屠杀，对象是几百万犹太男女老幼以及吉普赛人、同性恋、智障者等被他们认为低劣的人群。为了避免第三帝国的历史在世界任何地方重演，我们必须小心提防种族主义在现代社会抬头。“人种纯化”这个词人们耳熟能详，意指为纯化血统而对某个民族实行整体灭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神秘根源。该理论认为，在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腹地，曾经住着一群肤色浅白的武士。他们是雅利安人（Aryans，来源于梵语arya，意思为“高贵的”）。有一些传说认为，这些人是一系列洪水和冰川世纪的幸存者；还有一些传说甚至认为，他们是由于天上的雷电撞击凝固的冰层而被震落出来的超级武士。总之，这些雅利安人逐渐向地球的其他区域扩张，为世界几个伟大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比如古代苏美尔文明和波斯文明。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卫军创建者海因里希·希姆莱会认真对待。作为“最终方案”策划者的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因此，1938年，他派出一支科学远征队，去西藏寻找这一优势人种的踪迹。
纳粹与神秘主义
纳粹神秘主义信仰的起源很复杂。许多纳粹都是早期法西斯主义拥护者、“极北之地”组织的成员。这一组织成立于1910年，以极北之地希柏里尔神秘的北部地域命名。最早提及这块神秘土地的人是希罗多德。这片土地可能位于地球北极。“极北之地”组织的成员相信，德国人是极北人的后裔，他们从极北向南部扩张，这个优势人种注定将统治世界。1895年，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著作《反基督》中，一开篇就写道：“让我们审视一下自己吧，我们是极北乐土之民。”
1919年，作为极北组织的产物，德国工人党成立。极北组织创始人之一迪特里希·莱卡特介绍希特勒加入该党。德国工人党后来成了德国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希特勒成了该党的领袖。希特勒对莱卡特的的回报是送他一本自己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
另一位对希特勒影响很大的人是演讲家和作家卡尔·霍斯荷夫。他是“一战”期间德国的一名高级军官。1923年，希特勒和他的助手鲁道夫·赫斯因为“啤酒馆政变”失败被送进监狱时，霍斯荷夫到监狱拜访了他们。霍斯荷夫向他们解释了自己关于“人种地缘政治”的理念。他认为，雅利安人种要延续下去的话，就必须不断扩张，并征服东欧、俄国以及中亚的“劣等人种”。1933年，希特勒成了政府总理之后，任命霍斯荷夫为纳粹党的特别顾问。
但是，对于历史上雅利安人种的存在最深信不疑的人可能要属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獐头鼠目的男人在第三帝国的权力仅次于希特勒。希姆莱创立了纳粹党卫军这个意在联结雅利安人特殊情谊的组织。他相信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他认为，他是10世纪德国一位名叫海因里希一世（又名“捕禽者亨利”）的国王的化身。他相信心灵感应、催眠术和在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出土的维纳斯塑像的神奇力量。希姆莱还是19世纪宗教界的江湖骗子布拉瓦茨基夫人这位通神运动奠基人的追随者。布拉瓦茨基告诉人们，地球的存在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洪水告终，同时，也伴随着人类的演进。布拉瓦茨基夫人声称，一群优秀的神职人员从沉没消失的亚特兰蒂斯逃出来后，一路颠簸来到西藏，成了后来的雅利安人。
这些奇怪的神秘信仰形成于1935年。当时，希姆莱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成立了“圣遗物”组织即“祖先遗产协会”。为了研究雅利安人种的起源，他们还成立专门的机构。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德国的许多人，甚至一些纳粹分子，都不相信“雅利安优势人种”这个概念。但是，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证明自己这套理论的正确性，他创立了一套关于雅利安人的综合性的历史与地理学。他要诉诸科学的手段，让任何人都无从质疑。为此，他培养了一些人类学家，其中包括汉斯·昆特。在经过对几千名欧亚人的身体特征——包括头、鼻子、嘴唇、耳朵的人类学测量之后，昆特相信，确实存在一个纯正的印度雅利安人种。然而，这个“日耳曼人群”的基因却一直处在受到不纯正的低级人种——比如闪米特人、亚洲人和黑人——污染的持续威胁之下。因此，昆特在他的畅销书《德国民族的种族传说》中写道：“摆在（日耳曼民族）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为我们的后代准备一个在人种学和优生学上得到净化的世界。”这句话为“最终方案”的出台埋下了种子。
昆特把日耳曼人种的起源追溯到中国的西藏。尽管昆特本人没有去过西藏，但在认真研究了某些西藏贵族的肖像后，他认为，这些贵族有着“日耳曼人的外表”。他们可能是消失的雅利安人种在地球上最后的留存。假如这个观点得到科学的证明，将给纳粹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这将增加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为了搜集雅利安人起源的证据，希姆莱开始把纳粹科学家组成的一支支小分队派往世界各地，包括南极、北极以及欧洲文明的腹地——希腊。希姆莱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发现雅利安人留下的印记。1938年，他往西藏派出了一支有史以来最大的远征队。这支远征队的队长是第三帝国最有前途的青年科学家奥斯特·沙弗尔。
天生的猎手
奥斯特·沙弗尔一直活到了1992年才去世。他是一个郁郁寡欢、性格复杂的人。作为一名探险者，25岁之前他就已经两次到西藏探险。当时，对于游客来说，西藏绝对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劫匪横行、军阀混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自然学家、动物学家和鸟类学家。
他还有一个爱好，喜欢在捕杀动物之后，喝这些动物身上新鲜的血液。走到哪里，他几乎都要携带一支枪。这个兴趣最终酿成了悲剧。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完全是出于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的，尽管后来他声称自己并不赞同纳粹关于优势人种的理论，但当希姆莱利用他来加固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时，他显得热情无比。
1910年，沙弗尔出生在科隆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天生就是一名猎手。3岁的时候，他就用弹弓射杀自家地下室的老鼠。同许多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一样，他在自己的卧室建立了动物展览馆和实验室。他喜欢割断老鼠尾巴，看看会不会生出没有尾巴的老鼠。他的父母不同意他的这一做法，于是，12岁那一年，他们把沙弗尔送到一所相当严厉的寄宿学校。沙弗尔的班主任习惯于把这些年轻的学生带出去，然后，把他们独自留在当地的森林里，一连24小时不给他们食物和水。和其他人不一样，在这个严厉的体制下，沙弗尔却茁壮成长。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了解了德国的探险者威廉·菲尔希纳到西藏探险的事情。威廉·菲尔希纳在西藏遇到了达赖喇嘛，还在西藏的所谓“禁地”即圣城拉萨拍了照片。这激起沙弗尔无限的遐想。从那时候起，他就下定决心，将来的某一天，他也要去西藏。他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动物学的那些年，德国正在发生巨变。1929年，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萧条，之前一度被禁止的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党赢得了选举。反闪米特主义开始盛行，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但是，此时沙弗尔专注于学习，避开政治。1930年，他遇见了一个富有的美国年轻人，自此，他的生活完全改变。
追踪大熊猫
布鲁克·多兰是一个21岁的男孩，出生于费城一个富裕的家庭。在很多方面，他和恩斯特·沙弗尔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他们同样十分勇敢，但是，布鲁克·多兰却比沙弗尔狂野得多。严重酗酒的他被美国的媒体称为“男孩探险者”。他曾经自己自费远征，到亚洲游荡，抓捕新奇的野生动物。后来，他又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同日本作战。1948年，他在中国神秘地死去，可能是死于自杀。
为了到中国射杀大熊猫，他意图组织一次远征，并来到德国招募猎手。他碰巧遇见了沙弗尔，他们一下就成了挚友。1931年秋天，多兰、沙弗尔，还有几名自然学家和猎手一起来到中国。他们开始沿着长江向上游行进，然后，朝西向西藏走去。行程的艰难我们几乎难以想象。从青海到西藏要经过一片蛮荒之地。这两个年轻人持续地徒步行走，行李用骡子装运。他们都试图寻找行踪诡秘的大熊猫，因此，彼此都想和对方一比高下。于是，他们离开远征队，穿过竹林覆盖的大山坡，各自分头去寻找大熊猫。1932年5月，沙弗尔胜出，他成了第二个射中大熊猫的白种人。
他们一直走在了庞大的补给队伍前面，然而，沙弗尔和多兰未敢冒险涉足西藏腹地。7月，他们进入了西藏东部。沙弗尔看到佛教经幡在西藏到处飘扬。他还注意到，这些朝圣者都佩戴纳粹的卍字记号。在从印度到美国西南地区的众多古老文化中，这个记号被当做好运的象征。19世纪后期，作为德国新异教运动的标志，它被首次使用，同时也被极北组织当做官方标志。20世纪20年代初，纳粹也使用这个卐字记号作为自己的标志。
7月，他们继续穿越西藏的行程。沙弗尔射中了天上的一只老鹰，他让随从把老鹰的翅膀拉开，拍了一张精彩的照片。在现在的人看来，射杀老鹰和大熊猫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沙弗尔而言，他是在为后来的研究搜集科学标本。他甚至在夜间溜到墓地，挖掘西藏人的头盖骨，准备带回德国。尽管当时人类学研究已经开始兴起，这种做法比捕猎动物更加不可原谅。1932年初，他结束了在西藏东部以及在缅甸和印度的行程，回到了德国。
一年之后，沙弗尔加入了纳粹党卫军。当时，这个组织看似是一个面向专业人士的精英组织。因为大量的犹太精英逃离了德国，纳粹党卫军试图吸引年轻的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来填补他们的位置。沙弗尔后来说，他是被迫加入这个组织的，但却提不出证据。在他父亲一个朋友的资助下，同时，无疑也出于自己职业前途的考虑，他成了一名德军少尉。这是最低级别的现役军官，相当于澳大利亚和英国军队的中尉。
远征之前的一场悲剧
1935年，沙弗尔和多兰再次到中国西藏探险。这一次，他们走得更加深入，抵达了西藏的北部边界地区，接近阿尼玛青这座圣洁的“神山”。当时，他们不时陷入恐惧之中，担心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游牧人群——罗倮人的袭击。由于一直处在沙弗尔在他的游记中记录的所谓“神经紧张”之中，多兰这位“男孩探险家”扔下了沙弗尔和其他同伴，把自己打扮成一名西藏的商人，逃离了大山。一段艰难的行程之后，沙弗尔也成功地走出那片区域。他沿着长江漂流到上海，内心发誓再也不相信多兰了。
回到德国之后，沙弗尔被奉为资深西藏探险家。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自己探险经历的书：《未知的西藏》。在这本书中，他呼吁德国组织一支科学远征队远赴西藏考察。在前言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让科学成为振奋德国民族精神的强大媒介。因此，我们不仅仅要提倡客观的科学研究，还要成为德意志精神自信的卫士。”
《未知的西藏》出版的同时，报纸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报道他的探险经历。沙弗尔因此受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重视。1936年夏天，当德国正准备奥运会的时候，希姆莱在自己柏林的办公室会见了沙弗尔。这次会见中，他们就德国派出一支科学远征队赴西藏考察一事达成了协议。这支远征队将由“圣遗物”组织资助，由纳粹党卫军的科学家组成。沙弗尔的工作是组织这次远征。同时，在希姆莱的同意下，他还组建了一支科学家队伍。
希姆莱和沙弗尔都没有确切记录他们此次会谈说了些什么。但是，1945年，他在慕尼黑被盟军逮捕之后，告诉美国的审讯人员，在会谈中，希姆莱表示，他坚信地球上存在雅利安人种。他认为，这一人种或许起源于天堂，或许是由于天上的雷电冲击喜马拉雅山而从冰层深处融化出来。沙弗尔告诉审讯者说，他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不过可以确定，他没有当着希姆莱的面笑。尽管沙弗尔可能不相信希姆莱和其他人这个再牵强附会不过的人种概念，但他确实相信，一个民族可以做到自我提升。经由希姆莱同意，组建一支由清一色的、忠实的德国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在沙弗尔的带领下赴西藏考察，将提高沙弗尔在纳粹层级体制中的地位。另一个好处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探访他未曾涉足过的西藏大片区域，搜集新的动物标本。此外，他还可以到圣城拉萨去看看。这对于欧洲人来说，实在是机会难得。
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沙弗尔开始了远征之前的准备工作。有趣的是，当沙弗尔为这次行程申请大约60000马克的资助时，他发现，“圣遗物”组织拿不出这笔钱，纳粹党卫军也不提供。或许，狡猾的希姆莱打算，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他可以在希特勒面前推卸自己对此次远征所负的责任。
沙弗尔克服了失望情绪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是因祸得福。希姆莱原本要求沙弗尔带上一些沙弗尔本人认为不合适的人一道去西藏远征，包括一名叫埃德蒙·科斯的性格怪异的纳粹党卫军官员兼作家。此人写过一部关于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城的小说。由于希姆莱未能支付这次远征的费用，沙弗尔认为，自己有理由拒绝他推荐的人选。此后，沙弗尔经常和这位纳粹领导人较劲。
沙弗尔设法自己筹措这次远征的费用，很快就如愿以偿，一部分是因为他父亲在生意场上的关系，另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当时交游甚广。甚至，美国的布鲁克·多兰也注资4000美元，或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在上次一起远征的途中丢下沙弗尔感到内疚。
沙弗尔接着开始物色随行的科学家。所有人都是纳粹党卫军成员。他们是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恩斯特·克劳斯，他兼任此行的摄影师；卡尔·维纳特，一名地理学家，测量地球磁场的专家；埃德蒙·基尔，远征队的总管；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这支队伍当中，最受争议的人选是贝格尔。他是汉斯·昆特的信徒。在写给沙弗尔的一份建议中，贝格尔声称，自己对这次远征队的贡献将是“通过测量、特性考察、拍照和制作模具，研究当前人种人类学的形势。……搜集这一地区游牧人群的比例、起源、意义和发展的资料”。沙弗尔喜欢把此次远征说成是一个纯粹的科学考察，未受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玷污。但是，贝格尔的工作成了他此次远征的污点。部分原因是，贝格尔在西藏进行的“人种科学”考察最终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令人不安的直接联系。
在出发前夕，沙弗尔生活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他余生的影响相当大。当时，沙弗尔的支持者希姆莱邀请他加入了纳粹党卫军的核心圈子。他经常到一些传说中希特勒精英圈子的私人猎场去打猎。1937年11月8日，在一个偏远的湖边森林住所外面，沙弗尔和一群纳粹党卫军官员及他们的妻子一起捕猎野鸭。陪同沙弗尔的是他的妻子赫莎·沃尔茨·沙弗尔——一个高挑、美丽的金发女郎。他们是1936年结的婚。那天下午，在一艘船上，沙弗尔起身射击一排在天上飞翔的野鸭。由于没站稳而跌倒，他的步枪掉到划手的座位后，自行走火。赫莎的头部被射中，一小时后死亡。尽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证明，这纯粹是意外，但沙弗尔自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再也没有恢复常态。
开始远征
1936年11月，阿道夫·希特勒和日本签订了一项反对苏联的条约。沙弗尔的远征队正准备启程期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德国的探险者在中国不是特别受欢迎。沙弗尔无法通过前两次远征所走的路线进入西藏，只能取道印度。这需要取得英国的同意。1938年3月，“二战”临近的时候，沙弗尔来到伦敦，试图说服英国外交部批准他取道印度进入西藏的申请。
他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极其狡猾地声称，他只想在西藏几个边境地区进行一项科学考察。他说：“也许，我可以让一名土地测绘员加入这次对印度的考察。他既可以担任我们的翻译，还可以为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绘制地图。我相信，印度政府对此一定会高度重视。”
对于英国来说，中国的西藏地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缓冲地带。尽管英国没有控制西藏地区，但却控制着它西部的通道。他们不欢迎德国人进入这一区域，特别是或多或少被他们认定是间谍的人。因此，沙弗尔的申请虽然未遭到正式拒绝，却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但是，沙弗尔也绝非轻易就善罢甘休的人。“二战”之前，英国国内存在一些支持纳粹德国的派别，沙弗尔在里面有很多朋友。其中的一个人建议他，直截了当去印度，然后偷偷溜过边界，进入西藏。沙弗尔真的这么做了。
1938年7月，他们一行人到达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碰巧，此时英国内部强大的纳粹支持者在外交部占了上风，他们批准了德国赴西藏远征队进入锡金的申请。锡金是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袖珍国家。英国人和沙弗尔都很清楚，从这儿穿过一个叫“乃堆拉”的山口，可以进入西藏禁地。
沙弗尔、随行的纳粹党卫军官员以及搬运工人一行大约共20人穿过地势险峻的锡金时，这一地区正处于季风季节。大雨滂沱，泥石流频发，使原本就险恶的环境变得更加可怕。炭疽、牛瘟，还有一种叫做黑瘟疫的、会引起类似疟疾症状的怪病正在流行。在山的阳面，许许多多漫天飞舞的大蝴蝶让人眼花缭乱，这让恩斯特·克劳斯非常开心。同时，这儿还有大量的猎物，沙弗尔就射中了一只秃鹫和一只老鹰。
布鲁诺·贝格尔立马着手测量锡金人的脸部特征，试图发现有可能是昔日威严尊贵的雅利安人种的痕迹：蓝色的眼睛、直挺挺的鼻子、坚毅的下巴。他甚至还动手制作当地人脸部的模型。不幸的是，他的第一批测量对象中，有一个头部已经受了重伤的夏尔巴人。当湿漉漉的石膏覆盖到他脸部的时候，他的癫痫病发作了。贝格尔忘了在他的鼻孔里插上一根导管，让他保持呼吸顺畅。在贝格尔把模型打开之前，他不停地抽搐，险些丧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沙弗尔和远征队人员在锡金缓慢地行进，最终到达了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山脚下。这里离中国的西藏边境只有25公里。当时已是秋天，当他们在离一个高山湖泊不远的、海拔3600米的地方驻扎的时候，天气已经格外的寒冷。沙弗尔在这里打猎，制作标本，准备带回德国。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在白雪皑皑的野地寻找传说中的夏皮（Shapi）。这是一种黑色的、有点像山羊的动物，被当地的喜马拉雅山地部落当做神来祭拜。很幸运的是，他成了捕猎到夏皮的第一个白人（这只夏皮后来被制成了标本，和他的其他许多标本一道，在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然而，沙弗尔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打猎耽搁太长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寒冷，他溜过边境，进入西藏的计划必须启动了。
翻越高原来到圣城
1938年12月，沙弗尔一行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地穿过乃堆拉山口。这里的山势相当陡峭。他们爬到了接近顶部的、几乎站不住脚的地方。沙弗尔把他的步枪和大多数远征装备藏到了骡子背上的箱子里。现在，远征队开始把自己伪装成一支旅行团。这有点滑稽可笑，因为他们的旗帜上有鲜明的纳粹卐字记号，沙弗尔的遮阳帽边上有纳粹党卫军的闪电图案装饰。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远征队从山口下行，到达西藏的主要高原区。他们进入了森林覆盖的、村庄和寺庙散落其间的峡谷。这一地区风景如画，让这些德国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阿尔卑斯山。贝格尔因此更加坚信了雅利安人共享文化的预想。远征队不能公开把他们的装备亮出来，因为在一些大的市镇，英国都派驻了贸易官员。只有到了晚上，维纳特才敢取出他的磁力计，进行天文观测。他试图确定这一地区的经度、纬度和海拔。沙弗尔因为不能打猎而闷闷不乐，但此时他心里正酝酿一个更大的目标：他想到拉萨去，几乎还没有欧洲人去过那里。
他们翻越高原继续行进，穿过连绵起伏的草场，看到几千头牦牛在那儿成群结队地吃草。每次通过城镇的时候，他们都要尽可能加快脚步。佛教的标志随处可见。沙弗尔以一种充满鄙夷的口吻把它称为“喇嘛教”。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退化”的宗教形式，因为它玷污了西藏昔日强大的武士阶层，也许，他们就是雅利安人。
到离拉萨只有160公里的地方时，高山就隐隐约约在眼前和两边出现。这里的风景异常的优美。在红色、黄色和赭色相间，岩石嶙峋的陡坡上，矗立着高得超乎想象的、白雪覆盖的山峰，太阳光从顶端直射下来。1939年1月19日，他们到达了圣城拉萨。这里是达赖喇嘛神圣的家园，城市周围是几千只成群结队的黑仙鹤。朝圣者们每朝拉萨走几步便要跪拜在地上。沙弗尔一行人从西大门进入拉萨，只见西藏人一碰到他们就立刻鼓掌，看似对他们表示欢迎。这让沙弗尔倍感欢欣。然而，搬运工人却告诉他，西藏人鼓掌是为了驱散他们深信外国人将带到这座城市来的邪气。
此时，拉萨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去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是一个3岁的男孩，不久前刚刚在与中国内陆接壤的地方找到，即将被带到这座城市举行登基典礼。几大帝国主义势力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角逐，他们面对的是中国持续的、维持国家统一的努力，然而，尽管英国人非常希望西藏独立，但是，他们却不想占领这一地区。一名日本间谍打扮成和尚在这一地区游荡，而沙弗尔和英国人对此一无所知。
英国人虽然无法把沙弗尔赶出西藏，却继续密切地监视沙弗尔的一举一动。他们试图让他在西藏生活艰难，迫使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像自己所宣称的游客那样，并且强迫他们向西藏当局汇报任何可能进行的科学活动。英国人试图让西藏当局相信，德国人来西藏别有所图。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德国人在沙弗尔的带领下，开始染指西藏政治。德国人请求会见西藏统治者并得到了应允。这位统治者因为当时达赖喇嘛缺席而担任摄政。
归国英雄
3月中旬，他们不得不离开拉萨，部分是出于欧洲的政治形势。当时，希特勒已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即将爆发。假如沙弗尔他们停留的时间过长，就要冒着被英国扣押的危险。他们一行人离开了圣城拉萨后，穿过山口，朝东北方向走去。然后，越过古老的雅鲁藏布江南下。此时，他们已经得到西藏当局的许可，可以进行科学考察了。于是，他们便以加倍的努力来进行这项工作。贝格尔取出眼睛颜色表和所携带的头发样品，以确认当地人的人种类型。他用卡尺测量当地人的鼻子、耳朵和下巴，还制作了脸部模型。
贝格尔总计收集了近400名西藏人的相关数据，350人的指纹，制作了25个面部模型，还拍了2000张照片；维纳特进行了大量的地磁学考察；克劳斯致力于研究西藏的黄蜂；沙弗尔则忙着捕猎。他总共搜集了大约3000张兽皮，准备让远征队带回德国。克劳斯和沙弗尔还拍摄了几千米长胶卷的电影，记录下了当地人庆祝新年和贝格尔进行人体测量的场景。克劳斯还拍了40000张照片。
最后，他们继续朝南方走去，再次取道锡金，进入印度。此时已是1939年7月下旬，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英国人已经开始建立收容所，他们打算用这些房子安置在印度的英国侨民。就在此时，希姆莱派了一艘飞艇来到加尔各答，把这支远征队队员运送到巴格达。然后，从那里飞回柏林。
他们一回到柏林，便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宴请。沙弗尔接受了希姆莱颁发给他的纳粹党卫军骷髅戒指。这不是一个官方的军事奖项，不过是希姆莱个人爱好的象征，只授予那些有着真正“英雄事迹”的纳粹党卫军成员。荣誉状上面写道：“骷髅戒指提醒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献出生命。”第三帝国各地的报纸高度赞扬远征队所取得的成功，沙弗尔一度被视为名流。纳粹的宣传机器虽然还不至于宣称雅利安人种的起源已经找到，但是，却极力地渲染德国科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这一事实。报纸的头版头条还特地强调，富于冒险精神的沙弗尔和他的同伴到达了圣城拉萨，站到了大为不悦的英国人的眼皮底下。
然而，在同克劳斯一道完成远征电影的制作之后，沙弗尔发现，由于战事紧迫，自己被迫靠边站了。远征队的其他成员——贝格尔、克劳斯和维纳特——都卷入了纳粹党卫军的战争机器，沙弗尔则被任命为“圣遗物”组织亚洲腹地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再次结婚了。1942年，因为纳粹党卫军卷入大屠杀，他一度麻烦缠身。就算他一开始对此次大屠杀并不知晓，但是，那一次波兰之行，他肯定知道了希姆莱正着手准备对波兰犹太人进行大清洗。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纳粹身份，也确实没有直接参与屠杀，而且，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不卷入集中营的屠杀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事先知道这场预谋。
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沙弗尔还在构思一个荒谬的想法——通过西藏的游击队攻入英属印度殖民地。然后，利用适当的时机，寻找一匹神话传说中带有白色鬃毛的红马的起源。希姆莱曾经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神话故事中，读过关于这匹马的传说。他确信，它是古老印度—雅利安文化的象征。
科学的危险
沙弗尔被盟军逮捕了。但是，他成功地说服了盟军，使他们相信，自己只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和大屠杀没有关系。付出了一笔罚金之后，他被释放了。1949年，他移居委内瑞拉，和第二任妻子以及3个孩子共同建立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此后，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92年去世，享年82岁。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作为曾经的纳粹分子，他一直无法接受自己的过去。他原本只是一个抓住机遇进行冒险远征的年轻人，结果，却卷入了邪恶的种族主义政权。
1945年，希姆莱被英国抓获后自杀。维纳特、克劳斯和基尔回归文明社会后，从此杳无音讯。但是，布鲁诺·贝格尔较为特殊，他对西藏的研究使他成为“圣遗物”组织的种族主义专家。1943年春天，他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挑选了115名囚犯进行测量，致力于寻找具有“亚洲”特征的人。他在奥斯维辛开展了8天的研究。离开之后，他测量过的所有男男女女都被毒气毒死，尸体被保存下来，送到他的朋友赫特博士主持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系。但是，一些尸体的头不见了。有详尽的证据表明，它们都流向了“圣遗物”组织。
战争罪行审判组没有立刻逮捕贝格尔。1961年，在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期间，当讨论到贝格尔对奥斯维辛的访问时，他才被正式逮捕。1971年，贝格尔因为涉嫌谋杀集中营囚犯而接受审判。但是，他声称，尽管他对这些可怜的囚犯进行了测量，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将被屠杀。他被判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虽然贝格尔是唯一一名直接卷入纳粹大屠杀的德国赴西藏远征队队员，但在某种程度上，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都难辞其咎。他们用所谓的“科学”支持导致几百万人被集体屠杀的意识形态。世人必须对此保持警醒。通过赋予原本站不住脚的理论以虚假的地位和科学的威严，在科学家们的帮助下，奇思异想可以变成大屠杀的现实。19世纪，黑人不是充分意义上的人这一所谓“科学信仰”导致奴隶被制度化。直到不久之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切断脑叶、强制灭菌是治愈精神疾病的适用疗法这一“科学”概念还在毁灭许许多多的生命。
甚至到了今天，仍然有人相信纳粹分子是一种超自然信徒，他们仍然生活在南极的某个秘密基地中。这些人还出书和建立网站否认大屠杀。他们宣称，这些“优势人种”正在某个冰天雪地的边区基地，甚至在太空遨游的飞船中，等待合适的时机回归人类社会。这些说法很荒谬，不是吗？遗憾的是，同样荒谬的想法在一些雄心万丈的科学家的支持下，竟然帮助了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毁灭了几百万条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