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事儿，是我的“百日裸照”，即《天堂的哭泣》中母亲告诉我妻子去照相馆翻拍时别忘了画个肚兜兜的那张。母亲送给我妻子后，被她随手夹在一本书里，某一日竟为女儿翻找出来，知其是幼年的爸爸后，竟也发出快乐的笑声。这总算与她的那张“百日照”扯平了。其实，更大的心理，是眼中、心里曾经显得高大形象的父亲，也在随着女儿童年的成长，而渐次褪化为常人。后来，我看到了舒乙怀念父亲老舍的那篇文章《父子情》：“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再后来，我便读及了汪曾祺所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明白亲密的父子之间，是可以当作哥们儿相处的。而今回忆起来我与童年女儿的往事，诸如上面所述的露屁股、百日照，非为难堪或产生为父尊严之类的想法，而是从中感到一些久违的温馨。假如生活可以重来，那么我会更加珍爱曾经的时光，哪怕还是蜗居在那个狭湫的空间呢。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一个参照物。父母在盼望着孩子从爬到行走，到会跑，再到背上书包，之后是小学、中学、高考，然后是望子成龙的高等学府，终于父母为之松了一口气，平静下一颗心来再打量自己：顶发稀疏，乌鬓杂雪，眼角的鱼尾纹荡漾开来，成长中的女儿已经成了自己旧时的模样。我和妻子都有着这般感慨，孩子大了，我们老了。但看着女儿一年年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内心还是有着说不尽的欢喜。又有哪一个父母不盼着自己的儿女长大成人，议婚论嫁，安家立业，报效社会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女儿大学毕业、研究生读完，准备行往“狮城”时，我们方意识到生命参照物的可怕，时光已经流过了二十八年。那个妻子夜夜讲述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童话世界，演绎成了女儿的现实世界，她将“骑”着钢铁巨鸟去实现人生理想的未来跨越。
即将出国的女儿，在七月初从北京回到了我们三迁其家的新居。其时，新居的楼道间，正唧唧喳喳着一群等待出飞的乳燕。它们时常从泥巢的边缘儿，露出来四五只小脑袋，迎接着窗口外归来的父母，乳黄的喙儿齐张开等待喂食。这窝燕子，在我们搬来之前，就已经安家这里了，在我家六楼和未住人的七楼楼道间，借助灯座各垒了一个泥窝。每到清明过后，妻子便想着打开楼道间的窗户，生怕燕子归来后进不了家门。这对燕子夫妇，因是旧相识，多少不怕我们的走动。它们归来后，在七楼孵蛋育雏，雏儿长大了，燕子爸爸就夜宿在六楼的巢边上，灯光里翘露着尾翼，很是尽责的样子。而楼上的母燕，护着乳燕呢喃一会儿便睡去了。每逢这时散步归来，我就时或想起曾经的“鸽子窝”，自然的燕子在复演着我们生存的故事：夜之呢喃—仿佛睡前的妻女童话。而那尾独宿的父燕，较我有着更多的爱心牺牲。我们装修和搬来后，已经亲历了两窝儿燕子的出飞和迁徙。我还曾为那只感人的父燕拍摄了一组独宿的夜照。
在女儿即将出国的一个月里，母女二人形影不离，出来进去时还留心观察着渐渐长大的小燕子。随着立秋的临近，小燕子开始出飞了，每天天一放亮就跟着妈妈飞出窗口，飞向城郊的大地里练习飞翔和捕食的生存本领。一日，细心的妻子意外地发现了一只跌落在巢外的小燕子，拾起后又搬来梯子，把它放了进去。次日，巢里没有声息，搬来梯子一看，小燕子死去了。当晚睡觉前，妻子背着女儿抽抽嗒嗒地哭起来。这只亡燕许是因了天生的伤残或体弱，使得燕子妈妈终于放弃了它。在动物界里，为了家族的生存与繁衍，老弱病残最先遭到淘汰，这是大自然的严酷法则。我和妻子尽管心知肚明，但还是为此有些伤感。其实，动物们不会说话，但不会说话的燕子还是怀有着母爱和不为人类所知的情感。后来，我和妻子猜测，这只伤弱的小燕子眼看着兄弟姐妹们跟随着父母练飞，它心急地要追随，终于力所不逮而摔伤。小燕子死了，燕子一家从此宿在野外，没再归来。转过年来，老燕子舍弃了这个“旧家”，在夏天里曾有数日从敞开的窗口外飞来数只燕子，唧唧喳喳地叫上一通，就又飞走了。谁说燕儿不通情？
小燕子亡去旬日后，在立秋的前夕，女儿出国走了。 我们到机场送她，别离的场面妻子还是强颜欢笑，挥挥手之后的转身，已是泪流满面。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是从未出过国的女儿呢？回到家后，看到楼道间空空如也的燕巢，物伤其类，妻子又是一番盈泪。
在送别女儿的数年前，我曾阅及林非的散文《离别》。记忆中余有印象，写此文时找出重读，更加感同身受，天下父母无不心心相通，情情相连。在此抄录两段，借以转述我别女儿的当时心境（林非夫妇送别的是儿子）：
“一个高昂和挺拔的背影，一个被抚摸着长得这么大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匆匆奔走的人群中间，消失在候机大厅的尽头……不算太大的候机厅，跨过去几十步路，就迈到了那一端，其实他已经有多少次回过头来。除非不远行，永远厮守在我们身边，否则总会有今天的别离，我们度过了多么闭塞和单调的青年时代，当儿子在吮吸着肖凤的乳汁时，我们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象，这逗人喜爱的婴儿，能有远渡重洋去负笈留学的机会。”
“回家的路上，我们回忆着儿子的多少往事，刚开了头，就到达了家中……肖凤走进儿子的小屋里，轻轻抚摸着他写字的桌子，抚摸着他今天早晨还睡过的被褥，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从今以后她会天天关心着芝加哥这陌生的城市，思念着儿子正在那儿干什么。她会永远悬着一颗心，祝福着那像谜一样遥远的地方。”
我们夫妇又何尝不是这般情景呢？别后常常萦系着新加坡，特别是妻子有时就梦着把童年的女儿弄丢了，左找右找不见，往往魇住大喊或急醒了，也往往醒后就难控眼泪流下。当我开笔写本篇时，妻子又梦中寻找女儿，说时眼圈转泪，我晓知明天过元宵节，中国人的传统和心理习惯，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我们夫妇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因而我对相识或陌生的女孩儿，无形中就有了一种认同或慈爱。本书中的《与天使沉沦》《消失的欲望船》《现代男科医院》等篇，都或多或少地表达出了我的内心情感。我在外出的行车中，历来都严禁搭乘陌生人，深恐招致欺诈或惹出麻烦，唯有三次例外：一次是在河北夏光考察马致远，半路上允准租车司机搭乘两位到县城上学的女孩儿；一次是考察通山李自成墓，顺道搭乘一位家住其地的女高中生；还有一次是在东莞的“麻疯岛”探访，不期而遇三位湖南打工妹，因给我开车的司机是湖南人，于是将她们捎往停靠的码头。
或许正是我的这种内心蕴藏的女儿情结，使我在所读的繁多作品里，对于关涉“女儿”的文学描写，尤其悼亡或忆念的文字，往往是无声泪下且刻骨铭心。有些作品是数读，而且是每读盈泪。在这里，我要提及两本书和一篇散文。
两本书，一本是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另一本是周国平为之写序并推荐的德国作品《我们在天堂重逢》，是母亲为怀念16岁而亡的女儿所写。这两部作品，我都是在边读边流泪。“妞妞”只活到一岁半，就因先天的疾患而夭折，正如作者所痛言：
结果，我活着，妞妞却死了。
那时我确实不懂得，一个残疾的生命仍然可以有如许美丽，如许丰盈。只是后来，妞妞已经成了一个小盲人，却以她的失明使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我以往的浅薄和自负，也看到了一个纵然有缺陷但依然美好生动的残疾人世界。妞妞本来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中出色的一员，是我把她挡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外，挡在了一切世界的门外……
周国平为《我们在天堂重逢》所作的序中，大抵也述说出这样“爱无助”的思想：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德国故事，我在读时常常想到，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里，也曾经或者正在上演类似的故事。多么年轻美丽的生命突然遭遇绝症的威胁，把全家投入惊慌和悲痛之中，这是人世间最平常也最凄怆的情景之一。无论谁遭此厄运，本质上都是无助的，在尽人力之后，也就只能听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无奈而又心痛。
周国平写这篇序时，距“妞妞”的死正好十年。
另一篇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是阎纲悼祭女儿的血泪之作。女儿阎荷死于38岁时的癌症，亲历中他写道：女儿离去后，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但是我如梦如痴，紧紧抓住那只惨白的手，眼睁睁看着她的眸子渐渐地黯淡下来，却哭不出声来。我吻着女儿的前额。
以上痛祭或怀念女儿的作品，每读之，每思之，都会令已为人父的我既悲伤于心，又感泪于情。有时，我也会联及与回忆起“鸽子窝”时的一些往事，曾与我女儿一同嬉戏的玩伴儿，我右邻的女儿死于先天性脑血管瘤，右下邻的儿子不幸溺水……我曾和妻子去医院吊亡我右邻的女儿，母亲坐在女儿的身旁，一脸绝悲，欲哭无泪，至今我也无从消失这个令人心碎的场景。
在悲悼与亲历邻居的两个孩子生死的同时，我也庆幸并为之向上苍祈祷，赐予我生命中的女人—我女儿以健康的体魄，善美的心灵，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我之所以言及《妞妞》等书与《我吻女儿的前额》，是因了他们所说出的一些“痛语慰言”：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我不去读这本书（《妞妞》—注），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我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
—周国平
吻别女儿，痛定思痛，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作精神上的交流。
—阎纲
而我满怀着推爱及人的心灵，将上面所抄录的文字，转赠于失去儿女的我的邻居，以及所有不幸失去爱女的父母！
女儿出国走后，我方抽空阅读她应出版社之邀所编著的《生物入侵》一书。这是一本有关保护生态环境的科普读物，其目的是要国人对外来生物的入侵以警醒和重视。其前言中的一段话，确乎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虑及联想：
所谓生物入侵，是指当一种生物通过某种途径远离了故乡，向它从未曾到达过的地方扩展，并成功地在当地定居、繁衍。
其实，我们人类自身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生物”呢？殷人的迁徙美洲大陆，华人的广播南洋，以及现代国人的在东京、在纽约、在悉尼、在温哥华……从而使唐人街“定居、繁衍”于外域，现而今孔子学院又随之广播世界各地。这样的现状，并非某些人所危言的“黄祸”，而恰恰是与“生物入侵”的结局相反，它促进了中国文明与文化融入新的世界。当女儿决定前往新加坡时，我作为父亲，只向她嘱告了两句话：一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国人的美德传统；二是要终其一生记住：你是中国人！
女儿的中国人观念守在心里，她相处的朋友是天津人，于是双方商量婚礼采取中国的传统方式在津举行。我们夫妇被邀参加。对于女儿的如是选择，从内心里我还是满意的，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前往教堂举行西式婚礼，尽管赶些时髦，但终究有点作秀的意味；我们也非“东洋人”，学着日本习俗，女儿与父亲合拍所谓的“结婚纪念照”，也有些非驴非马……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传统的婚俗沿传了几千年，大红的灯笼，大红的喜字，大红的嫁妆，总之，婚礼尽呈火红热闹的喜庆。我虽然是思想意识超前的人，但对于女儿的婚礼还是倾向于传统风俗。
婚礼的当日，妻子忙于帮手女儿的化妆、穿婚纱，我闲着无事，便去参加贴喜字。从前，是别人婚礼的旁观者、参宴者，而今一晃间，却要亲历女儿的婚典，看着女儿穿着雪白的婚纱走上红地毯。我一边迎着从远方大海吹过来的寒风，淌着“风泪”，一边帮着贴喜字，断断续续地忆及曾经的往事：女儿童年的小红骑车、红苹果的脸蛋儿，少时的红铁床、红蝴蝶结……今晨，红红的冬日太阳，照耀着眼前的大红喜字，使我感到生命的热血在燃烧。我曾经和妻子两度走进这座城市，一次是参谒霍元甲墓，另次为探访李叔同旧居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我们何曾想到三临天津，竟是参加女儿的婚礼，真使人心生着万千感慨！
行前，妻子给我上了不少情感课，谁谁家的父亲在婚礼上牵拉着女儿的手儿成了泪人，又谁谁家的父亲讲话时泣不成声……我读了一些描写婚礼场面的作品，晓知在中原和华南一带有着“哭嫁”的习俗，其实，这种“哭”是婚礼场面的反作法，意在表达嫁者对父母的难以割舍，以及父母对女儿的情爱挽留。我们东北人还不兴这个。妻子给我上课，倒是她自己在女儿的婚典上，又是难禁情感的热泪。母爱总是胜过父爱的表达，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知。我是很少流泪的人，倒是我读书，读《妞妞》，读《我吻女儿的前额》，默默地、静静地流下了热泪。我属于“地泉”型情感的男人，我的家族都是这样的，看似“面冷”，其实内心里的血热得很，而且情感敏锐，极富人性，这也是妻子常耽虑我会受惑于异性情感演戏的缘故。
尽管我未当场流泪，但女儿的婚典现场还是让我感动不已。参加别人家孩子的婚礼，是看客，是吃客，心情十分单纯，在喜庆热闹中，时而附之一笑。此际坐在贵宾席上，极为庄重起来，亲目女儿婚纱盛装，在爱者的陪伴下，缓缓走上红地毯，一时间有盈泪之感，方真切地意识到女儿已归属于另一位更加强壮有力的男子汉来保护了，作为父亲的我已经完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权力移交。如释重负里，还掺杂着一丝儿莫名的失落，或许这就是“人父”缱绻于女儿的一种不易外露的深深至爱吧！—我把手帕默默地塞给坐在身边的妻子，凝眸于红地毯上的那个美丽天使，视线渐渐模糊成一片飘飞的雪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