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益康（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三农”发展组组长、省农经学会会长）：
江山市把“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作为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总目标和总抓手，符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部署，也充分体现了江山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江山市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内涵的深刻理解。江山市作为“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提出建设“中国幸福乡村”更具特殊的深刻含义，可以说是深刻阐述了《东方红》这一社会主义第一大红歌所传颂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种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髓。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因此，江山市提出打造“中国幸福乡村”可以说是顺乎民心，合乎历史，实至名归。
江山市提出的以17个统筹为抓手，5方面15类可操作性指标来具体推进幸福乡村建设，极具先进性、可操作性和示范性，具有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江山的广大农民群众更加自觉地参与到争创幸福乡村品牌的新农村建设热潮中去，对农民群众起到巨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形成共创共富、共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农村建设机制；二是对江山的广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广大干部把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的各项工作都落实到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服务中去，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来统领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江山建设“中国幸福乡村”的实践已成为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经典案例。江山如此多娇，衷心希望“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为“多娇江山”、“锦绣江山”再谱幸福新乐章。
江山在全国率先提出的“中国幸福乡村”建设，创新实践意义非凡，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典型”和“升级版”，具有可操作性。其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二是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业化、城市化引领新农村建设的科学路径；三是体现了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科学方法和步骤；四是体现了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全社会共建新农村的推进机制和组织体系。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江山的中国幸福乡村建设，在全国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典型意义。幸福乡村建设，不仅是一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带来了环境和资源效应，体现了生态文明。幸福乡村综合指标体系，秉承多样性原则，结合自身实际，压减经济指标所占的权重，提升社会化、人文化环境指标，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
赵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局长、研究员）：
江山“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丰富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提升了新农村建设的层次，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融合的一种有益探索。江山“中国幸福乡村”建设，整合了各种强农惠农政策，制定了50个具体创建指标，从客观和主观的评价相结合来进行测评，使新农村建设成为老百姓看得懂、摸得着、也乐于参与的具体行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做法。
陈建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建设幸福乡村是贯彻党的宗旨、坚持执政为民的体现。江山市委、市政府以建设“中国幸福乡村”为抓手，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仅造福于民，也为全国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江山模式”。幸福乡村建设载体，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了全社会参与积极性。
许宝健（中国县域经济报社社长、《经济日报》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要从幸福发展观的高度来看幸福乡村建设。江山提出的“中国幸福乡村”建设，内涵十分丰富、深刻，体现了江山市领导对新时期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发展的新思维、新认识、新高度。以“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做到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强调发展的目的，更加强调发展是为了大多数人，更加重视民生和社会事业，更加重视激发人民群众追求的内在动力。
洪绂曾（农业部原副部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江山提出的“中国幸福乡村”建设，建立了一个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实现了思维的创新，体现了务实的精神，确立了主体的地位，目前效益已经彰显。“中国幸福乡村”建设，一定能走得更好、更持久，更加受到农民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