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这真是件很有意思的案子。那里还有把刀子，是吗？”
“一把带鞘的刀子，还在刀鞘里。刀子就在死者的脚边，卡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他最后开口说：“我想我应该亲自去察看一下。”
斯坦莱·霍普金斯高兴地叫了起来。
“谢谢您，先生。这真是让我如释重负啊。”
福尔摩斯朝这位警长摆摆手。
“一个星期前事情要容易得多，”他说，“不过现在去还不至于一无所获。华生，要是你能腾出点时间陪我一起去，我将非常高兴。霍普金斯，你去叫辆四轮马车，一刻钟后我们就可以出发去弗雷斯特住宅区了。”
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驿站下了车，匆匆穿过几英里长的树林。这片树林是曾经抵挡萨克逊侵略者达六十年之久的大森林的一部分，被称为不可逾越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森林中大部分的树木已经被砍伐去炼铁，因为英国最早的一些钢铁厂就坐落在这里。现在，钢铁业已经被吸引到了矿产丰富的英国北部，这里只剩下表明它过去历史的荒凉的小树林和坑坑洼洼的地面。绿色的山坡上有一块空地，上面有一座长而低的石头房子，一条马车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通向那房子。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三面被灌木丛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正对着我们的方向。这就是谋杀的现场。
斯坦莱·霍普金斯带着我们走进这所房子，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灰白头发的妇女——被害人的遗孀。她那布满深深皱纹的瘦脸，红红的眼窝，以及眼睛深处隐藏着的恐惧的目光，都诉说着她长年所经受的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的金发姑娘。姑娘毫无畏惧地望着我们说，她很高兴她父亲死了，而且她祝福那个把她父亲戳死的人。黑彼德把自己的家搞得太不像样，我们出来走到阳光下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们沿着死者踩出来的一条田间小路向前走。
小木屋可算是最简单的住房，四周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头的，靠门有扇窗户，屋的尽头也有扇窗户。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低头正要开锁，忽然停了下来，脸上露出警觉而又惊讶的神情。
“有人撬过锁，”他说。
情况确实如此。门的木质部分被撬过，油漆上被划过的地方露出了白色，而且好像是刚刚被撬的。福尔摩斯一直在检查窗户。
“有人还想从窗子进屋。不管这个人是谁，他没有能进得去。这肯定是个很笨的盗贼。”
我们的警长说：“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没有这些痕迹。”
我提示说：“也许是村里某个好奇的人干的。”
“这不大可能。村里人几乎没有谁敢走到这里来，更不用说闯进小屋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我们很幸运。”
“您是说这个人还会来吗？”
“很有可能。这个人来的时候，原以为门是开着的。他试着用一把很小的折刀把门弄开，但是没有成功。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第二天晚上带上更适用的工具再来。”
“我也是这样看的。我们要是不在这儿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了。现在，先让我看看屋里的情况。”
谋杀的痕迹已经清理掉了，但屋里的家具还保持着案发那天夜里的情形。整整两个小时，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依次检查了每一件物品，但他脸上的神情表明他的检查收获不大。在他耐心检查的时候，他有一次停了一会儿。
“霍普金斯，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过东西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动。”
“一定有东西被拿走了。架子上这个角落的灰尘比别处少些。可能是一本平放着的书，也可能是只小盒子。好了，好了，我已经全部检查完了。华生，我们去这美丽的树林里走走吧，享受几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斯，我们过一会儿再见，看看是否能和昨晚来访的先生短兵相接。”
晚上十一点多钟时，我们才布置好小小的埋伏。霍普金斯主张让小木屋的门开着，但福尔摩斯认为那样会引起这位陌生人的怀疑。门上的锁很简单，只要有一把结实的刀子就能把它打开。福尔摩斯还建议说，我们应该在屋外而不是在屋里等，应该在顶头那扇窗户外面的灌木丛里等。这样，要是来人点灯，我们就可以监视他，看看他深夜这样偷偷摸摸地来这儿干什么。
守候的时间又长又乏味，但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就像猎人守候在水池边，等待捕捉来饮水的野兽一样。黑暗中偷偷摸摸向我们走来的是什么样的野兽呢？那是一只伤人的猛虎，只有和它尖锐的牙齿以及锋利的爪子进行艰苦的搏斗之后才能捕到呢，还是一只躲躲闪闪的豺狼，只对那些懦弱的人和没有防备的人构成威胁呢？
我们蹲在灌木丛里，一声不响地等待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起初引起我们警觉的是晚归的村民的脚步声和村里传来的说话声，但这些一一消失了。
除了远方传来的告诉我们夜晚进程的教堂钟声，和细雨落在我们头顶树叶上的籁簌声，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
钟声已经敲过了两点半，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大门方向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咔嚓声，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有人走上了马车道。接着又是很长时间的寂静，我正开始怀疑那是一场虚惊，突然从木屋的另一边传来了悄悄的脚步声，然后又传来了金属的摩擦声和碰撞声。来人正在撬锁。这次或是他的技术有了长进，或是他的工具更好一些，只听到啪哒一声，门轴嘎吱吱地转动了。然后有一根火柴被划亮，紧接着稳定的烛光照亮了屋内。我们透过薄纱窗帘，盯视着屋内的情景。
这位夜间来客是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黑色的胡须把他惨白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他大概刚二十出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胆战心惊的人，因为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牙齿在打冷战，四肢也在颤抖。他的衣着像个绅士，穿着诺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戴便帽。我们看到他惊恐地打量着四周，然后把蜡烛头放在桌上，走到一个角落，出了我们的视线。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了回来，那是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中的一本。他靠在桌上，一页页地飞速翻阅着本子，直到翻出他要找的项目。然后，他握紧拳头作了一个愤怒的姿势，把本子合上，重新放回到角落里，并吹灭了蜡烛。
他还没来得及走出小木屋，霍普金斯的手就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当他弄明白被捕时，我听到他惊恐地长叹了一声。蜡烛又点上了，我们这位可怜的犯人在侦探的看管下浑身打颤，蜷缩着身子。他一屁股坐在水手柜上，无奈地逐个看着我们。
斯坦莱·霍普金斯说：“我的好伙计，你是谁？来这儿想干什么？”
这个人振作了一下精神，竭力保持镇定，然后望着我们。
“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他说，“你们以为我和彼德·卡里船长的死有牵连吧。我可以发誓我是清白无辜的。”
霍普金斯说：“这一点我们会弄清楚的。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我叫约翰·霍普莱·内立根。”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斯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可以信赖你们吗？”
“不，不行。”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如果你不回答，审讯时可能会对你不利。”
年轻人有些发窘。
“好吧，我告诉你们，”他说，“为什么不说呢？可是我真不愿意让以前的流言蜚语又重新流传开来。你们听说过道生和内立根公司吗？”
我从霍普金斯的脸上看出他从没有听说过，但福尔摩斯却显得很有兴趣。
他说：“你是说那两个西部银行家吗？他们亏损了一百万英镑，毁了康沃尔郡一半的家庭，然后内立根失踪了。”
“正是这样的。内立根是我父亲。”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情况，可一个避债潜逃的银行家与被自己的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德·卡里船长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听这位年轻人讲下去。
“事情主要涉及到我父亲。道生当时已经退休了。那时我虽说只有十岁，却能感觉到这件事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总是说我父亲偷了所有的证券，然后逃跑了。可事情并非如此。我父亲坚信，只要能熬到兑换证券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债权人的钱也一分都不会少。逮捕我父亲的传票还没来得及发出，他就坐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最后那一个晚上他和我母亲告别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一定会回来澄清名声，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累的。可他从此一直杳无音讯，人和游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和我母亲都相信，他和游艇，还有带走的那些证券，全都沉到了海底。但是，我们家有位忠实的朋友，也是位商人。他不久前发现，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有一部分又重新出现在伦敦市场上。你们可以想象出我们是多么惊讶。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追查这些证券，在经过许多波折和困难之后，终于发现这些证券的最初卖主是彼德·卡里船长，也就是这座木屋的主人。
“我当然对这个人作了一些调查。我发现他掌管过一艘捕鲸船，而这艘捕鲸船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的秋季多风暴，而且一直刮着强劲的南风。我父亲的游艇很有可能被风吹到北方，在那儿遇见了彼德·卡里船长的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父亲怎么样了呢？不管怎么说，要是我能从彼德·卡里船长这儿弄清楚这些证券是怎么出现在市场上的，那么我就能证明我父亲并没有出售它们，而且他带走它们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私利。
“我来苏塞克斯想见这位船长，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凶杀。我从案情调查报告中读到了对这间小屋的描述，得知这只船的航海日志还保存在屋里。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够察看一下“海上独角兽”号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发生的事，我也许能解开我父亲的生死之谜。我昨晚想弄到那些航海日志，但是没有能打开门。今晚我又来试了一下，打开了门，结果发现航海日志中八月份的那几页被撕掉了。就在这时候我被你们抓住了。”
“就这些吗？”霍普金斯问。
“是的，就是这些。”他说的时候躲闪着目光。
“你没有别的要告诉我们吗？”
他犹豫了一下。
“是的，没有了。”
“昨天晚上之前，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呢？”霍普金斯大声说道，一面举起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有这个人名字的字母缩写，封面还有血迹。
这个可怜的人一下子垮了。他用手捂着脸，全身发抖。
他痛苦地说：“你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我还以为掉在旅馆里了呢。”
霍普金斯严厉地说：“够了。不管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你到法庭上去说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和您朋友来这儿帮助我。让你们跑了一趟真是没必要，因为没有你们我也会成功地办成这个案子，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已经在勃兰布莱特旅店为你们订好了房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村里了。”
我们第二天早晨回伦敦时，福尔摩斯问我：“华生，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我看得出，你不大满意。”
“不，华生，我非常满意。不过我同时也感到斯坦莱·霍普金斯的方法不大对头。我对斯坦莱·霍普金斯感到失望。我本以为他会处理得更好一些。
人总是应该探索一下是否有第二种可能性，并且留下余地。这一刑事案件调查中的首要原则。”
“那么什么是本案的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调查的线索。我们据此也许一无所获。我很难说。
但我至少要一直查到底。”
在贝克街有几封信在等着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拆开，发出了一阵胜利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