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可
他就像马太福音书里所说的那种光，点着了，放在高处。上面被烧着，下面被插着——但却照亮了一家的人，找着了许多失落的东西。
他的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已经很难猜了，因为它现在是纯粹的银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头发，如果从后面看上去，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他是美国人——我多么希望他不是美国人。每次，当我怀着敬畏的目光注视他，我心里总掺杂着几分嫉妒、几分懊恼、几分痛苦。为什么？当我发现一个人，禀赋了我所钦慕的诸般美德，而他却偏偏是一个美国人呢？为什么在我心中那个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属于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经很老了，听说是67岁。他看起来也并不比实际岁数年轻。当然，如果他也学中国老头的样子，坐在大躺椅里抱孙子玩，闲来就和一般年纪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着老花眼镜搓麻将，那么，他也许看起来不致这么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大概也都落伍20年了，细边的眼镜，宽腿的裤子，带着长链子的怀表，以及冬天里很古怪的西装。每在走廊上碰面，我总要偷偷地看他几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从来也没有进步的迹象。我常常怀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条这种可笑的裤子？为什么永远也穿不完呢？
他颈上的皱褶很深很粗，脸上的皮肤显然也有挂下来的趋势。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撑饱满，恐怕还得30磅肉呢！他有一个很尖峭的鼻子，大概是他惟一不见皱纹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点儿严厉，长方带尖的脸型衬着线条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强地向下拢着，向里陷着，使他整个的容貌都显露出一种罕见的贵族气质。
他来学校那年，我是二年级。他是来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刚来几天就贴出海报要招募合唱团员，我当时很从心里怜悯他，不过也有几分认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实况。其实当个系主任就够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来的那批人马，除了少数几个，大部分连五线谱都认不清楚。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在二楼靠边的那间教室里练习。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了有个把月，把每个人的耳朵都听腻了，他们还是唱不准。后来记不清有一次怎样的集会，他们居然正式登台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经听够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挥一面用他以前在内地学过的苏州话帮腔，结果还是不理想。其实那次失败并不意外——甚至我想连他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的。
意外的是4年后一个美丽的春天晚上，他被邀请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紫红绒的帷幕缓缓拉开，灿烂的花篮在台上和台下微笑着，节目单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优雅的管弦乐在台上奏着，和谐的四重唱缭绕而弥漫。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些年来，他用的是怎样的一根指挥棒。
他又是个极仔细的人。那时候学校宿舍还没盖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阳明山腰的一个夏令营地，山上的蚊虫很多，我们经常是体无完肤。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们，饭后大家坐在饭厅里，他的眼睛盯在那两扇纱门上，看来往的同学怎样开关它。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只管开门不管关门的，许多人只顾走进走出，然后就随便由自动弹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我还以为他要发表有关生物学的演讲呢——他学的是生物——不料他很严肃地直走到纱门前。
“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蚊子吗？”他的目光四下巡视，没有人说话，他指着不甚合拢的门说：“门不是这样关的，这样一定有缝。”
他重新把门摊开，先关好其中第一扇，然后把第二扇紧紧地合上去，最后又用力一拉。纱门合拢了，连空气都进不来呢！他满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别喜欢看他坐在书库里的样子。这两年来，学校不断地扩充，图书馆的工作不免繁复而艰巨，要把一个贫乏的，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图书馆重新建设起来，真需要不少的魄力呢，我真不晓得他为什么又和这种工作发生了关系。那年我被分到图书馆做工读生，发现所有的旧次序都需要另编，真让我不胜惊骇。每次编排书目的时候，他好像总在那里。安静地，穿着一身很干净的浅颜色衣服，坐在高高的书架下面，很仔细地指导工作。他的样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进书库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好像也能看见一个银发的影子坐在那儿。好几次，我很冲动地想告诉他那四个字——皓首穷经，但我终于没有说，用文字去向一个人解说他已经了解、已经践行的真理，实在有点儿可笑。
想来他是很孤单的，虽然他那样忙。桑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了，学校里设有一个桑夫人纪念奖学金。我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得到它。那天，他在办公室见我，用最简单的句子和我说话。他说得很慢，并且常常停下来，尽可能地思索一个简单的词汇——后来我渐渐知道这是他和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其实他的苏州话说得不错，只是对大多数的学生而言，听英文还比听苏州话容易一些！
“哦，是你吗？”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难受起来，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觉得那样内疚。
“我要一张你的照片，”他很温和地说，“那个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渐渐安定下来，“下礼拜我拿给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钱。”他很率真地笑着。
“不，我要送给你！”
那次以后，我常常和他点点头，说一句早安或是“哈罗”。后来我毕业了，仍旧留在学校里，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了。我才发现，原来他那清澈的双目中有一只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辆校车里，他在中山北路下车。他们系里的一个助教慌忙把头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着，“今天坐计程车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过脸来，像一个在犯错的边缘被抓到的孩子，带着顽皮的笑容点了点头。
“你看，他就是这样。人病着，还不肯停。”那助教对我说，“并且他有一只眼已经失明了，还这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叫人担心。”
我忽然觉得喉头被什么哽住了，他瞎了一只眼！难怪他和人打招呼的时候总是那样迟钝，难怪他下楼梯的时候总是显得那样步履维艰。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图，这是何苦来呢！
“只有受伤者，才能安慰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准许他盲目的惟一解释。学生有了困难，很少有不去麻烦他的。常常看他带着一个学生走进办公室来，慢慢地说：“这个男孩需要帮助。”他说话的时候每每微佝着腰，一只手搭在那学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过镜片，透露出深切真挚的同情——以致让我觉得他不可能瞎过，他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话：“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屈身帮助一个孩子的人那样直。”
他惟一帮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为想留洋的人写介绍信了。有一次，吴气急败坏地来找我。
“我托错人了，人家都说我太糊涂，”她说得很快，不容我插嘴，“你知道，人家说凡是请他写介绍信的，就没一个申请了的，我也没希望了。我事前一点儿不晓得，只当他是个大好佬呢！”
“你知道，他也写得太老实了，唉，这种教徒真是没办法，一点儿谎都不撒。”她接着说，气势逐渐弱了，“你说，写介绍信怎么能不吹嘘呢？何必那么死心眼？你说，这种年头……”
她走后办公室里剩下我一个人。想象中仿佛能看到他坐在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对着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斟酌，要写封诚实无讹的介绍信。但他也许不会知道，诚实并不被欢迎。
他的生活很简单，除了星期天，他总是忙着。有时偶然碰到放假，我到办公室去看他一眼，他竟然还在上着班，打字机的声音响在静静走廊里，显得很单调。
他爱写一些诗，有几首刊载出来的我曾经看过，但我猜想那是多年以前写的了，这些年来，他最喜欢的恐怕还是音乐。他有一架大钢琴，声音很好，也很漂亮，放在大礼堂里，从来不让人碰。去夏令营的时候，学音乐的徐径自跑上去弹，工友急忙跑来阻止，并且很严重地叫道：“桑先生听见要生气的！”
“弹下去，孩子。”另一个声音忽然温和地响起，那双流露着笑意的眼睛闪着，是桑先生自己来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弹得真好。”
我不由想起那古老的瑶琴的故事。
后来有一次在中山堂听音乐，徐忽然跑过来，指着前面说：“瞧，那不是你们的老桑先生吗？他，很可爱。”
“是的，我们的老桑先生，”我不觉重复着徐的话，“他很可爱。”
我想，徐已经了解我说的是什么了。
节目即将开始，我却不自禁地望着他的背影，那白亮的头发，多沟纹的后颈，瘦削的肩膀。我不由想起俄曼在《青春》一文中开头的几句话：“青春并不完全是人生的一段时光——它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它并不完全指丰润的双颊、鲜红的嘴唇、或是伸屈自如的腿胫，而是意志的韧度、理想的特质、情感的蓬勃。在深远的人生之泉中，它是一股新鲜沁凉的清流。”我觉得，他是那样年轻。这时他发现了我，回头一笑。在那安静自足的笑容里，我记起上次院长和我谈他的话了。
“你看他说过话吗？不，他不说话的，他只是埋着头做事。有一次我问：‘桑先生，你这样干下去，如果有一天穷得没饭吃怎么办？’他很郑重地用苏州话说：‘我喝稀饭。’‘稀饭也没得喝呢？’‘我喝开水！”
我忍不住抵了身旁的德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德，”我指了指前面的桑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颤巍巍地绕过半个地球，住在另外一个民族里面，听另外一种语言，吃另外一种食物。没有享受，只有操劳；没有聚敛，只有付出。病着，累着，半瞎着，强撑着，做别人不在意的工作，人家只把道理挂在嘴上说说，笔下写写，他倒当真拼着命去做了，这，是何苦呢？”
“我常想，”德带着沉思说，“他就像马太福音书里所说的那种光，点着了，放在高处。上面被烧着，下面被插着——但却照亮了一家的人，找着了许多失落的东西。”
灯忽然熄了，节目开始，会场立刻显得空旷而安静。台上的光红得很柔和，音乐如潮水，在大厅中回荡着。而在这一切之中和这一切之外，我看到一支小小的烛光，温柔而美丽，亮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