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陈占祥飞往香港的前夜，一支望不到尽头的解放军队伍冒雨开进了上海，他们没有进入这座大城市的任何一家大门，而是停留在屋外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夜深了，陈占祥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哽咽无言，他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的，值得生死与共的。
陈占祥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表示对参加制定北京规划的愿望。梁先生很快回信，转告他在向聂荣臻市长信中的话：“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陈对此欢欣难以言状。
对于报国，陈占祥是下了决心的。从看到雨夜中静坐屋外的解放军那一刻起到梁思成先生的回函，他更坚定了要把自己的全部能量贡献给新中国的意志，但爱国有心，报国无门，虽然在这之前归国后的三年，因为战乱，他一直无缘抵京，而北京的规划无一时不萦系于心。梁思成先生曾有个初步的方案：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的日本“居留民地”为基础，设计成一个新的市中心。把新市中心迁出老城的初衷就是为了尽全力保护北京古城的风貌，把北京建成如华盛顿那样的，没有大型产业的行政中心，如罗马、雅典那样的历史文化名城。而陈先生虽与梁先生有不谋而合之默契，但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美之蓝图。他认为日本人的“新市区”与老城区距离太远，若从大北京的区域规划考虑，必须周密筹划新行政中心与旧城的关系。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对此，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梁先生这种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美德，让陈占祥十分感动。
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40公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的标志，梁思成认为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空中花园”！
在四十年后的康奈尔，回忆起这段往事，陈先生神色黯然。因为这些美好的憧憬只是一种梦想，说起来谁不为之动容，但也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实施。不仅如此，我从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得知，为北京市的规划，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梁思成、陈占祥、林徽因先生均遭到批判并被划成“右派”。他们的规划方案、设想、建言能被采纳吗？梁、陈、林三位先生均是我国古建筑方面的大家、卓越人才，而且又是报国心切的赤子，遭此打击，岂不令人心寒？
当然这不仅仅是陈占祥先生的唯一遗憾，让他无奈的还有他的婚姻。陈先生的父亲以父母之命为他定好的他并不乐意的婚事。他的出国深造是在完婚之后。在英国留学期间，一位英国姑娘柔丝·黛把如火的爱情给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中国男人。当1946年深秋陈决定回国，柔丝·黛二话不说决定同行。二人同船回到上海后，陈占祥以“父母包办”为由，向妻子提出离婚；陈妻并不感到意外，她早有预感，丈夫一走8年，起初还有只言片语，渐渐连一个字都没有了。
面对强悍的岳父，女婿知难而退，柔丝·黛用理智抑制感情，决定回国。
在此后的十年中每逢圣诞节，陈先生都会收到柔丝·黛寄来的包裹：里面是永远不变的四双羊毛男袜、两套羊毛衫裤，包裹中永远夹着一只白色信封，信封右上角有一朵凸印出来的白玫瑰，信封里面是一张年年一样的中式宣纸信笺，信封信笺上皆空无一字。
十年以后陈占祥已经迁居，戴了“右派”帽子的他更失去了与国外联系的权力，柔丝·黛无法知道他的地址行踪。他们的最后一缕柔丝从此真正被切断了。
1979年复职后的陈占祥又回到了本行。这时国内一家建筑公司要去香港发展，却因缺少英国的建筑师执照，找到陈商谈借用他的英国执照，陈说：我30年没缴执照登记费，那个执照早过期了。可对方说我们派人查过，你的执照费年年都是按时交的。结果证实，原来柔丝·黛每年都按时为他代交。
1984年68岁的陈占祥访问英国，在欢迎酒会上竟与分别35年的柔丝·黛重逢。
“她一辈子没结婚，但事业上很有成就，因为在外交上成功地处理过爱尔兰共和军的问题，她得到过英国女王颁发的勋章。”这是陈占祥告诉女儿陈愉庆的一段话，话虽平静，从他声音里面却听出了他是不时紧咬牙关咽下眼中的泪水。他哽咽着说：“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我辜负了两个好女人。为了事业，为了男人的雄心，我放弃了爱情，也曾经放弃过家庭，结果是一事无成，三败俱伤……”进而泪流满襟。
陈先生的一生遗憾，看着听着让人心寒心碎。从陈愉庆女士的文章中我们明显感到的是颇多的伤感和惋惜。可以想象的是在陈占祥先生自身那可能是太多的痛苦和不尽的悲哀。
学成归国本可以为国尽忠，大显身手建功立业，谁想到自己的美好设计与领导看法相悖，符合科学的方案却为不科学的蛮横思维所扼杀，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备受摧残。有心报国却被拒之门外。是否可以说，政治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怪物。当它需要你时，会被捧上天，备受尊崇；反之则会被打下十八层地狱，不管你是忠臣、良将还是人才、谋士，概莫能外。从另一方面看，陈先生虽在专业方面堪称精英，但政治方面并不懂行，雨夜一幕由感动而产生命运之大转折。殊不知，历史长河中类似者不乏。公元前200多年，刘邦带兵攻下咸阳后顿生贪念，樊哙立谏道：沛公欲有天下呢还是做个富家翁便算满志呢？又会同张良等劝刘邦还军霸上，并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安抚民心。又有谁说不好呢？如果没有撕碎机票之举，可能便不会有后来的许多变故，可能不会造成婚姻的不美满、事业的很多不成功。
能不能说陈先生的性格有软弱之处呢？柔丝与他的感情是深笃的、坚定的，但陈先生在强悍的岳丈面前畏惧了、退缩了，不惜委屈柔丝，牺牲爱情，害了柔丝害了自己也害了妻子。当他1984年在伦敦与柔丝重逢时，对于柔丝的终生未嫁，对于柔丝的十年寄物无言相思，对于柔丝的35年代交执照费的矢志不渝，我们猜想当时陈先生的内心一定是翻江倒海、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
陈占祥先生的一生是一面镜子，对于我们应该是有着很多教益的。
看《中美医生的“处方”》有感
《中外文摘》2009年第8期有余维钦先生的文章：中美医生的“处方”。他以自身的经历，讲述了现今的中国医生是如何诊病开方的，同样，美国的医生又是怎样诊病的。虽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但治病救人应该是一样的，不应当有什么区别，至于都是有偿服务，这也无可非议，但医德如何那就要因人而异，另当别论了。
在国内一次余先生患了感冒咳嗽，他选了一家最好的医院就诊，并用20元挂了专家号，为他诊疗的是位派头很足的大夫。当他告知病情后，这位专家随即发话：“你去照CT吧。”随后，他从男助手那里拿过病历卡，在上面写下：痰不多，偶有咳嗽。1.MRCI；2.美艾克（30片）；3.沐舒坦（40片）。前后不到两分钟，专家即吩咐他：“你可以走啦！”这时余先生不解地问：“照CT是为了确诊，既未确诊，怎么就开药了呢？”专家不以为然地说：“你不是咳嗽吗？咳就有炎症，这药就治炎症。”“照CT的结果还反馈给你吗？”这时的专家显得很不耐烦，冷冷地甩下一句：“不用找我了，你另外挂号。”
此时的余先生已无话可说，怏怏地退出了诊室去取药，想不到竟然花了400多元药费。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病历上所谓的美艾克原来就是头孢妥仑脂片，而沐舒坦则是盐酸氨溴素片。一点普通的感冒怎么用得上高于青霉素的抗生素呢？而沐舒坦标明是日本进口，并注明适应症状是痰多痰浓，黏稠且不易咳出者。病历上明明写着：“痰不多，偶有咳嗽”嘛，这不是轻病用重药，把病人往更不健康的路上推吗？
三天后，CT结果出来了，肺部没有问题，医生开的药不能随便吃。余先生后又去了两趟医院，共花了1000多元。而这轻微的感冒硬是没好。
2006年的初冬余先生去华盛顿看望女儿，可能是不适应当地气候，突发感冒，不断咳嗽，女儿带他到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由于前一次感冒的经历，又加上听说美国的诊疗费贵得惊人，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诊室，一位中年女医生主动从坐位上站起来，礼貌地打招呼，示意患者坐下，并主动坐到患者面前，亲切地问哪儿不舒服，在随后的检查中，她带上透明手套，一手拿压舌板，撑开患者口腔，一手拿电筒往里照查看咽喉，接着用纸床单铺到病床上，扶着患者躺上去，帮病人将衣服往上捋了捋，开玩笑地说了声：“别怕啊。”当她的听诊器在病人的肌肤上轻轻滑动，她的双手轻柔地叩着腹部时，这时患者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被关爱的感动。
仔细听诊后，女医生从双耳取下听诊器，帮病人把衣服拉下，并扶着坐起来，随后，她一边退手套一边说，只是一般性病毒感染引起的感冒咳嗽，除了咽喉有些红肿，肺部没有问题，无需吃药，只要多喝水、多静卧，最好禁食几天，如果饿了，吃点白面包就行。然后她温和地笑笑，说了句“OK”，并拍了拍患者的肩膀。
在看病过程中，女医生从余先生女儿话中知道他从中国来，就好奇地问了一些有关中草药的问题。
临别时，女医生握住余先生的手说：“谢谢你告诉我中草药的事，但我不欢迎你再来这里”！并向余先生父女挥手告别。
这次看病同样是普通感冒，一分钱没花，气氛融洽，与女医生接触中有如感受到母爱一般温暖，让人心花怒放，病早好了一半。余先生按医嘱静养、喝水、吃稀饭、白面包，几天后感冒全好了。
从余先生对华盛顿女医生看病全过程的文字描述看，他是细微的，毫无遗漏的，字里行间充分反映和体现着余先生对女医生除了感谢，更多的是钦佩，钦佩她的高尚医德，钦佩她对患者的仁爱之心。医生诊病除了治疗肌体疾患，更应该对患者施以慈父、慈母之爱，给以充分的关心、温暖、 体贴、鼓励，使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即所谓三分药物七分调理。
余先生在北京和华盛顿遇到的两位截然不同的医生或许都属个别，但前者是必须遭受谴责的，后者是应当提倡和值得褒奖的。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西方的美国和东方的中国都不乏许多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帮助中国抗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号召全民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在中国古来有之，扁鹊、华佗……张仲景身为太守，为了攻下伤寒这个难症，弃官不做，刻苦钻研，终于解决了这道难题，救民于水火，成为千古佳话。现代的好医名医也是不胜枚举。虽然，可以肯定美国的医生不可能每一位都像余先生遇到的那么好，而中国的医生也绝不像余先生碰上的那个专家那么差，但至少这样的专家也绝不止这一位。现实生活中为了钱而不顾一切的大有人在，医务界多开药、滥开药的比比皆是害人不浅，尤其是害穷人更是昧着良心。什么逢病照CT，遇炎便用抗生素已成了家常便饭。至于白求恩精神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不少人已经将它抛到了九霄云外，代之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见人宰一刀。
人之所以进化到现在成为高级动物，有着发达的大脑、非凡的创造力，也同样有着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也就是说，它既能创造美好，又能毁灭美好。因此，人类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作为行为规范，抑恶扬善，否则，就会好恶不分，善恶混淆不清。希特纳之侵占欧洲，日本之侵略中国、东南亚，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与余先生在北京所遇到的专家医生，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一个是明火执仗，武力掠夺，一个是道貌岸然的文明抢劫。
我几年前曾接触过本地公立医院的一位专家。那天，我和老伴与一位抱着一个不足周岁的男孩的农村少妇在这位专家的诊室不期而遇。小孩头有点歪，专家告诉农妇：“过几个月来做手术，现在太小。”随即吩咐农妇：“去挂个专家号。”农妇当然听从了专家的吩咐去挂了专家号，这位尊敬的专家坦然地收下了专家号，又重复了先前过几个月再来做手术的那句话。看完这一幕，我心里竟猛然感到一阵茫然——既然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就非要人家去挂个专家号呢？况且，人家早已交了一普通号，为什么非要人家又去挂个专家号呢？不挂个专家号，别人就不知道你是专家了吗？专家除了某一方面有技术专长外，我认为思想道德也应当是高尚的，起码不应当是卑鄙的，否则，是否会贬损了“专家”这个名讳呢？这时我特意打量了一下这位农村少妇：二十五六的年纪，衣着褴褛，脸带灰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农村贫困户的主妇。我们的专家这样摆谱，毫无半点同情心，叫人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