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黄埔三期，是员悍将，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兵士又多为北方人，战斗力强。但刘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他刘畴西1924年入黄埔一期，而王当时还是上海一家公司的小伙计。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员，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又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这些光环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麻醉了自己。然而，自信并非才干，才干来自知识和实践的总结。由于刘畴西高看了自己，小看了对手：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少校营长王耀武；率部坚守苏区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旅情况不明，而王耀武却基本掌握了红十军团的情况。他对刘畴西这位前辈学长评价不高，而对没有进过军校，土生土长的寻淮洲评价很高。刘畴西将缺乏野战经验的二十、二十一师放于伏击地域右侧担任主攻，而置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的十九师于左侧，用于截敌归路。对此失当处置，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现十九师师长）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均执异议。由于刘的偏执自信、拒绝忠言，结果因为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缺乏临战经验，过分紧张导致提前开火，两师动作又不协调，而十九师又因放置位置无法提前发挥作用，战局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了被敌反击的被动，导致谭家桥战斗失利，还损失了一员大将——寻淮洲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王耀武因此役而得到蒋介石5000块大洋的犒赏。
这时粟裕坚决要求连夜突围，刘畴西却迟疑不决，贻误时机，方志敏只好命粟裕率一部先走，自己留下来促刘抓紧行动，就因此，最后方刘二人被俘，并肩走向刑场。
粟裕并未读过军校，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蒋介石于日本投降后挑起的内战中，在苏北和豫东首先打掉顽敌嚣张气焰的是他；曾几次向毛泽东建议，使淮海战役轰轰烈烈形成并取得60万对80万的胜利，加快解放全中国进程的还是他。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指挥这场战役的是当年从怀玉山冲出去的粟裕。他率领32万大军八天解放济南，活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到此，也让60年后写本文的我出了一口恶气。感谢粟裕在14年后报了一箭之仇，也再一次对刘畴西的无能不胜唏嘘。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事情就偏偏这么巧，十四年前王耀武遇上了刘畴西，占尽了便宜；十四年后王耀武遇上了刘畴西的战友粟裕，却成了俘虏。一报还一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这件事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学历和本领是不能成正比的，并非有学历的就一定有本领。学历是需要，但没条件上学的哪来的学历，他可以通过社会这个大课堂学习，在社会大课堂里多经历、多见识、多历练、多总结，从实践中学，“从战争学习战争。”那些泥腿子、抡锄头、用镐头出身的将军不都是从战争实践中筛选出来的吗？秦汉时的箫何、张良、韩信，三国时的诸葛亮什么学历？毛泽东是师范学校毕业，算是中专，他是那样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畴西学历高，出身于著名的军事学府，可偏偏就不会打仗，而粟裕从没读过军事学校，偏能打仗。它说明，人的成长、成熟需要学习（学校学习和社会实践学习）见识（阅历、经历不断总结）胆识（不断锻炼），惟其如此，人才有可能成为人才。
遗憾的是这种唯学历的影响一直沿袭至今，有段时间甚至刮起了找大学生风，到处找大学生来提拔。不管是否具备当领导的条件，找到了就提上来，结果，某些提起来的领导，虽然有大学学历，但缺乏组织领导能力，工作搞不好，群众反映很差。
选领导首要的是德行和能力：组织领导，应变处置，协调管理三方面缺一不可。如何选？则应建立考核制度，从工作业绩中选优录取，还要广泛听取群众反映，民意大如天，切忌只在干部圈子里听那些违心话。重中之重是要防倾向：领导主观看中的、顺眼的、听话的、抬轿的、进贡的，否则定会选歪的。
学历不应唯一，唯德和能是也。
也说苗和草
2003年5月23日光华时报4版有篇名为“城市的草与乡下的苗”的文章，文中说到，城市里铺一亩草地要花费20多万，每年的养护费要2万；而农村种一亩水稻工本费仅五六百元。文章说，草与苗的命运，何尝不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不同生活处境！读到此，不由的使我联想到下岗的工人与退岗的干部，因为减人增效的需要，也因为某些学者认为社会变革大潮必须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需要，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了。一夜之间或一次会议过后，许多人便由工人阶级变成了自谋职业者。诚然，党和政府并没有遗弃他们，制订了政策，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砸碎了铁饭碗，也激发了新动力。感谢政策的关照，也感谢某些专家“理论”的鞭策，很多下岗工人调整心态，抖擞精神，奋发努力，在“大海”中劈波斩浪，实现了自身价值，有些甚至成了“大潮”的幸运儿，当了大款，并且帮助和带动了一批下岗的兄弟姐妹。
真是时势造英雄。但毕竟还是有一些下岗工人生活较为艰难。
不妨让我们做点比较：下岗工人中除国家大型企业的给了些买断钱，而小企业特别是困难企业和县办的地方国营、集体企业仅仅是为他们买了社保而已。而在同一方蓝天下、同样享受党的阳光的退岗领导干部待遇在一些地方却是优惠有加：为了动员他们空出位子，于是给他们晋级加薪，有些一次提薪三级，对提前一点退下来的县级领导每人一次性发给人民币2万元。退岗那阵子，不少人曾经为怎样退得巧划算而大费脑筋、仔细盘算，就像面对一桌美味佳肴斟酌如何下箸一样。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顾及下岗工人为生计而苦恼的心情的，而决策优待干部促使他们退岗的领导们可能此时更不会花点心思去想到下岗工人的。
干部退岗以后工资仍然是照拿的，不像下岗工人需要去自谋职业，那为什么还要去提级加薪呢？做出这种决策的领导们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否考虑到下岗工人对此又会有什么感受呢？
难道退下来的领导是正妻所生，而下岗工人又是后娘养的？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有多大，他们想过吗？
国家对下岗工人有许多关照：经商办厂可免三年税收，还有两年期的政府贴息贷款。实践起来却颇有难度。这个贴息贷款有点可望而不可即，一是想贷款到手很费时日，有的非花上一年半载，跑多少趟难说，找多少人难说，因为下面的领导和办事员和上面的领导、决策者很难有一致的想法，心情也很难一样。这尚在其次，更难的是贷款需要公务员担保。明白地说款贷给下岗工人担心还不了，抓住了担保的公务员可以扣工资呀！本身是下岗工人无还款能力，除非是亲戚，否则谁愿意担这个保呢？亲戚中有公务员的不好推脱，亲戚中没有公务员的，那贷款岂不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同样是中国公民的退岗领导干部却提级加薪，还要说服动员、好言相劝，两厢之下，不有点亲者亲之疏者疏也，难道不有点啼笑皆非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是一律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既如此，就应当在考虑一切工作、决定一切问题的时候，用“三个代表”思想去衡量、去决策。领导早退迟退应该根据工作需要，既是工作需要，上级决定下级服从便是，何须用提级晋薪来买动，岂不成了公私合营时对资本家用赎买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等级制度，有嫡出、庶出之分，国民党的军队有嫡系、杂牌对待，《红楼梦》里有正册小姐、另册丫鬟区别。我们的制度是不允许人为地做这种区分的，否则，还谈什么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还是让我们回到草与苗的话题上来，文章的结尾说：“草，对于庄稼人是厌恶的，而对于如今的城里人如同猫儿、狗儿，已成宠物，但不管这草有多美，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好城乡贫富悬殊问题，这些城里的草在占中国人口70%的乡下人眼里，不仅不能产生美感，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感情的伤害。”制造特殊阶层，也是会伤害弱势群体感情的，对于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还是别干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