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一个时代，她把委屈、私情完全隐藏在心中，将自己一生交给了至死不渝的信仰。
她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
1907年，黄慕兰出生在浏阳一个开明之家，没受过裹足之苦。她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1919年，12岁的黄慕兰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该校校长朱剑凡与夫人都是进步教育家，1908年捐出私家园林，毁家兴学，创办周南女子学校。朱剑凡夫妇立志通过教育，培养一代独立女性国民。黄慕兰在周南女校求学期间，便深受校长夫妇“女子当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影响。
求学时的黄慕兰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时间点上，后来，她因母亲生病退学在家自学，却一直不忘校长教诲。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她十分钦佩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北伐前夕，她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
1927年风云多变。国民党“分共”，宁汉分裂，宁汉合流，南昌起义，接踵发生。国共分裂之后，很多人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用米汤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另一种不同凡响的“潜伏”人生。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之前，她强忍着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父母家抚养。
1929年6月，她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被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夫人，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与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
地下党组织交给黄慕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个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黄慕兰告诉陈志皋，要救的人是自己的姑表兄。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在陈志皋的帮助下，黄慕兰还拜见了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经组织同意，黄慕兰被陈老爷子收为干女儿。在陈氏父子的帮助下，关向应被放了出来。
1930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湖北人，60岁左右，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是悬赏10万元才抓到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闯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这个人要是叛变就不得了了！
黄慕兰心里急得要命，但一直忍到曹离开，之后，她以头痛为由请陈送她回家。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向忠发曾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同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
黄慕兰立下的这件奇功，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称她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周恩来后来专门约见黄慕兰，表扬了她的灵活机警，并嘱咐她抓牢陈志皋，做他的幕后参谋。
1931年12月，国民党散布“伍豪（周恩来的笔名）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黄慕兰不仅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反击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她请陈志皋出面，委托法国籍律师巴和出面办理《周少山紧要启事》，驳斥敌人污蔑的内幕背景。
1933年她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她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