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有记者采访施蛰存先生，谈了许多三四十年代文坛往事——这是那些年许多人拜见施先生时的规定动作。在普遍的怀旧风气中，三四十年代俨然成了中国文学的镏金岁月，硕果仅存的施先生不免成了一座金矿，接受一次又一次开采。
但这位记者有点特别，临了突然问老先生看不看时下一些作家比如苏童的作品（肯定只是随便举例），没想到老先生倒是“经常翻翻”的；又问他意见如何，更没想到老先生竟然很不屑地说：“基本上都是垃圾。”
采访录就登在《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兴趣的读者一查便知，绝非我的谣言。
但不知采访是否到此结束了呢，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空气里——“新时期文学”尽管盛极而衰，“后新时期文学”却大有转衰而盛之势——记者觉得“垃圾说”只是老先生一时口误，不必当真，所以那篇记录稿就停在一堆“垃圾”上面，戛然而止了。
没想到过了不到十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德国接受德国人的采访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某些部分是垃圾，消息（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竟然很快传到中国，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施蛰存先生和顾彬教授大同小异的“垃圾说”，一前一后，命运居然如此不同！
这令我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杂文《打听印象》。鲁迅发现“五四”以后，中国人特别喜欢向外国名人打听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若回答令中国人满意就欢迎；若回答出乎打听者的意料之外，就要被攻击。但外国名人的意见终究是外国人的意见，无论如何总要重视，至于我们自己，则“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
中国文学·垃圾·烂苹果小批判集施先生肯定没有“杀死十万条生命”，却也并非一般“小百姓”，否则哪会有那么多人跑来采访他。施先生的“垃圾说”未获“尊重”，也并不全因为他不是外国人。采访施先生的人里头就很有几个和顾彬教授一样头脸光鲜的外国人或华裔汉学家如李欧梵教授之类。施先生的“垃圾说”未获“尊重”，主要因为时机未到。他老先生太有先见之明了，而先见（也就是先知）是往往寂寞的。
这里所谓“时机”，是指着中国文学的广大读者说的。顾彬教授在德国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正巧中国读者心中也积累了许多不平之气，教授的言论不过一枚火柴头，点燃了一大堆等候已久的干柴。这回虽然也有不少人对顾彬提出了反批评，并为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辩护，不过已经点燃的干柴一时还难以扑灭。事实上，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才是这一次“垃圾事件”的关键，我以为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真正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文学界发现自己竟然那么不受读者欢迎，近百年以来，“五四”算一次，现在大概是第二次了。会不会引起“文学革命”之类的事情呢？
但很可惜，读者的不满暂时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往往被一些并不高明的同样不满中国文学的论者给说歪了。一旦说歪，不仅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倒打一耙，自己也像一个好不容易吹足气的皮球，不小心被戳破，顿时泄气。结果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不满了。
所以不管顾彬教授的“垃圾说”究竟如何，单单因为国内读者的热烈反应，这回也得把话说清楚。鲁迅那篇《打听印象》还设想过这样一种场面：“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无论谁，在这样的时候要想谈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套用鲁迅的话说，“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但何谓“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那是4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一体化从最后实现到逐渐解体的过程。洪先生没有明说这个过程的起讫，其实起点定在1942年还是1949年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它的下限。有人说是70年代末。果如此，则“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就是通常所说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对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70年代末以来一度评价极低，尽管没有被斥为“垃圾”，也与“垃圾”不远了。
但近期也有不少人开始反过来，对这段文学史评价越来越高。清华大学旷新年教授在他的著作《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中就认为，这一阶段中国文学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壮丽，因为几千年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表现过《红灯记》那样超越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至爱至情。单从这一点讲，“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一个崭新的实践，而这以后的文学已经没有资格再叫“当代文学”了。在旷教授看来，应该斥为“垃圾”的不是“50—70年代中国文学”，而是背叛了“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这以后的文学。
但旷教授的观点目前恐怕还仅仅属于极少数人的奇思异想。尤其对于7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总是积极的。不过有些说法也在暗暗改变着。比如1985年前后，许多人真诚地认为“新时期文学”赶上乃至超过了“五四”至40年代的现代文学。这一乐观的估计本来可以展开讨论，但谁也没有想到，“新时期文学”的寿命那么短，一下子就跳到了谢冕、陈晓明、张颐武等人共同命名的“后新时期”，而人们在“后新时期”又被各种新的问题吸引或折磨着，回头讨论“新时期文学”的兴致很快就没有了。
但“新时期文学”并没有因此知趣地进入历史博物馆。“新时期文学”的许多问题并未结束，而是以潜在的方式偷偷进入“后新时期”，在“后新时期”，很快就出现了一大批仍然眷恋新时期的新时期型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与“90年代文学”的并存乃至“断裂”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一种有趣的内在紧张。
但在“后新时期”，占据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并非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文学思潮，一些新的作家批评家，而是那些被宣布已经过时的“新时期作家”，以及一大批在新时期尾声崛起的“先锋派作家”。他们不仅没有被“90年代文学”淹没，相反正是在一片混乱的90年代俨然成了经典和大师。与此同时，逃离和反抗这些经典与大师的“90年代文学”似乎也在韩东、朱文等人的“断裂”的呐喊声中很快耗尽元阳。“90年代”以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大多不能葆有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职业意识，昙花一现就纷纷改行，或者完全从文坛消失。这就导致另一种结果：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按年龄换代的节奏越来越快，由此产生了许多打着文学旗号实际却与文学无关的闹剧，换句话说，也就是生产了大量的垃圾文学。
但也并非只有闹剧。在几乎不讲道理的争吵和对抗中，逐渐产生了一些不成文的道理。首先是进入90年代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评价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这一次，“新时期文学”不再是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陈迹，而是依然活跃并俨然成为经典和大师（至少也是暂时执中国文坛牛耳）的具体的一辈人需要接受后来者的审视。在这过程中，1994年前后“人文精神讨论”对“新时期文学”来说算是帮了一记倒忙。那本来是“新时期”出身的一辈人对“后新时期”的精神讨伐，没曾想倾巢出动，正好给批评者提供了很好的靶子。“新时期文学”的佼佼者们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所秉持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文精神，这以后，他们如何在本来被他们讨伐和唾弃的90年代至今的物质主义的现实中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再也无法回避了。某种程度上，这种非常现实、很不高雅的内心的查验，学术价值或许要远远高于对这一代人脱胎于“文革”的精神谱系的学究式追讨，也远远高于对所谓8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神话”的过分学术腔的反思。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这一代人中间有谁挺身而出，认真地反省，相反倒是守土有责，寸土必争，拼命护着既得利益，毫无必要地珍惜着那岌岌可危的昔日的光环。他们这一代人将来的危机也许并不在90年代文学新人“不怀好意”的攻击，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类似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所收集的日益腐朽的自我赞美。长此以往，恐怕也要和垃圾不远了，尽管加了好看的“全金属外壳”。
但就算这一代人全被打倒——目前打倒他们的力量还极其弱小——由他们这一代人和他们的上一代合力造成的“新时期文学”，仍然值得纪念。人们不会忘记，大学生卢新华幼稚的小说《伤痕》怎样引起了全社会的真诚的争论；人们不会忘记，以王蒙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以艾青、曾卓、高晓声等为代表的年龄更大的一批“归来者”，在被政治权威事先规定好了的仓促的历史反思中怎样艰难地澄清着“反思文学”真实的历史语境，最后把他们自己也编织进去了；人们不会忘记，巴金老人怎样以暮年之衰执著地建筑他心目中的“文革纪念馆”；人们不会忘记，英年早逝的路遥怎样以他的诚实与灵性，富于才气地书写中国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永恒的惆怅；人们不会忘记，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韩少功、陈村、钟阿城等一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后，给刚刚复苏的中国心灵带来了怎样清新而坚定的生命气息；人们更不会忘记，正是这一批知青作家，加上和他们年龄相仿的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贾平凹、张炜、莫言等，怎样努力突破自身局限，写出一大批也许并不妥当地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人们更不会忘记在他们身后，徐星、刘索拉、李晓的“横空出世”的现代情绪（李泽厚语）和稍后调侃一切的王朔所掀起的批判浪潮，以及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洪峰、刁斗、李洱、北村、刘震云等并非全部出生于“60年代”的后起之秀发动的一场更加彻底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姿态的“哗变”（李庆西语），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天才的贾平凹用变态的眼睛审视世纪末中国文人生态与心态的《废都》。很难想象，没有这样一部“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如何产生？如果这样一部“新时期文学”全部扫入“垃圾”堆，评判者究竟站在怎样一个历史和美学的高度？谁赋予了他这样的高度？这样的高度和中国文学的距离他尺量过没有？
但顾彬教授谈论的“当代文学”，不是洪子诚先生界定的“当代文学”，不是旷新年教授想象中的“50—70年代”辉煌的“中国当代文学”解体之后出现的“道德败坏”的“新时期文学”，不是“新时期文学”不了了之以后出现的道德更加败坏的“90年代文学”，甚至也不是某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加以命名的“新世纪文学”，而是顾彬教授（恕我随便猜想罢）用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鲁迅的眼睛，对最近中国文坛的某些事件，某些也许不必认真对待的历史的瞬间，某些他所能接触到的在海外确实闹腾得可以的一小撮中国文学新星的迅速的一瞥。
他后来纠正，“垃圾说”并不像某些中国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严厉，即并不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全方位的覆盖，但他确实提出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标准。
比如“胆小”。我不知道顾彬教授判断一个人胆量的大小有什么标准。据我所知，不少中国人（包括作家）胆子确实很小，小到对顾彬教授的答记者问不敢直言抗议。但也有许多中国人（包括作家）胆子很不小，一个镇长一年就能输掉一亿人民币（不算贪污），一个知名学者以假结婚手段帮助十几个人偷渡到美国，而且说起大话来眼睛都不眨。将来还有比这更胆大的呢？问题是相对于怎样的考验来判定一个人的胆量。顾彬教授——再恕我随便猜想——如果以汉学家的习惯指责中国作家胆小，那大概是说政治吧。但他应该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的胆小更多应该感谢中国监狱墙壁特别厚。鲁迅先生没有说过的，大概还有缺乏超越世俗伦理的宗教的执著吧。
但恰恰这两样，都不能简单归罪于中国作家。
顾彬教授还以勇敢的苏联作家作对比。我毫无研究，不知道《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是否真的胆大包天，也不知道他的文学成就是否就因为胆子特别大。但我知道，他和他的取得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文学同伴们的血肉之躯，肯定抵挡不住枪弹的射击；在前苏联，肯定有比他们更加胆大的，但那些人要么“清洗”了，要么根本就不是或者没有成为作家。记得有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那里面描写作家对死亡和赌博的诱惑的恐惧，是大家熟知的。比较不那么有名的，是说有次要去欧洲旅行，护照始终办不下来，终于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原来沙皇对他一直不放心。陀氏不免感慨，为什么人心竟然如此隔膜，为什么别人（沙皇）如此关心一个臣民（作家）早就遗忘了的问题（革命）。如果传记描写属实，那么决定作家文学成就的根本就不是政治考验下的胆量，而是人生价值选择的方向了。
但顾彬教授毕竟不等于一般的汉学家，他确实明白无误地指出卫慧、棉棉的小说以及《狼图腾》都是“垃圾”，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给中国人民“丢脸”。应该承认，这或许是顾彬全部答记者问中最精彩的部分，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胆量”。
但把《狼图腾》说成是“法西斯主义”肯定抬高了，我看定义为头脑混乱加虚张声势也就足够。至于卫慧、棉棉的小说，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大概可以叫做“瑕瑜互见”吧。在张扬、媚俗、粗鄙、浅薄之外，你不得不承认也还有一些微才，也还有一些真实的伤害和同样真实的受伤之后的尖叫——不一定全是朱大可所谓“上海的情欲的尖叫”，因为除了一点可怜的招牌之外，是寻不到今日之上海的。这倒并非说上海有多少了不起的内涵，她们两位够不着，而是说上海其实并没有什么内涵，被她们写得太煞有介事，反而令人感到好笑。将90年代上海写得比较成功的，还得数现在暂时息影美国的西飏，但他并没有大红大紫地上升为“宝贝”。“情欲”呢，恐怕有一点，而且从林白、陈染、海男而来的女性话语突然向少女或更年轻的女孩浸染，或许算是一个进步罢；毕竟又生活在上海，所以多了一点直率的物质的闪光，也多了一点上海人特有的“肉胳气”。“女性写作”由此转了一个不小的弯子，不能不说是她们两位的功劳。
要在中国或上海寻找文学垃圾那还不容易，首先还轮不到她们两位，著名的专门制造文学垃圾的工厂就有很多，成功地将其中某些垃圾包装成著名的垃圾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卫慧、棉棉之所以成为顾彬教授严斥的“垃圾”，恐怕倒要感谢备受顾彬教授攻击的中国作家所缺乏的“外语”。本来这两位在中国充其量也就排在曾经被上海《新民晚报》定义为“流氓作家”的韩东、朱文等一大批有才华的江苏青年作家后面，但国际汉学界有许多“外语”很好的专家，包括许多像顾彬教授这样生来就讲外语的人（此话可能有语病），比善于来事的书商安波舜更喜欢她们的作品，热心地翻译出去，硬把她们打扮成代表90年代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存在（也即变成刘禾女士所谓“跨语际书写”的国际化垃圾），这才惹得顾彬教授大光其火。看来成也“外语”，败也“外语”。套用鲁迅的名言：“外语外语，一笑一笑”。
鲁迅的另一个说法，在讨论“垃圾”与文学时更值得记取。他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于大家有益的”。这原本是针对翻译讲的，但对创作不也合适吗？“拾荒”，是的，他好像真的预见到了“垃圾说”，才说出这番劝戒的话来。
我不知道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情况怎样，至少在我国，虽然物质上已经大大地丰富了，有些人一顿饭可以吃掉成千上万，精神上却仍然只好吃烂苹果——并不是我任意贬低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有烂苹果吃已经很不错了，只要不是鲁迅所说的“穿心烂”，则剜去烂的部分，还有好的。倘若连烂苹果也没有，那就只好举双手赞同顾彬教授的“垃圾说”了。
但我并不想用这个办法来轻巧地解构顾彬教授“垃圾说”的核心“外语论”。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到外面转了一大圈，仍然像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能张开眼睛来看世界，也不能跟世界文学对话，站在异文化的立场打量自己。这个与身俱来的缺点，好比可羞耻的胎记，无论如何也不能、更不必为中国作家辩护。一定要辩护，就等于不许别人嘲笑明摆着的癞疮疤的阿Q了。
但语言的差异和由此造成的隔阂，古已有之，至少可以一直古到《创世记》十一章一至九节巴别塔的坍塌。那些毕生从事“跨语际书写”的作家学者们应该感谢创世以来神所规定的语言差异才对。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语言差异和语言隔阂，才有民族语言的保守和民族语言的跨越，而无论语言的保守与语言的跨越也才拥有了各自不可替代的意义。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就说在顾彬教授特别赞赏地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吧，有不通外语或外语很不灵光的优秀作家丁玲、赵树理和路翎，也有精通外语的半吊子作家林语堂，但自然也有精通外语的优秀作家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钱锺书、张爱玲、穆旦等，以及不通外语的更多平庸的作家。这些作家，他们的成就可以说与语言差异和语言隔阂有关，却不能说与是否精通一两门外语有关。欧洲各民族的语言差异成就了欧洲各民族不同的文学，欧洲各民族不同的文学最终也并没有抹杀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差异。
但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巴别塔坍塌之后，汉语会如此与众不同，汉语的书写样式汉字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恒久的生命。可以理解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即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双语教学，但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还得像顾彬教授所说的那样，卡在由汉字所构筑的一个小房子里头。谁也不能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仅仅从文学上讲，无论汉语言文字是一种良性媒介，还是一道围困我们中国人的无形的万里长城，都为许多中国作家虽然生活在现代的地球村而仍然坚持用顾彬教授所痛惜的“很不行”的汉语进行写作、并且仍然像夏志清教授早在60年代初就惋惜的那样带着挥之不去的“中国迷思”（obsession with China）进行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与合法性。在天国的门打开之前，这样的写作恐怕一直会有的吧。
不错，我们的国家“汉办”正在向全世界似乎一厢情愿地推广汉语，模仿歌德学院的所谓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了不少，一大批作家如李锐、张炜、阎连科、铁凝等还像当年的赵树理那样死抱住汉语乃至方言土语不肯放手，一些学者也为汉语和汉字顺利逾越计算机的门槛而欢欣鼓舞，也有一些头脑不清的作家学者为21世纪的汉语擘画更宏伟的蓝图，所有这些彼此不可通约的现象搅在一起，似乎就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存在。所以，顾彬教授因此看到了一大堆汉语文学的垃圾，而另一些汉学家则看到了巨大的文化（语文）“帝国”的崛起。语言文字的魔力有时也真够吓唬人，古代有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顾彬教授和一些别具只眼的汉学家们则从莫须有的汉语言文字的扩张中看到一大堆不断膨胀的文学垃圾或者一个持续扩张的新的中华帝国。由语言文字所造成的“审判的幻景”（拜伦），看来真是越来越可怕了。
但顾彬教授毕竟是严谨的德国人，说话不肯干脆。要干脆，还得找胆小怕事的中国人。在语言上攻击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中国人在语言文字上进行自我攻击——这从晚清以来就成了中国学者与作家的强项，世界第一，别人抢不去。《新青年》集团不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只是怀疑）那时候的全部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吗？顾彬教授只是先指出中国作家外语不行，然后才说中国作家“甚至”连母语（汉语）也不行（顾彬教授的“垃圾说”另一个核心就是“中国作家母语不行”），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步骤却两样，他们首先认为不仅中国作家母语不行，而且中国作家原来所依靠的母语本身就不行。不仅不行还遗毒深广，罪恶滔天，所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比顾彬教授可厉害多了。然后，中国新文学的先行者们才主张努力学习外语，甚至主张用外语代替汉语，变外语为母语（吴稚晖、钱玄同）。如果当时的设想一举成功，中国作家头上这块癞疮疤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洗净，中国作家就可以直接用世界语、德语、法语、英语来写作了。
但这样一来，所有的汉学家也就只好立即从地球上消失，顾彬教授也就不可能从德国提出他的“垃圾说”来刺激我们这些被围困、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叫做“被抛”在汉语世界的不幸的当代中国人了。
但这就不好玩了。世界上有用英国英语创造的英国文学，有用美国英语创造的美国文学，有用德语创造的德国文学，有用法兰西语言创造的法国文学，有用意大利、西班牙语言创造的意大利文学和西班牙文学，有用日语创造的日本文学，有用更多的弱小民族语言创造的更多的弱小民族的并不一定弱小的文学，有用各种混杂的语言创造的各种后殖民文学——但，也有用在古代就比较混杂的汉语创造的中国古代文学，有用现代以来日益混杂的汉语言文字创造的在外形上或许真的和垃圾差不多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我今天特地使用了许多“但”字，就是想说明，汉语言文字和文学对世界文化的意义，相当于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必须具备的那个最起码的转折词（好比英语中那个珠圆玉润顾盼生辉的“but”），其功能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事物还有和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的另一面，以防止使用该语言文字的人一根筋地想下去，从此将自己练成傻瓜。
记得别林斯基在什么地方说过，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与衣饰、习俗等等，好比各民族的脸；各民族的文学更是如此。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无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都是中国人唯一的精神之脸。这张脸也许真的已经和垃圾差不多了，但它仍然是一张脸，若要它一夜之间妖娆动人，成为某种理想的“世界文学”的标准件（比如追求和表达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每回必须提到的人类共同的理想主义），除非上帝亲自插手，不然谁也办不到。
现在的许多垃圾物极必反，变得好像不是垃圾了。在垃圾不像垃圾而某些原来的好东西变质之后倒与垃圾无异的如此混乱的时代，斥责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或文学是垃圾，倒真有点“狼图腾”（按顾彬教授的逻辑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味道了。
2007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