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长篇小说的出版，同时又常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发表，作品被收入多种文集，获文学奖，被各种媒体采访报道，我被称作了海外作家。
即使在国内，作家的桂冠已失去早年的光环，留下一点余光而已，而这余光，折射到重洋之外，就几乎等于虚无。
我是个朝九晚五上班的人，用业余时间挣扎着写作。我之所以用“挣扎”这个词，是因为在昏昏欲睡的夜晚，或在周末，放弃休闲和娱乐写作，真的是要挣扎着坚持。
我过着双重生活。白日里在工作中清醒理智、崇尚科学和逻辑，到了晚上写作时多愁善感，陶醉于虚构和情绪。也许正因如此，我在办公室里极少提及写作，唯恐一不留神流露出“双重人格”。不过同事还是对此有所耳闻，有一次惊诧万分地大声问我：
“你是作家，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太爱和你们共事了，不舍离开。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甜蜜的玩笑，但我没有力气做更多解释，诸如因为人民币比加元小得多，靠写作在多伦多难以生存；海外作家大多从事严肃文学创作，作品很难畅销；中国虽是一个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海外作家置身于国内文学圈子之外，不易得到评论界的青睐……
在尴尬之余，我又很安慰。不为生存而写作，难道不是精神上一种奢侈的自由吗？
海外作家不占天时地利人和，只是孤独地写作。
许多大陆新移民作家似乎走过一条类似的路：在八九十年代出国，最初为生存奔波，为在异国寻找到新的社会角色而努力，后来生活安定下来，职业稳定了，倾诉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当我们开始写作时，出国后的一段经历是首选的也是无法避免的题材，这中间充满曲折磨难，心灵的挣扎与苦痛。
于是这一代人的创作被称为海外伤痕文学。
最近听到、读到许多对海外伤痕文学的讥讽，诸如其“血泪斑斑”，内容雷同，已无法引发国内读者的兴趣，而类似题材的作品也一再遭到出版社的拒绝等。随着新一代家境富裕的留学生在国外境遇的巨大变化，怀揣五十美金到异国打拼的故事再难以让人动情。这令我联想到九十年代人们对知青伤痕文学决绝的告别。是的，历史在前进，人们的视野在改变，精神需求也在改变。忘记伤痕，走向新生活，是人类本能。谁能阻挡本能呢？但我们能忽视知青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与此类似，我们能忽视海外伤痕文学这一篇章吗？它见证的不仅是移民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一代人求索的爱与忧伤。
没有哪一位作家是凌空出世的。海外作家同样受地域的、文化的、经历的种种局限，但都在尝试着一步步冲破自身局限，探索多种题材，尤其是中西文化对比的题材，努力挖掘人性深度。
而突破自身局限，是多么艰难啊。
我常想，假如不写作，就没有身心之苦，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精神上的苦自不必说，几乎写每篇小说都要落泪，都要骂自己痴人说梦。虽然认定写作是阳光底下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但腰酸背痛的滋味让美好感觉大打折扣。
有一次和一位文友说起写作的痛苦，不料当即遭到教训。文友说：“你四肢齐全、五脏健康，还要诉苦，想象过史铁生、张海迪是怎么写作的吗？他们坐在轮椅上！阎连科脊椎有病，背上打着夹板还天天坚持写呢！”
我顿时哑口无言。我腰酸背痛，可以站起来活动、散步、奔跑，而他们呢，他们要凭借意志减轻身体的压力。他们战胜的是怎样的肉体之痛，而写下的又是怎样震撼人心、深刻睿智的文字啊。
史铁生在散文《答自己问》中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
我几乎是噙着感激的泪重新坐在电脑前的。我已无法想象不在海外写作的日子。写作是沉迷，也是救赎，而在这沉迷与救赎之中生命变得前所未有地丰盈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