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屋子来关窗户的时候，我们都还躺在床上，我看到他显露出病态。他在战栗，脸色发白，走动很慢，仿佛一动就会疼痛似的。
“莎茨，你怎么了？”
“我头痛。”
“你还是躺到床上去吧。”
“不，我没事儿。”
“回到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还是穿着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的小男孩，看上去病得十分可怜。我用手摸摸他的前额，才知道他在发烧。
“上床去吧，”我说，“你病了。”
“我挺好的。”他说。
医生来了之后，给孩子试了体温。
“多少度？”
“一百零二华氏度。”
到了楼下，大夫留下三种不同颜色的药片，还有服用说明书。一种药是退烧的，第二种是泻剂，第三种是克服体内酸性状态用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生存于酸性状态之中。关于流感，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他说，如果热度不超过一百零四华氏度，就用不着着急。有一点流感，只要不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回到屋子我记下孩子的温度，并写下一个吃各种药的时间表。
“让我给你读点什么好吗？”
“好吧，如果您想读的话。”孩子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眼睛下面有黑晕。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很超然。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著的《海盗列传》中的一段，然而我看得出他根本没听。
“你感觉怎样，莎茨？”我问他。
“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变化。”
我坐在床脚旁，读给自己听，等待着再给他服一次药。他要是能睡着了，那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当我抬起头时，发现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床脚，样子有些怪。
“你为什么不想睡一会儿呢？到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愿意醒着待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如果您觉得挺麻烦的话，爸爸，您不必留在这里陪我。”
“没什么麻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件事将使你不安的话，您就不必留在这里。”
我想他或许是有点迷糊了，在11点钟给他服了规定要吃的药之后，我就出去了一会儿。
那是明朗而寒冷的一天，地上的雪水都已结了冰，似乎那光秃秃的树林，那灌木丛，那采伐过的森林地带，以及所有的草地和没长草的地面都用冰漆过一般。我带着爱尔兰种的长毛猎狗出来遛遛。我们上了路，沿着冰冻的山河走着。在玻璃似的地面上站着或行走，都是很困难的。那只棕色的狗一会儿滑倒了，一会儿在地上滑行。我也摔倒了两次，摔得很重。有一次我的枪也脱了手，在冰面上滑出去很远。
高高的黏土河岸上蔓延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一群鹌鹑。当它们飞过河岸顶部即将消失的时候，我射中了两只。其余的有几只落到了树间，大部分却都散进了灌木丛里。需要跳上那长着灌木丛的、冰封的土墩好几次，才能把它们撵出来。由于它们是当你正站在溜滑、颤动的灌木丛上，很不稳定地保持着平衡的时候飞出来的，所以很难射中。我射中了两只，逃掉了五只，我返回了。我很高兴能在房子附近发现一群鹌鹑，等我哪天有空时再去射。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屋子。
“你们不能过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传染上我的病。”
我走近他，发现他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姿势，脸色苍白，然而两颊却烧得发红，仍旧像原来那样，静静地呆望着床脚。
我给他试了体温。
“多少度？”
“大约一百度。”我说。他的体温是一百零二度四。
“是一百零二华氏度。”他说。
“谁说的？”
“大夫。”
“你的体温正常，”我说，“不必着急。”
“我不着急，”他说，“只是我不能不想。”
“不必想，”我说，“别着急，慢慢来。”
“我没着急。”他说，眼睛直视前方。他显然是为了什么事在极力控制着自己。
“喝点水把这个吃下去。”
“您认为这有什么用处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列传》，读了起来。但是我发现他并没有听，就停了下来。
“您认为大约什么时候我就要死了？”他问道。
“什么？”
“还有多长时间我就得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了？”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华氏度了。”
“一百零二华氏度的体温是不会死人的。你这是说傻话呢！”
“我已经烧到一百零二华氏度了。”
原来从早晨9点钟开始，整整一天他都在一直等死！
“你呀，可怜的小莎茨！”我说，“那是两种不同的温度计，就像英里和公里似的。你不会死的。用那种温度计量，正常体温是三十七摄氏度；用这种温度计，是九十八华氏度。”
“真的吗？”
“绝对没错，”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一样。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开车一小时走七十英里等于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不禁喊道。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慢慢松弛，他的紧张状态终于缓和了。到第二天就完全舒缓下来了，然而，为一点毫不重要的小事，他会很容易地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