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2009）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个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发展。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拒绝任总统的爱因斯坦
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午时。
——宋·陆游
1905年，26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其3篇论文让世界物理发生了重大革命。1911年初，爱因斯坦欣然地接受了去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今捷克）布拉格大学任教授的请求。热爱科学的爱因斯坦同样热爱他的祖国。
一天，奥匈帝国的一位官员问爱因斯坦：“教授先生，您信什么教？”“我不信教。”“不信教可不行，教授先生！”官员特意把“信教”这两个字说得既清脆又响亮。
这位官员继续说：“任命教授，需要皇帝陛下批准。陛下规定，教授必须信仰上帝。您就随便说一个吧！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因斯坦坚定地回答道：“我是犹太人！”于是，官员便在爱因斯坦的履历表上填了五个字：“信仰犹太教”。在以后的日子里，犹太人越是受歧视、受虐待、受迫害，爱因斯坦就越是坚定地站在自己同胞的一边，也开始了他与该城的犹太社交圈的广泛接触。
1914年，德意志帝国巨大的战争机器疯狂地运转，各行各业都被纳入了战争的轨道。普鲁士科学院和柏林大学里到处沸腾着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全世界愤怒地抗议德国军队对比利时的侵犯。而爱因斯坦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了普鲁士科学院和威廉皇帝学会请他加入研究炮弹、潜艇和飞机的战时特别委员会。
同时，他也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躲避和保持沉默是有罪的，应当站出来大声疾呼，唤醒迷惘中的人民。爱因斯坦在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反战组织同盟，发出了：“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的疾呼。
1915年3月22日，他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许多国家的学者做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那就请随意使用吧！”
1919年，爱因斯坦遇到了德国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爱因斯坦对菲尔德动情地说：“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后来，爱因斯坦还曾当众表示：“如果我们不是被迫生活在那些不能容忍异己的、气量小的、狂暴的人们中间，那我就会第一个摒弃一切民族主义，建立一个包容一切的人类大家庭。”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魏茨曼来到美国，主动邀请爱因斯坦同行，全力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了配合老朋友的复国运动，两年后，爱因斯坦来到了他所向往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要地——特拉维夫城。在斯科普斯山，爱因斯坦用还比较吃力的希伯来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大力支持。他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让我感到很高兴。犹太复国运动应该帮助自己的人民，应该让他们知道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应该‘在和平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应该锻炼一种精神。”在爱因斯坦看来，“与阿拉伯人民建立正常的关系”无疑是“犹太复国运动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