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女孩儿在这半日里—治疗四个小时，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是她所说的一句话：从我这里出去的病人，有不少都成为了我的朋友！我正转头看着她的脸儿，没有虚伪的自然，没有矫情的纯真。她坐在红色的工作凳上，戴着折角的白帽，穿着合体的白大褂（仿佛瘦一点，在一次为我哈腰治疗时，崩掉了两颗扣子），就好像《圣经》里的天使一般。天使是不容情感来亵渎的。在与之交流中，我几近与自己女儿相对而谈的情境，没有欲念的分泌，心静如水。这在我所经历的一生事情中显然是个心灵的奇迹！
在这天治疗结束前，女孩儿为我撤除“干扰损伤”的电极，我凝视着她专注的眼神儿，满含感激的心情说：
“你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敢赤身裸体地走入大自然角！”而在以前，我是绝不敢这般肆言吹牛的。我怕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怯，更怕心理的蠢欲与生理的反射而颜面扫尽，令黄皮肤即便埋藏沙堆里也无地自容。
我的受难日—7月15日到了。三年前，我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受难，刻骨铭心，因而在心理上做好了皮肉受苦、精神受折磨的准备。然而，复演父亲的一幕，我多少还是低估了煎熬的程度。
早晨的天空一片晴朗，太阳已经散射出盛夏里强烈的光芒。中山路宽阔的街道两旁绿树婆娑，花木飘香。现代男科医院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而对于就诊的我心情有些异样，我视之男人的家将给予我解脱难言痛苦的新生活。为此，我将其视作是与女人头胎进产房等量齐观的一天，起码对于我是有着这样的感受。
昨天傍晚，在同妻子例行散步时，看着西天行将消散的晚霞，我还自信地说：明日主治大夫将为我做“手术”。显然，我对前列腺的医治还一知半解。所谓的手术，其实术语叫“腔道介入”，说白了就是往尿道里插管、输液，并借助仪器促其进入“腔内”，直接作用于前列腺的治疗。我谐其音称作“强盗介入”，N女孩听后为之开心而笑。她是位开朗、喜欢笑的女孩子，她的男朋友常戏言她“一天到晚傻呵呵的”。或许，正是她的这种性格，这般银铃样的笑声，使我从心里喜欢上了她。我走进医院，最怕见到职业病的冷漠，白墙、白衣、白帽、白口罩，给人以冬雪之寒冷。女孩儿还未沾染这类的传染病，青春热情一直洋溢在她的脸上。自我“受治”于她，尚未见到她之冷脸与白眼。只是对我插话“半导”之事，稍记前嫌，说我那时有些“捣蛋”。
“腔道介入”交由N女孩儿亲自来作，是我始料未及的。事已至此，顺变以观吧。N女孩戴上口罩与胶皮手套，为我小腹作消毒。这天，我带来《风尘列传》一书，里面记载有秦淮八艳的柳如是、陈圆圆以及民国名妓小凤仙等。我用打开的书遮挡小腹区域，不想看到令我痛楚的“手术”过程，只是从书的上部观察口罩上的那双凝神而专注的眼睛。另位女孩儿在旁边见习，打着下手。时光在充满温情的提示里进行：注入麻醉药，注入润滑剂，插管介入，再注入药液，然后吊液管对接，仪器的电流进入……我一会儿作深呼吸，一会儿感觉尿道产生针刺状灼痛，男人们创造生命与行云布雨的欢乐之后的苦难，在此备尝。此间躺在床上的我，俨然孩童一般地受着无助的煎熬，而女孩儿极尽人情味的呵护，令我深慰着一道母性的光辉。明年，她就要在夏日里走上人生的红地毯，之后便要做伟大的母亲了！在我的记忆中，童年时母亲用洋铁皮的洗衣盆给我洗澡，少年生病卧床时母亲用罐头瓶子为我接过尿，青年婚后妻子赐予我以爱的抚慰……再之后，便是N女孩儿的“腔道介入”，极尽娴熟的技术与人性的关爱。我记住了这三位女性，并从她们的身上享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母爱、情爱与关爱！
五天以后，我又接受了第二次“腔道介入”，同样由N女孩儿来作。我请求她让我看看那支让我受难，并让我今后得以康复的插管，它呈现着透明的锥形状，有如捉取菌虫的角质喙。
这最后一次的手术，我几乎像父亲一样坚持不下去，精神差不多垮掉了，有一种沮丧的绝望在蔓延。N女孩在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后，拖一把工作椅坐在我的床头，说：“先生，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治疗必须坚持到底。这样吧，我陪你唠唠嗑，以转移你的痛苦感受。”为此我感到了一股人生的温暖。当病人精神最困苦、最寂寞，坚守处于放弃的边缘时刻，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充满人性的关怀。N女孩儿在我最需要坚守动力的时候，她适时地做到了。这是我从心底里深深感谢她的地方。
这一次“手术”结束后，我终于确信我的“受难”暂告休止，肉体的十字架卸下了我被一场男性病所净化的灵魂。六天，我完成了人生环球的精神旅行，而操舵手的不是我，是那位与我女儿同龄的N女孩儿。
在告别前，我敬重地伸出手来，与她相握，然后以诙谐的语言来祝福她：明年夏天，要做你自己的新娘！近些年来，我被生死拖累的苍老心境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充满着快乐了。
§§§第七章 雪后的冷寂
我们相识在2003年的夏天，“非典”刚刚过去，死亡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京城的“桑拿天”使人有些烦躁，只有到了夜晚才凉爽下来，于是饭后我们坐下来开始谈天。她是一家报纸的女记者，而我则是金代故都参与“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策划者之一。为了此次活动的宣传与推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其实，彼此先前已见过一面，酒宴上礼节性地寒暄几句，之后便被应酬的酒嗑、套话所取代，因而并无太深印象。她写的文化类文章时或看过一些，心中有些羡慕，想象中应为幸福可爱之女子。我邀其前来北京做活动专访，她于电话中很是犹豫，告之爱人因目前犯病频繁，她需要不离左右地照顾。我说如果不妨碍走动，那就一同来京吧。可能是因了我的诚意，或者她想借此机会陪同爱人到京城大医院做次诊断，于是答应了。这些年来，我对爱人所经受的伤病与心灵痛苦，在感同身受中，就像一株风吹雨打的老树，情感的外表粗糙而沧桑，内心里却是柔软似水，极易伤感和同病相怜。这也是我和Z记者很快成为交往的朋友之一。
在此夜深入交谈之前，我跟她一同来京的爱人在住所的走廊里相识，彼此握手、寒暄。初看她的爱人相貌周正，眼光有神，瞧不出有病的样子。交谈方知，他得的是神经免疫系统疾病，与癫痫类似，说抽人就躺在地上神志不清，经过一番的掐捏救治，再经数日调养，又复好如初，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此病反复看了西医、中医，省城和首都的著名医院都跑过，就是查不出病根，也难以对症下药。数年来，她们一直就生活在被疾病困扰和精神折磨的痛苦中。
彼此坐在对面的床上谈话，有穿堂风吹过，使人的心情凉爽宁静了许多。我们各自谈到了爱人的疾病与痛苦，在我已经是饱经沧桑，而对于她则是刚刚遭受，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令她措手不及，一时间还难以招架。我之心路历程告诉我，对于她，这是一段艰难而痛苦跋涉的人生沼泽，一些人的爱情就在这深不可测的“大酱缸”里沉没了。私欲者逃避开了本应两人共同承受的痛苦，而去另觅新欢，就像曾经流行一阵子的歌词所唱：只有听到新人笑，哪儿管她旧人哭。我们都不想去做遭受良心谴责的逃脱者，因而我们就必须直面生活所赐予的不公命运。
这一晚间个把小时的交谈，相坐的距离没有变化，而彼此的心灵却因了爱者的痛苦而渐渐靠近了。自然，在这万家灯火的皇城根下，没有人会关注、会想到，这一扇明亮的窗口里，有着两个异乡的小人物，在倾心谈及人类崇高的爱情，以及所经历或者将要经历的“灵与肉”的抉择！
次日，我们忙于各类纪念活动，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在这以后的两年间，我们的交往开始多起来，一年中有两三次的见面，大部分相邀与举办文化活动相关，忙忙叨叨地见面、握手、寒暄，又忙忙乱乱地安排车辆相送、告别以及说些感激之类的客套话，没有深谈的时间与空间，仿佛天际中的两朵云，因了各自的生存天地而在自由飘荡。倒是电话的问询时或发生，好像成了外国电影镜头中的固定对话模式：
“你爱人的病怎么样了？”
“还好！”或者另一种方式的应答：在见好转。
彼此间看不见，真诚的关怀与心怀的感激只能通过语气来感受了。这样问询的次数多了，我渐渐意识到所犯的错误，是否已令Z记者难以忍受，或者让她病中烦躁的爱人猜忌生疑，产生同类相窥伺、相侵犯的厌恶感。因为我的爱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女下属或女同事对我关心和关爱的信息发多了，她就会有怨词。初始我并不介意，总觉得心地坦诚、坦荡，爱情根深蒂固，无须顾及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后来，有一位性格开朗的女上司在谈到异性之间互发的短信时，说了这样一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话儿，“男女之间不要发问寒问暖的信息，那样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伤害”。看来，她在这方面是很有些女性敏感和实际想法的。我从前对Z记者的问询，在我个人以为是真诚的关心，而对于她作何感想不得而知，她之爱人是否与我爱人一样也心生怨言呢？我想大体类同吧，患病的一方在这方面无异是敏感的，他们生怕爱情领地因了自己美的毁坏以及健康的损伤而遭受“外来植物”的入侵。在这以前，我未曾做过换位的思考，是蠢牛一头。现在我明白了，其代价是我与Z记者从曾经的真诚而走向它的反面—表层的虚饰。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由是而自省：同病相怜一旦怜之无当，便为怜者自“病”了。
我与Z记者最后一次深谈是在我的老宅。这座旧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在此居住了十五年之久。女儿考上大学后，两居室的南向房间改成了我的书房，我的生死三部曲—（《生死之旅》、《泪浮地平线》、《逝去的诔歌》）—皆创作于此。我搬进这所老宅时，工厂的大烟囱在榨糖期便冒出浓烟，飘散的雾气里还带有一股淡淡的甜菜汁儿味。如此生活，历经了近十载，工厂便黄摊了，我与妻子成了涸辙之鱼，一切苦难由此开始。在去意彷徨、心灵憔悴之际，初尝亲情浇薄的体验，我谓之不可恢复的情感伤害。这种夜半骤醒，无语伤感的日子纠缠了我五年之久。渐渐平息后，又惨历楼上邻居之死，我这位开出租车的老弟被歹徒捅刺五十余刀，浑身成了血葫芦，尸体还被浇上汽油焚烧。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两年之久，他的妻子时或悲苦难抑，嚎啕大哭，有如旷野之狼的望月恸嗥，其声穿透楼板，而戳戗我悲悯的心灵。际逢此时，我恨不得逃离房屋，到楼外喘口气，让胸膛积滞的郁伤舒散开去。然而，我无从脱身，也无从去劝慰，只能呆若木鸡般地受着煎熬，直到宣泄的哀伤渐渐细弱下去。
Z记者来我家专访时，这些苦难都已过去多年了。时光是抚平心灵创伤的“熨斗”，其情感揉搓的皱纹已渐趋消了。邻居的孩子长成了大姑娘，母亲也有了说话时的笑脸，我的心也不再为往事感伤。这一天的冬日，十分明亮，太阳照耀在对面楼顶的积雪，其上是一片蓝天。我和Z记者相对茶几而坐。妻子准备好茶水及水果，便关上门到北屋间忙她自己的事情去了。寂静中时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与窗外的阳光赛跑。
Z记者是我邀请来的，想法是推出一篇我创作生死三部曲的文化专访，以期如实地反映我创作的窘迫环境及勤奋努力。我的“老宅”也确实是历劫惨象，不堪目睹。墙皮龟裂，楼板裂隙，十五年前所粉刷的涂料色彩花哨。曾经的温馨积以灰尘，尤为空间狭窄，书刊杂志堆摞无章，给人以沉重的压迫之感。
我们之间交谈，涉及生活、爱情与对人生的理解，同时也涵及对爱者痛苦的独特感受。我与Z记者虽然生长的环境—城市与小镇—不同，但在爱者所经受的痛苦上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体验和心路历程。因而，这一充满灿烂阳光的冬日上午，我们时或沉没在无语的伤感中，为对方，也为自己；时或又相互理解“爱者自苦”、相濡以沫的人生境界。
Z记者端坐在沙发上，因了职业的习惯，一边问询我的创作情况与感受，一边随手做着速记，时而低眉，时而与我的眼光交流。在浑然不觉间，已是中午时分，我和妻子便陪着她去了饭店。席间的交谈多为家常嗑，已无印象。
转年春天，在一次活动中，我又邀来Z记者做些专访。午宴时，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对采访我的文章未予发表表示歉意。文章早就写好了，送交领导，迟迟不见回复，询问方知是我的名气太小，而且这位女主编从未读过我的一本书，也不晓得还有这样一位专门探访名人墓地、专写生死文章的“无名作者”，稿子自然是被枪毙了。这件事对Z记者有些打击，在心灵上似乎产生愧疚于我之感，其实，我对此无所谓，并没有多少想法。倘若不是为了解决“书房”的困境，我是不会出此策的，而且假借Z记者之手造势，过后想来反倒显得我有些卑琐，有些急功近利。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上一直低调，努力沉下心来做我的“生死工程”，很少关注文章的发表，如此也就少了浮躁的“求名逐利”。这是我唯一一次的借名谋私，时至今日还感到有些汗颜。或许，就是此次的失败，使得Z记者心灵产生了“负债”的阴影，进而损伤了我们之间的坦诚交往。抑或其他因素，诸如彼此的工作繁忙，以及沦陷于爱者的痛苦折磨。总之，情感是淡了下来，问询是少而又少的了。
前年春节前，我去省城看望朋友，顺道给她捎去两小箱粘豆包，至报社门前等她下来取。Z记者还是穿着那件紫貂的短大衣，面庞还是平静和白皙，似乎眼神里平添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忧郁。彼此笑笑，握握手，寒风中寥寥数语不关温暖。别前，她问我还在写什么，我告诉她是一本旅游书。她又问这本之后的打算呢？我说：一本关于我生命中女人的书，我打算把你也写进去。她听后显得有些慌张，不晓得是谦语，还是怕别人闲言，十分认真地说：可千万别写我！在道旁积雪与阳光的映射下，我观察她的眼神儿，确乎有一束躲闪的光芒儿，尽管是瞬间即逝，但还是让我捕捉到了。我的心一凉，明晓彼此间的坦诚尚缺乏牢固理解的基础，爱者的痛苦使我们有了共同理解的倾诉，但阅历与心境终究有别，我之沧桑与她的悲伤初涉，尤为对爱者的呵护及羽毛的看重，使我心知肚明彼此间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朋友了。因为，心灵的躲闪已经很难再与坦诚来邂逅相融了。我挥挥手，与之告别。冷风中的她在等待着出租车，归家的急切愿望写在青春的脸上。
夕光暗淡，我在赶往家里的行车中，但见枯木下的残雪已经颜色发黑，常识告诉我们：冷风正在午间转暖，阳光的热力将渐渐增强，春天快要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