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纳德·阿代尔在最奇特和最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这一案子不仅引起了全伦敦人的关注，而且也使得上流社会恐慌不安。对于警方在调查此案中所发现的那些详细案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不过当时有许多细节没有被公开，因为起诉的理由非常充足，无须公开所有的真相。将近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才能把这桩奇案中那些省去的环节补充出来。案子本身很耐人寻味，不过对于我来说，这案子吸引我的程度与案情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相比，简直是无足轻重，因为这后来发生的事可算是我出生入死的一生中最为震惊、最为诧异的一起了。即使在事隔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每每想起它来仍激动不已，仍能再次感受到让我茫然不知所措的那种突如其来的高兴、惊愕和怀疑之情。我知道读者们对我偶尔谈起的这位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很感兴趣，那么我现在要向你们说一句：不要因为我没有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们而责备我。要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做首要义务的。这条禁令上个月三号才取消。
大家不难想象，由于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关系，我对刑事案件也甚感兴趣，因此在他失踪之后我也从未停止过仔细阅读各种登载的疑案。
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开这些疑案，只是不大成功。然而，还没有一件案子像罗纳德·阿代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
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以及根据这些证据判决某个或某些未查明的人蓄意谋杀时，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可以肯定，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会特别吸引他；而这位欧洲数一数二的刑事侦探，以他非凡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很可能会补充警方的力量，更有可能使警方提前结案。我整天巡回出诊，脑了里却在琢磨着这起案子，但总也得不出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我甘冒讲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公布于众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这位可敬的罗纳德·阿代尔是当时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阿代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和儿子阿代尔以及女儿希尔达住在公园路４２７号。这位年轻人出入上层社会，就大家所知，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与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在双方的同意下解除了婚约，事后也看不出他有多少留恋。他总是生活在一个狭小、循规蹈矩的圈子里，并且因为生性冷漠，习惯有规律的刻板生活。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号晚上十点与十一点二十之间，死神出乎意料地以最奇特的方式降临到了这位无忧无虑的年轻贵族的头上。
罗纳德·阿代尔喜欢打牌，一打起来就不想歇手，不过他下的赌注从来也没有大到有损他身分的地步。他是鲍德温、卡文迪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据报道，他遇害的那一天，晚饭后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和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作证说他们打的确实是惠斯特，每人的手气都差不多。阿代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超过这个数字。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因此这样的小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谨慎，结束的时候通常是赢家。证词中还提到几星期前，他与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他的近况就这些。
案发的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正好是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证明说，她听到他走进二楼的前厅——也就是他通常用作起居室的那一间。她已经在里面生好了火，因为有烟；还打开了窗子。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夫人想进儿子的房间去道声晚安，却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而且无论她们怎么喊叫和敲打，里面都毫无反应。于是找人来把门撞开，只见这位不幸的青年躺在桌子旁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开花子弹击碎，样子非常可怕。但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十七镑十先令的金银币，分成了几小堆，每堆的数目各不相同。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记了一些数字，还并排记了几位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测他遇害前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仔细搜查现场及使得案情更加复杂。第一，无法解释这位年轻人为什么要从里面把门插上。这当然有可能是凶手干的，然后凶手再从窗子逃走；但是窗子离地面至少有二十英尺，窗下花坛里的番红花开得正艳。花和泥土上都没有被踩过的迹象，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条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显然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可他是怎么死的呢？不管是谁，爬上窗子都会留下痕迹的。假如有人能用手枪冲着窗子放一枪，并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这人一定是位神枪手。此外，公园路是条人来人往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就有一个马车站。谁也没有听到枪声，然而有人被打死了，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以上就是公园路疑案的案情。这个案子又由于完全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代尔有仇人。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都没有动过。
我一整天都在琢磨着这些事实，想找出一个方方面面都能解释得通的结论，找到一个最容易的突破口——也就是我那位亡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出发点。我承认我毫无进展。傍晚，我信步穿过公园，六点钟时来到了公园路靠近牛津街的那头。人行道上有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一个个都抬头盯着一扇窗子，这就给我指出了我特意来看看的那所房子。有一位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儿（我很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
我尽量往他那里凑了凑，觉得他的论点很荒谬，便又厌恶地退了出来。我后退时撞到了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到了地上。我记得捡书的时候曾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我当时想到这位老人肯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孤僻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一个劲地为这意外事道歉，但这些被我不巧碰掉的书在它们主人的眼里显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朝我轻蔑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看到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络腮胡子消失在人群中。
我对公园路４２７号的实地考察并没有帮我解开我所关心的这个问题。这所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上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不到五英尺高，因此谁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花园里。但没有人能爬上那扇窗子，因为墙外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手脚灵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感迷惑不解，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个人要见我。让我大为吃惊的是，来访的不是别人，正是我遇见的那位古怪的旧书收藏家。他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瘦脸，右臂下挟着他那些珍贵的书籍，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说话的声音古怪而嘶哑。
我承认我是没有想到。
“真不好意思，先生。我刚才一瘸一拐地跟在你后面，碰巧看到你走进了这幢房子。于是我想应该进来看看这位绅士，告诉他我刚才的态度虽然有点粗暴但没有恶意。而且我还要谢谢他帮我把书捡起来。”
“您把这点小事看得太重了，”我说。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的身分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邻居，就在教堂街的拐角处开了一家小书店，欢迎您光临。您大概也收藏书吧。这儿有《英国鸟类》、《卡图卢斯》、《圣战》——每一本都很便宜。买下五本书您正好可以把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书架现在看起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回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书架。等我再回过头来时，歇洛克·福尔摩斯正站在书桌的对面朝我微笑。我站起身来，吃惊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昏了过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昏过去。我的眼前确确实实有一片灰白的雾在打旋。等到白雾消失时，我发现自己的衣领已经被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手里拿着他的酒瓶，正弯腰望着我。
“我亲爱的华生，”那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我真是万分抱歉。
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叫喊道，“真的是你吗？你真的还活着？你真的从那可怕的深渊里爬出来了？”
“等一等，”他说。“你真觉得现在有精神谈这些事吗？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已经给了你很大的刺激。”
“我没事了。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
世界上这么多人，偏偏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紧紧抓住他的衣袖，摸到了袖子里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不管怎么说，你不是鬼。我亲爱的伙计，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可怕的峡谷中活着出来的？”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根香烟。他身上还穿着书商的那件破旧的长外套，但是书商其它的特征变成了桌上的一堆白发和旧书。福尔摩斯显得比以前更加消瘦、机警，但他那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来他最近生活不大有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连续几个小时矮下去一英尺可不是件舒服的事。好了，我亲爱的朋友，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嘛，我们今晚还有艰险的工作要做，我想请你帮忙。最好等这项工作完了以后，我再把一切都告诉你。”
“我非常想知道。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
“那你今晚跟我一起去吗？”
“随便什么时候、随便什么地方我都去。”
“这真像过去一样。我们动身前还有时间，可以吃点晚饭。那么好吧，就说说那峡谷吧。我从里面爬出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原因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写给你的条子当然是真的。当我发觉那位现在已经一命呜呼的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相信我的末日到了。我从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个冷酷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下了你后来收到的那封短信。我把信和烟盒、手杖一起留在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时便无路可走了。他并没有掏武器，而是朝我冲过来一把抱住我。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所以急着向我报复。我们在瀑布的边上扭成一团。但是我会一点日本摔跤，以前不止一次派上过用场。我摔脱了他的双臂。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在空中乱抓，但是没有用，还是失去平衡掉了下去。我探头看见他掉下去很深，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弹出去掉进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讲着这些，而我则听得目瞪口呆。
“可那些脚印呢！”我叫了起来，“我明明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但是没有回来的脚印。”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下去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一次再好不过的机会。我知道发誓要干掉我的人不止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因为他们首领的死而变得更为疯狂。这都是些最危险的人，其中总有一个会得逞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确信我已经死了，那么这些家伙就会随意行动，很快就会抛头露面，而我迟早就能除掉他们。到那时我就能宣布我还活着。大脑活动起来非常快，我相信莫里亚蒂教授还没有摔到莱辛巴赫瀑布的底部，我就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身，仔细察看着身后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这不完全对。悬崖上有几个突出来的小立足点，还有一块很像是岩脊的地方。悬崖太高，要想完全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同样，要想沿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着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个骗局。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当然不是件令人喜欢的事，华生。瀑布在我的脚下轰鸣。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我发誓好像听到了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朝我喊叫着。我稍微不小心就会送命的。有几次，我手没有抓住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滑了下来，这时我想我完了。但我仍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了一条几英尺深的岩脊。岩脊上面长满了柔软的青苔，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而不被人看见。我就躺在那里，与此同时，我亲爱的华生，你和你的随从正极其同情但又毫无效力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