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批评”，向来有两种通俗的说法：“骂”和“捧”。
这两种说法虽然都很不“科学”，却流行久远，无法禁绝，因为也确实道出了批评工作的两项主要内容，也就是鲁迅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但“好处说好”何以成了“捧”，“坏处说坏”何以成了“骂”？
很简单，你觉得“好”，别人可能觉得“坏”。你直说所看到的“好”，固然天经地义，但换个角度，转变一下立场，也可能成了指鹿为马，变丑为美，认坏为好。这样一来，你所谓“好处说好”岂不就成了“捧”，岂不就要引来别人的“骂”？
同样，你觉得“坏”，别人可能觉得“好”。你直说所看到的“坏”，固然天经地义，但换个角度，转变一下立场，又会成为另一种指鹿为马，变美为丑，认好作坏。果如此，你的“坏处说坏”岂不成了“骂”，岂不要引来别人对你的“骂”的“骂”？后者在你看来，也就是对你所骂的现象的“捧”。
可见，无论“骂”和“捧”都很正常。我们是人不是神，各自只能看到局部，不可能像刘勰期望得那样“博观圆照”。真有全局在胸的批评，当然应取消一切“骂”与“捧”。可惜没有，所以在批评领域，还得由“骂”与“捧”来当家。
如果有人读这本《2005—2006中国文学批评双年选》，他肯定也只能看到三十多位作者站在各自立场对当下文学创作和相关思想文化现象不同方式的“骂”与“捧”。更高明的大道要妙，是看不到的。
但上述分析必须有一个前提：无论骂者捧者，都真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守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捧其所当捧，骂其所该骂。只有这样才当得起一个形容词：“正常”。如此正常的“骂”与“捧”，我认为其实也就是理想的批评。
请神容易送神难小批判集我们对文学批评可有更高的要求吗？没有了。真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反而不正常，因为那势必要批评者任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任意转换自己的角度。这在表面上似乎超越局限，实际上却是强迫批评家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比如，要求他们站在无偏无倚的绝对真理的立场抹杀一切“骂”与“捧”，矢志不移地追求“定论”和“公论”。
长期以来我们确实也已经习惯于期待这种超越批评家局限、取消批评家个性的“定论”和“公论”，习惯于跟在不偏不倚的权威后面鄙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对正常的“骂”与“捧”深恶而痛绝之。
殊不知，追求虚幻的“定论”和“公论”，抹杀真诚的“骂”与“捧”，必然会制造虚假、虚伪的空气。大家都不说真话，害怕亮出自己的偏见，一味追求全面、通达、稳重、圆融、保险、漂亮。说了一大堆，等于什么也没说；写了一大篇，最后等于交出一张白纸。
精神上的虚伪和虚假乃是一种无形的反批评的文化机制。在这种文化机制中，有谁说话不全面、不通达、不稳重、不圆融、不保险、不漂亮，就很容易被诬为“骂”和“捧”。大家都对“骂”和“捧”敬而远之，就只能任凭一大堆毫不费力的全面、通达、稳重、圆融、保险、漂亮的废话充斥文坛。任何一种创作现象出现，马上就被这些废话包围，而由这些废话组成的“定论”与“公论”正是不折不扣的无声的精神虐杀。
反抗虚伪和虚假的批评，反抗每天都在进行的无声的精神虐杀，是文学批评不可回避的责任。当代批评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读者看过这个选本，自会判断。
本年选共收文章六组。第一组“作家论”和第二组“作品论”，涉及贾平凹、林白、毕飞宇、莫言、李锐、阎连科、朱文、孙木心、张承志、王朔、北村、史铁生、张悦然、姜戎、余华、苏童等老中青三代十多位作家的创作，辛辣尖锐的批评居多，但也有一些稳健持平的正面阐释，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声音中发现彼此互补的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智慧形态。
所谓“辛辣尖锐的批评居多”，只是就选本的比例而言。实际上两年来这类文章还是很少，收罗也颇不易，我甚至不惜一位作者连取两篇。
而所谓“不同的声音”，也只是当我按个人趣味将这些文章汇聚之后呈现的格局，并非说这些年来文学批评真的“众声喧哗”了。即使在这本书里，“不同的声音”相互之间也并未形成交锋，各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表明各自的立场、态度与方法罢了——围绕贾平凹《秦腔》、余华《兄弟》的分歧就是如此。
至于批评界的实际情况，恐怕还是千人一面，万喙同声，标语口号拟定之后一哄而上，看起来扰攘一片，愿意吐露心声的并不多。寂寞得很。
新世纪开始以来，一种表面上温和、理性、通达、典雅实际上却包含着功利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的精神气氛弥漫了批评界，偶有怀疑、诘难、辩驳、愤懑、爆发，也只能自藏其锋芒，生怕落入尖酸刻薄一路。“盛世”强音是否必然要掩盖批评中不谐的杂音？读者不妨首先注目于此。
第三组“当下文学概观”收文六篇。“概观”性的文章曾经是文学批评的重头戏，但新世纪以来这种文章越来越少。不过，关于底层、民间和弱势群体，关于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定位和取向，关于中国作家频繁换代与迅速年轻化以及媒体以此为话题的炒作，关于中国作家道德状况与思想深度，关于当代文学整体风貌及其评价，依然吸引着许多关心文学的人士。在这些问题上可以看到比较激烈的思想交锋——也只是思想上交锋一下而已，现代文学史上常见的那种师心使气、放笔直干、无所顾忌、酣畅淋漓的批评风度，仍然未见复活。也许作者来自不同专业，跨越了日常工作区域，摆脱了眼前周遭的利害关系，进入以“我们”代替“我”乃至网络匿名状态，这才说话比较放松一点？
因为篇幅所限，也无法呈现各种不同的“概观”，但愿读者能由此及彼，看出处于半交锋或拟交锋状态的不同观点的连带关系。
陈晓明的《“憎恨学派”或“后左翼”的新生》，在复杂的后现代与后殖民语境中恪守传统的文学主义，但我们也可以透过他推陈出新的论述，看出一直试图进驻文坛中心、试图重建中国文学神圣家族的所谓新左翼以及底层写作的基本思路。陈晓明从哈罗德·布罗姆《西方正典》谈到当代中国“文学性”失落，并回溯现当代文学的左翼主流传统，认为“90年代只是一个短暂的遗忘时期，左翼的传统本来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根基，它在全球化的时代，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与消费社会的符号体系和话语表意策略沟通融合，一如既往地以不同的方式起着内在支配作用。”这论断当然并非无懈可击，但作为一种提醒还是可贵的，尤其在陈君所谓的“全球化”、“消费社会”背景下，一直实际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往往因其话语策略花样翻新，而被更多的人所忽略。
2006年上半年，围绕胡发云小说《如焉》展开了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事件，可惜多半还是老调重弹，但杨小斌的短文《对“思想界”宏伟思想的瞬间思想》，强调文学与社会、符号与真实的辩证关系，多少冲出了令人沮丧的思维惯性，也几乎敲破了“现实”、“真实”的这些宏大概念的坚硬外壳，提醒人们注意其中复杂的血肉联系和经脉纠结。朱大可《当代文学的流氓面容》一如既往剑走偏锋，读者可以想象他没有论述到的当代文学俨然的非流氓的另一面。孟繁华《知识分子的“背叛”、“出走”与“死亡”——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是要拾起大可所遗漏的问题而加以阐发。李敬泽《关于80后——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以及第一组邵燕君论“80后”作家张悦然的文章，都可以看作批评家对“后生可畏”的市侩逻辑以及媒体强势的爽快的挑战。邵文被多家选本采用，出于对这种不信邪的勇气的尊重，我还是不避重复再次选录。旷新年《腐烂或者新生》是一篇想象奇特、独具只眼的妙文，他把当下文学和文化直接与天地玄黄的40年代后半期对接，历史跨越或许过于辽阔，但透过芜杂现象把握文学和社会心理，还是十分明敏的。
第四组“批评的批评”，针对批评本身。此类文章最近几年很稀缺，大概与上述温和、理性、通达、雅致的气氛不无关系吧。王彬彬《花拳绣腿的实践——刘禾〈跨语际实践〉的语言问题》，朱立立《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批评时下备受尊崇的“海外汉学家”，分析他们的得与失，虽用语强悍，或恐有违和谐之旨，但努力争取海外汉学和国内学界平等对话，用意还是可嘉。不知从几时开始，有些朋友非但惧怕洋人，连假洋鬼子也奉若神明，见面就矮三分，凡他们的论著，不管好歹，一味敬谨接受，表彰不遗余力，似乎这才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正途。对这股已经见怪不怪的风气，王彬彬、朱立立两位就事论事，据理力争，很有一点纠偏的作用——尽管他们的直言谠论也未必能被虚心倾听。事实上这种正常的批评之批评往往要被视为异类，而令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全球化的人士侧目的。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好像就等于小说，文学批评好像就等于小说批评，诗歌、散文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第五组“诗歌散文论”自然不敢说矫正这一偏颇，只选了宗仁发《新世纪诗歌的疑与惑》，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李敬泽《拯救散文伦理——为〈美文〉扩大版而作》，张宗刚《散文的流弊》，王兆胜《折翅与坠落——谈周涛近期散文的价值迷失》，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挂漏一定甚多。但读者可以看看，一旦越出小说王国，进入诗歌和散文领域，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资源究竟如何。
第六组“当代文学的历史定位”属于文学史研究。把这类文章编进来，是想看看当代文学批评具有怎样的历史意识，而历史意识的缺乏向来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品质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朱寿桐《解放文学史的学术霸权》尖锐地批评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泛滥现象，以及这种泛滥背后历史与学术的背景，并建设性地提出他自己倘若写一部文学史，将要采取何种方式。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伪学术气异常浓厚，以文学为主要对象进行历史研究，结果却往往叫文学消失得无影无踪。朱君以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李维斯《伟大的传统》为圭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构想是值得期待的，不管他本人最终是否能够独力完成。
程光炜近年一直致力于将“当代文学”放进历史的框架来思考，不仅大声呼吁，也身体力行，《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一文基本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南帆、吴俊、李洁非等人近来也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文章，限于篇幅，都未能选入。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李杨的《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他重申了多年前那篇带刺的文章《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的观点，令人扫兴地将“赶上并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新时期文学”固执地置入1949—1976年的文学史背景，用意甚明，无非提醒某些过于乐观的朋友们注意，“新时期”或“后新时期”文学很可能已经被亲历者们孤立起来，放大和美化了，几乎脱离1949—1976年实际的历史传承，成为人工制造的一个文学神话。这样的文学神话一旦写进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依然活在我们身边的作家一旦以大师身份提前被供奉在大小不等的神龛，将会给一般文学读者造成怎样的心理桎梏和精神欺骗？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汉字崇拜的“名教”世界，却已经开始大肆封神封圣，最后受欺骗被愚弄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
读李杨文章，常常想起一句古话：“请神容易送神难”。其实当代（包括当下）文学中那些人工制造的假神，还是尽力送走为好，这或许也是今日批评应负的责任。送走了昔日的假神，新的假神或者也就不好意思那么快地制造出来吧。
陈思和的《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是近年来值得注意的一项研究成果。他重申了新文学史上早就存在的一个共识，即“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主体始终是先锋性和前瞻性的，与本土固有的文学传统有本质区别。但90年代以来，学术界突然普遍强调晚清以降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质疑新文学传统的正统性。一些当代作家也闻风而动，纷纷回归民间、回归通俗、“告别”先锋。身处这一学术与创作氛围，陈思和这篇也许过于学术性的论文的价值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实他本人一直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民间”传统的梳理，由他出面重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世界性因素（包括本文论述的“先锋性”），确实很有必要。“五四”以来，先锋与民间，世界与本土，现代与传统，本来就错综在一起，合而观之，庶几近乎历史本相。
2005—2006年批评活动当然不止这些。上面对部分入选文章的评骘也未必准确。至于选本之难，吃力不讨好，更用不着饶舌了。倘有人责我挑选不当、考虑不周，我很乐意预先在这里全盘接受，并敬请原谅。但我希望能够通过本书的编选，重新唤起读者对文学批评的兴趣。如果还有什么更奢侈的愿望，那就是想借此呼吁批评界同行以各自的方式清理一下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资源，从而有所自觉。
2007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