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兄贝尔特拉姆是精神病患者，他经常和那些精神病人混在一起。这些病患者丝毫没有伤风感冒，可是在音乐会上却突然爆发咳嗽。开始咳时声音柔和。近乎亲切的清嗓子声，不亚于乐器的音调。继而徐徐升高，循序渐进，以致声嘶力竭，犹如狂吠。坐在我们前排的女士们的头发，被他们喷出的气流吹得似水中漂流的轻舟，翩翩起舞。
贝尔特拉姆反应灵敏，当台上乐声低时，他咳得响亮；当台上乐声高时，他咳得轻微。他以令人不快的器官组成一种类似不谐音的旋律配合。他记忆力惊人，娴熟管弦乐总谱，在我这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面前，他几乎成了音乐导师。他一开始冒汗，耳朵通红，便屏息地从衣袋里摸出止咳糖，那糖块散发出桉树汁的刺鼻气味，这时我便意识到：乐曲即将转入轻奏段。果然小提琴手的弓轻掠琴弦，钢琴家似乎与琴键窃窃私语。一种仿佛感官觉察得到的德意志热忱在大厅中扩散。贝尔特拉姆坐在那里，两颊憋得鼓鼓的，两眼流露出深沉的忧伤，倏然地剧咳起来。
由于在我们城里参加音乐会的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因此自然无人回首顾望，更无人口中唠唠叨叨地念戒规教条不止，然而听众怒火中烧，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此刻贝尔特拉姆已经肆无忌惮，放声大咳不止。轻奏段终于结束了，他的咳嗽也随之缓和下来。接着他吃力地咽下一大口桉叶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像一架特制轻快电梯在忙个不停。
令人惶恐不安的是，贝尔特拉姆的咳嗽引起其他潜伏更深的精神病患者的连锁反应，正如狗识狗的狂吠声而引起连锁反应一样。这些精神病患者从大厅里各个角落里以他们清脆的咳嗽声报以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平时我不爱感冒，神经正常。可真是莫名其妙，音乐会延续得越久，我就越难抑制自己的咳嗽。我感到两手湿漉漉的，内心一阵痉挛。我突然明白，一切抑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要咳嗽了。我的喉咙发痒，呼吸困难，汗流浃背，神思恍惚，心灵深处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恐惧。我开始呼吸急促、紊乱，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以便发生万一时，便把嘴捂住。音乐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听到的是我那敏感的同辈突然引发的神经质的连续咳嗽。
临近休息时，我感到神经质的传染达到高潮。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协助贝尔特拉姆，一直咳到宣布休息。听众一开始鼓掌，我就奔向衣帽间，浑身汗湿，抽搐不已。我从门房边擦身而过，奔向街上。
不难想象，对于贝尔特拉姆的邀请，我现在是彬彬有礼地断然加以拒绝，只有当我深信乐队的管弦乐占绝对优势，男声合唱团只唱优秀曲子——“雷鸣”或“雪崩”，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非常响亮的演奏效果时，我才陪同他欣赏我国文化的演出。可是，我恰恰对这种音乐并不怎么感兴趣。
医生们都想使我相信，这纯粹是神经问题，我应该镇定自若。这毫无问题，他们的话说了等于没有说。我知道是神经问题，可是一坐在贝尔特拉姆身旁，我的神经就失灵了。谈论镇定自若是多余的，我压根儿就办不到。我很可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注定不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了。
我忧伤地扫视了一遍音乐会团体的招聘广告，我不能接受他们友好的招聘，因为我知道，贝尔特拉姆也必将到场，而我一听见他的第一声轻咳，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也会连续不断地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