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我们的，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意识，而不是事物本身。一句古希腊格言这样说。假如这格言能够事事处处都树为真理，我们这可哀的人类景况至少可得一大解救。因为如果恶单是由于我们的判断而侵害我们，似乎我们可以瞧不起它们，或有把它们化为善的可能。如果事物是在我们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支配它们，或利用它们呢？如果我们之所谓恶与痛楚本身并不是恶与痛楚，却因为我们的想象把这种品质加给它们，我们当然有转变它们的权利。既可以选择，又没有什么强迫我们。我们真愚蠢不过，如果我们偏要选择那苦闷的路走，把一种苦恶的味儿加之于疾病、窘乏和侮慢的身上，而究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好的加给它们；既然命运只供给我内容，却要我们把形式给它们。现在，让我们试看这议论能否成立：我们之所谓恶并非恶，或者——其实只是另一说法——即使所谓恶是恶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任意给它们另一种气味，另一副面孔。
如果我们所畏惧的这些事物的本质倒成了我们的主宰，那么，无论在谁身上都会如此类似，无一例外，因为一切人都是同类，而且，除了多少之分，总具有同样的判断与理解的本能与手段。可是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意识之分歧显然证明它们是得到我们的接受认同才在我们脑子里生根的。这样，某一个人包藏着它们的真体，而千百个人却给它们一个新的相反的形状。
我们把死亡、贫穷和痛苦当做我们的主要敌人。
先说一般人称为“可怕的事物中之最可怕”的死吧：谁不知道许多人却称它为“这生命的风涛中惟一的避风港”，称它为“自然的至善”，称它为“自由的惟一砥柱”和“医治诸般苦难的奏效如神的万应灵丹”呢？有些人颤栗惶恐地等候着它，另一些人却把它看得比生还轻易，有人埋怨死亡过于温和：
死神啊，求你保佑懦夫的生命，
愿你只是勇敢的代价。
——卢卡努斯
且慢说这些傲慢的心吧。狄奥多罗斯回答那恐吓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说：“你将立一大功，如果你做得到一只西班牙苍蝇所能做的。”大多数哲学家或有意预先安排、或帮助和催促他们自己的死的到来。
我们常见多少下层阶级的人，或由于刚愎，或由于天性上的纯朴，毫不动容地赴死——并且不是平常的死，而往往是混着羞辱及酷刑的死——我们简直不觉得他们举止上有什么改变：料理他们的家事，把后事托付给朋友，唱歌，现身说法，对大众演讲，间或插以笑话，举杯为他们的朋友祝酒，简直与苏格拉底无异。
一个囚徒被拉往绞刑架，他还提出，别从某条路走，恐怕某商人向他索债，抓住他的领带不放他走。另一个囚徒竟对刽子手说，不要触他的脖颈，以免他忍不住痒失声大笑。还有一个，他的神甫听了他的忏悔说，他死的那天将和主耶稣同食。他回答：不如你自己去吧；至于我，我却要绝食。还有一个向刽子手要水喝，因为刽子手先喝了一口，便说，他不跟着喝，怕染上梅毒。大家都听过那位庇卡底人的故事：当他在绞架下快要被吊上去的时候，有人把一个女子带给他，说如果他肯娶她（我们的法律有时允许这样做），他便可以被赦免；他定睛看了半晌，发现她是跛的，说：“绑吧！绑吧！她一只脚瘸哩。”同样的故事在丹麦亦极流行：一个犯人既定死刑，已经在断头台上了，不肯接受人家献给他的同样的条件，理由是那女子的脸太扁，鼻子太尖。图卢兹地方有一个仆人被人控告他信仰异端，他的惟一申辩是他跟从他主人的信仰（他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和他同时入狱），宁死也不肯承认他主人有错。传记告诉我们阿拉斯城的百姓，当路易十一攻下他们的城之后，许多人都宁可挨吊也不愿喊“路易王万岁”。
在纳森克国，教士们的妻子直至今日还是被生埋去陪伴她们丈夫的尸骸。其他的孀妇不仅很从容地，而且很快乐地投身于她们丈夫的焚尸场上。而当人们焚烧他们的国王的尸身时，他的妻妾佞嬖以及各种官吏仆从都喜洋洋地投身火堆中，仿佛陪死是无上的幸福似的。
在那些灵魂卑贱的小丑当中，许多临死也不抛弃他们的笑谑。有一个小丑，当绞刑吊手把他摇来摇去时，他叫道：“摆橹呀，”这是他平日的口头禅。又一个临断气时人家把他抬到火炉边的席子上，医生问他痛在哪里，他答道：“在火与床之间。”等到牧师来替他涂香油，找他那因为痛而蜷缩起来的脚时，他说道：“在我腿的极端，你就会找着它。”有人劝他把自己交给上帝，他问：“谁到那里去？”那人答道：“如果他喜欢，也许一会儿你就要去。”“假如我明天晚上才去呢？”他反问。“把你交托给上帝吧，你快要同他一起了。”“那么不如我自己把我介绍给他。”
最近我们攻打米兰之役，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知多少次，百姓耐不过换来换去，他们决定一死。据我父亲说，他看见人家统计，一周之中，至少有二十五个家长自戕。一桩大同小异的事在克桑西城发生。那里的居民遭到布鲁图的围攻，他们男女老少一块儿蜂拥出城，带着热烈的愿望去赴死，简直可以说平常人用以逃避死的应有尽有的方法，他们无不用来逃避生，以致布鲁图费了许多工夫才救回极少数。
无论什么意见都有迷惑人用性命来拥护它的力量。米堤亚之战，希腊人所矢誓及始终坚守的英勇的约言第一条便是每个人宁可以生易死，也不愿波斯的法律替代他们的法律。我们看见多少人在希腊和土耳其之战中，宁可接受那最残酷的死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割礼而改受洗礼。再没有什么宗教比得上这种榜样的了。
卡斯蒂利亚国王曾把犹太人驱逐出境，葡萄牙王让应许暂时容纳他们，但每人要交八个埃居，而且到一定的时期要全部离开，他答应备办船只把他们载到非洲去。期限到了，他下令过期不离境的要做奴隶，而替他们备办的船只既非常之少，已经上船的又受那些船员很卑鄙地虐待，其中一个虐待的方法便是在海上绕来绕去，直至他们的粮食竭尽，迫不得已时向船上购买；可是在海上那么久，售价又那么贵，他们登岸时就只剩下身上的内衣了，这种不入道的消息传到葡萄牙之后，大多数人情愿做奴隶了，其中有些还改变了宗教信仰。及至埃马纽埃尔即位，起初他恢复他们的自由；后来又改变宗旨，下令他们限期出境，指定三个海岸做他们上船的地方。据我们现代最伟大的拉丁历史家阿锁里乌说，国王以为，把他们解放的恩惠不能感化他们皈依基督教，那么，如果叫他们像他们的朋友般去受些盗贼似的海员的虐待，加上离开他们惯居和致富的国土，去到一个生暴的地方的种种艰难终会把他们带回来。可是他的计划失败了。犹太人个个争先恐后要离境，于是国王取消两个已经允许的近一点的上船点，以便路程的艰辛或可使他们反省，而把他们聚拢在一个地方也便于施行他的管理计划。于是便下令把十四岁以下的小孩从他们父母怀里抢出来，移到他们父母眼不及见的地方去教养，使他们在我们的宗教之下长大。据说结果非常可怕：父母与儿女间天然之爱，加上他们对他们古代信仰的热忱，他们决心和这横暴的谕旨死命抗争。许多父母因此自戕；更可怕的是，出于挚爱和怜悯，他们亲自把他们的幼孩投入井里，以图避免这律法。至于那些剩下来的，期限既过，又缺乏旁的办法，只好回复他们的奴役生活，也有变为基督徒的：不过他们整个民族是否真诚，直至今天恐怕还没有多少葡萄牙人敢担保，虽然时间和习惯比什么压力都是更好的顾问。我们岂不常常看见，不仅仅是几个将军，而且全队兵士都义无反顾地奔赴万死么（西塞罗）？
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极真诚地强求死。这真诚是由各种我所不能驳倒的似是而非的理由种在他心中的。第一次死戴着光环显现在他眼前时，他马上抱着强烈的渴望投身于它怀里，虽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非死不可的因由。
我们此时有许多例子：为了极小的挫折，许多大人及小孩献身于死亡。关于这层，一个古人说得好，“我们还有什么小害怕的呢，如果连那怯懦者找来作庇护的东西我们也害怕？”
假如我想在这里列举那些比较幸福的时代无论什么信仰、无论什么景况的男女或很镇定地等死，或有意去寻死，而且并非单为逃避生的苦恼，有些简直只是为了逃避生的餍足，更有因为希望在别处更舒服而了却此生的，我将不胜枚举。这数字是这么无限，我真觉得把那些畏死的加起来恐怕还要容易些。
举一个例子。哲学家皮朗有一天在海上遇大风浪，他把一只猪指给那些在他四周惊惶失措的人看，并且作为榜样鼓励他们，因为那只猪毫不为风浪所动。
难道我们敢说我们独具的理性，我们常常用以自傲而且藉以为万物之灵、万有之主的，是为要骚扰我们而加之于我们身上么？又何需乎那对于事物的认识呢？如果它令我们失掉那没有它反而得到的安息与宁静，如果它令我们比皮朗的猪还要愁苦？上天为了我们的最大幸福而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却用以自求灭顶，与天心作斗，而反抗那要万物都利用它们的特长，以求自身安逸的普遍物理么？
好，有人会对我说，就算你的道理适用于死，又何语于贫困呢？又何语于痛苦，即亚里斯提卜，圣哲罗姆和许多贤哲都视为最大的恶的痛苦呢？那些口头上否认它的人，行为上却不能不承认。波塞多尼奥斯为一种尖锐的病痛所苦。庞培来探望他，并且道歉不应该选一个这么不凑巧的时间来听他讲论哲学。“天也不许，”波塞多尼奥斯说，“如果痛楚能够缠绕我以至阻止我讲论哲学。”于是他纵论对于痛苦的轻蔑，但是同时痛苦并不停止它的效力，只是不断地刺激他。他忍不住大声喊道：“痛楚呵，你尽管肆虐吧！无论如何我也不说你是恶的。”
这个人们常常夸赞的故事，究竟何补于那对于痛苦的轻蔑呢？他所争辩的只是名义而已。如果他不为痛楚所动，为什么要中止谈话呢？为什么他以为不称它为“恶”是那么了不得的一回事呢？
这里所谈的不全是想象。我们可以推测其他的事；这里的痛苦却是真的。我们的官能自己就能判断：
如果官能不真，一切理性都是假的。
——卢克莱修
难道我们能够让皮肉相信马鞭只使它发痒，让舌头相信茄楠香是葡萄酒么？皮朗的猪在这里便与我们同具一格了。它的确不怕死，可是你如打它，它便四处奔窜和呼叫。我们将要勉强那自然的普遍定律，那在普天之下无论什么生物身上都看得见的，大凡受痛苦必定颤栗的定律么？就连受损害的树也似乎会飒然呻吟呢。死亡却要反省才觉到，因为它只是霎时的动静：
或在未来，或在过去，眼前它却永不在。
——拉博埃西
等待死比死还要难受。
——奥维德
许多禽兽和许多人都宁可死也不愿受恫吓。真的，我们平时最怕的，其实是死前惯常遭受的痛苦。
可是，如果要信一个神父的话，死之所以为恶，全因为那跟着它来的种种（圣奥古斯丁）。我却要说，而且比较近似一点，死的助手，既不是先他来的，也不是后他来的。我们常常很不准确地宽恕自己。我从经验觉得：倒是我们对于死的想象的焦躁使我们不能忍受痛苦，而是我们感到它加倍难受，正因为它以死来恫吓我们。但是理性要骂我们怯懦，如果我们畏惧一件那么倏忽，那么不可避免，那么不容易感到的事情。我们于是抓住那一个比较可宽恕的借口。
痛楚如果除了本身没有别的危险，我们便说它没有危险：牙痛，风湿症，无论怎么难受，只要不死人，谁把它们当疾病呢？现在，假设我们对于死亡单注重痛楚，而穷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只不过把饥渴寒热以及失眠的痛苦带给了我们。
那么，就让我们单谈痛苦吧。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它是我们身体所能招惹的最大的恶，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憎恶它、逃避它的人，那就是我，直至现在，我还没有，多谢上帝，与它发生多大的关系。可是全在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歼灭它，至少也可以由忍耐而减轻它；纵使躯体受它纷扰，至少可以保持灵魂和理性的秩序。
如其不然，为什么坚强、勇敢、力量、豪爽和果断受人尊敬呢？如果没有痛苦作对，它们又将于何处显出它们的本领呢？
勇敢贪危难。
——塞内加
如果没有睡硬地、穿盔甲晒着正午的烈日，啖马肉，喝驴血，跟见子弹从我们身上夹出来，任火炙、针探、线缝我们的伤口等事，我们和一般常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逃避痛苦及灾祸，与先贤所说的“同价值的事业中，那最困难的最吸引人”这话相去实不能以道里计。因为严肃的人的幸福并不在于风流、游乐与欢笑等轻佻为伴侣，而在于坚忍与刚毅（西塞罗）。为了这缘故，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我们祖先那在战争的艰险里用臂力博得来的胜利不比那在万全中由心机和口舌得来的更宝贵。
功业的代价愈昂，滋味亦愈长。
——卢卡努斯
何况还有这点安慰我们：痛得厉害的必短，痛得长久的必轻（西塞罗）。你将不觉其久，如果你觉得它厉害；它不会结果自己也结果你：二者其实是一事。如果你背不起它，它将把你背走。不要忘记最大的痛苦止于死，较轻的痛苦有无数的间歇，而我们可以驾驭那些和缓的；所以，如果它们堪可忍受我们就忍受，否则我们可以随时离开这生命，与戏剧不中我们意的时候离开剧场一样（西塞罗）。
我们所以觉得痛苦难受完全因为我们不惯于在我们灵魂深处寻求乐趣，而且不充分信赖它是我们行为与生活的惟一至尊的主宰。我们的肉体，除了度数的长短，只有一条路径，一个倾向。灵魂的方式却千变万化，把肉体的感觉和种种的事变，无论大小，都隶属于它或它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应该探察我们的灵魂，试验它的力量，唤起它全能的活力。无论什么理由，命令和力量都不能反抗它的志向和选择。它所具备的千万策略中，我们只要接受一条适宜于我们的宁静和安全的，那么，不仅损伤不能侵害我们，如果它喜欢，我们还会觉得凶恶和损伤可喜和令人感激。无论什么它都毫无区别地利用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谬妄、幻梦都很有用地服从它的意旨，与正当的事物一样地把满足与安全带给我们。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使我们的苦乐尖锐化的，是我们心灵的锋刃。禽兽的心灵是被箝制住的，把它们的浑噩和自由感觉完全交托给肉体，所以每个种类亦只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感觉，由它们举动的一致便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我们肢体里不惊扰那隶属于它们的权限，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许更自在，因为自然赐给它们一个对于苦乐比较合理与温和的品性，而这品性既然是对于人人都是普遍平等的，就不会不合理。但是我们既然摆脱了它的律法，而耽溺于我们幻想的放纵里，我们至少要把它们屈向那令人最愉快的一方面。
柏拉图怕我们受苦乐的羁绊太牢，因为，这会使灵魂太受束缚和过分维系于肉体，我却以为这会使灵魂解脱和放松。
正如敌人因我们逃遁而愈凶猛，痛苦看见我们为它颤栗而愈骄横。它会比较容易让步去投降那与它争持的人。我们要扎紧自己的腰去抵抗。退让与逃遁都可以邀致和招惹那恫吓我们的毁灭。正如肉体挺直起来更能坚持，灵魂亦然。
我们还是征引例子吧，对于腰骨软如我的人，这种游戏似乎更适宜；我们可以从许多例子看出痛苦与宝百无异：宝石的色泽视那配置它们的金叶而或明或暗，痛苦亦不能在我们身上占据我们所画给它的更宽的地位。你越让步给痛苦，你愈觉得痛（圣奥古斯丁）。我们觉得医生刃针的抚触比较在战争的火热中十处剑痕还要厉害。生小孩的痛楚，医生和上帝都认为很大，而为了这我们举行种种礼节的，对于许多国家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不说那些斯巴达的妇女，只就我们步兵营里的瑞士女人而说，你发现什么分别呢，除了今天看见她们背着昨天还怀在腹中的小孩跟着她们的丈夫走？那些漂流于我们边境的苦命的埃及妇人，她们自己洗涤她们新生的小孩，在最近的河里沐浴。
除了那差不多天天都有的许多年轻的女子掩藏那些或仍在腹中或已生下来的小孩以外，罗马的贵族沙宾努的贤妻，为了不想惊扰别人，独自生下一对孪生子，毫无援助，亦决不发出一声呻吟。
一个单纯的斯巴达儿童，偷了一只狐狸（因为他们怕不善行窃的羞辱比我们怕惩罚还厉害），把它藏在背心底下，任它咬破肠脏也不愿泄漏他的秘密。另一个孩子在祭祀的时候焚香，一声不响任一颗掉进袖口里的炭烧到他的骨头上，以免扰乱那庄严虔诚的礼拜。我曾经见过许多斯巴达七岁的小孩，单为了试验他们的勇敢（依照他们的教育制度），任人鞭挞至死也不变色。西塞罗亲眼看见斯巴达人打成一团，用拳，用脚，用口，以至昏倒也不肯承认被打败。习惯永不能征服天性，因为天性是不可征服的；我们是用虚诈、奢侈、逸乐、闲散、懒惰来腐化我们的灵魂，腐化之后，我们更用妄想和恶习来软化它（西塞罗）。
人人都知道色沃拉的故事：他偷进敌营去行刺对方的首领，事败被捉，于是他杜撰一段荒诞的话，以救他的国家而赎自己的罪。他不仅对他所想行刺的王直认不讳，并且告诉他在他自己的营里还有许多罗马人与他同谋，而且都是像他一样的人。为要表示他是怎样的人，他要求把一个火炉放在身边，他眼光望着他的手臂任火烧烤，直到敌人也害怕起来，下令把火炉移开。
有人动手术的时候也不停止看书。有人继续谈笑以轻藐他所受的痛苦，因而激起那些刽子手更大的残酷，把他们所能发明的酷刑应有尽有地加在他的身上，直至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但那是一个哲学家。还有恺撒的斗兽武士在有人把他的伤口针探和刀割时始终谈笑自若。曾经有人看见哪一个武士，甚至最卑贱的一个，在决斗或倒下的当儿变色或哀叫么？他倒下之后，当敌人的刀快要加上去时，曾经有人看见他缩颈以图闪避么（西塞罗）？
谁不曾听见在巴黎有一个女人，为要有新鲜的肌肤和娇嫩的颜色，把皮肤剥掉呢？有些女人拔掉她们健全的牙齿，以便把它们排列得更整齐，或使她们的声音更温柔更丰满。我们在女流中可以找出多少轻蔑痛苦的榜样！只要有可以增加她们姿色的希望，什么她们做不到？她们怕什么？
或拔掉头上的白发，
或剥去皮肤以改头换面。
——提布卢斯
我还看见有些女人吞沙，吞灰，特意毁坏消化力以求得到苍白的脸色。为要有西班牙式的窈窕的身材，什么折磨她们不甘心忍受，捆扎、束缚深入肌里，以致胁部成了胼胝？是的，有时竟因此丧生呢！
现在有许多国家的人常有意刺伤自己以证明他们说的话真实：我们的国王就讲过许多他在波兰亲眼所见的事例。但是，除了我所知道在法国有许多人仿效这办法而外，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子为了证明她的许诺真诚和坚贞，用头锥在臂上刺了四五下，以致肌肉吱吱作响而鲜血汩汩地淌流。土耳其人常把他们的肌肉挖去一大块以表示尊敬他们的情人，而且为要永留痕迹，他们立刻用火炙伤处，许久才挪开，使血积聚凝结成疤。看见这些事的人亲自写信告诉我并且对我发誓。为了十文铜钱用刀割伤自己的手臂或大腿的人，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两个。
我很高兴，我们最需要证据的地方，证据亦举手便得，因为基督教给我们准备了不少。许多人为追随我们的圣父，竟愿背负十字架以表现他们的笃信。我们从一个很可信的证人那里得知路易王九世终身穿粗布衣服，直至暮年神父允许他脱去为止；每逢星期五他必定令他的神父用五条小铁链鞭挞他的肩膀。为了这缘故，他把这五条铁链放在箱子里，常常带在身边。
我们古耶纳最后一位公爵纪尧姆，是那把爵位传给法国和英国的埃利诺的父亲。他最后的十年或十二年常在僧服底下穿着紧身褡以示忏悔。安茹的侯爵福尔克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为的是让他两个仆人在我们的救世主墓前用绳捆绑住他的脖颈鞭打他。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那一天，我们岂不依旧见到许多男女相打以至皮开肉绽么？这个我常见，可是觉得不舒服；他们说（因为他们是戴着面具的）有许多是受人雇来保护某种宗教的。可见这些人对于痛苦很轻蔑，因为虔诚毕竟比贪婪更能使人蔑视痛苦。
马克西穆斯葬他的当领事的儿子，加图葬他的做民政官的儿子，路易·保罗斯在几天内连葬他两个儿子，皆谈笑风生，毫无忧伤的痕迹。我曾经带着谐谑说某人嘲弄上天的正义，因为他的三个长成人的儿子在一天内暴死，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大的打击，可是他差不多要把这当恩惠接受。我也丧失过两三个还在襁褓里的儿女，虽然不能说无所惋惜，至少也不至于哀伤。可是再没有什么变故更命中人们的要害的。我可以想象许多令一般人悲怆的事因，如果临到我身上，我差不多无所感觉；我曾经藐视过许多降临于我的灾祸，可是一般人把它们看得那么凶暴，我从不敢在人面前夸说，怕脸红。由此可知悲痛并非由于我们的本能，而在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西塞罗）。
意识是一个有力的原素，大胆而且无限量。亚历山大和恺撒闹得天下大乱，谁还会渴求安宁、太平？泰雷神父常说，他不打仗的时候，自己觉得和他的马夫相差无几。
执政官加图，为维持西班牙的治安，禁止百姓携带武器，于是马上有无数居民自杀：凶悍的民族，他们以为没有武器便不能生活！（李维）我们知道有多少人逃避他们在家庭里和在朋友中的恬静甘美的生活，跑到人烟绝迹的沙漠去寻求艰险；多少人渴望世界的侮辱、贬黜和轻蔑，而且觉得那么可乐，你简直以为他们是矫情哩！最近在米兰逝世的主教圣博罗梅奥，他的富贵，他的韶华，以及意大利的气候无不可以引诱他去过那骄奢淫逸的生活。可是他自处那么刻苦，简直春夏秋冬穿一件衣裳，睡禾秆做的床，而且，公务之暇，一刻也不停地继续研究，双膝跪地，书旁边放着一杯淡水，一块面包，他的粮食和用膳的时间通在内了。我知道有人戴了绿帽子而获得利益和升擢，虽然大多数人听见戴绿帽子这词便要悚然起来。
视觉如果不是我们最有用的官能，至少也供给我们许多娱乐；不过我们最有用最畅适的肢体似乎是那些用来生殖的。可是有许多人竟深恶痛绝它们，而且正因为它们这么宝贵而把它们除掉。这正和那挖掉眼睛的人重视眼睛一样。
大多数最有意识的人把后嗣发旺当做大幸福，我和有些人却把没有子女看做同样大的幸福。而人家问泰勒斯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他不想有后代。
事物的价值是我们的意识给他们的：这道理从许多我们不仅看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且看它们对于我们有何价值的事物体现出来；我们不管它们的品质和用途如何，而只顾我们把它们取来时的破费多少，仿佛这也是它们本质的一部分似的；于是我们之所谓事物的价值，并不是它们带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带给它们的。这使我想起我们是开销的大节省家。开销的效用视它的价值，而仅仅因为它的价值而定。我们的意识决不容人把它轻视。价值把宝贵加给金刚钻，把艰辛加给德行，把痛苦加给笃信，把苦涩加给医药。
某人想变穷，把他的金钱全抛进海里，而许多人要遍搜这大海以钓富。伊壁鸠鲁说：“致富并不能除却纠纷，只是变换纠纷罢了。”真的，产生贪婪的，是富裕而不是贫困。关于这层，我要略说我的经验。
童年以后，我曾经在三种境况下生活。第一个时期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我的生活方式游移不定，完全倚靠朋友的帮助扶持，没有规定的恒产。因为放胆听天由命的缘故，我用钱越发爽快和大意。我一生从没有比那时更舒服的了。我从未遇过朋友吝而不与，因为我把依期还债的需要比什么需要看得都重。他们见我想尽法子去偿还他们，常常不知多少次地延长期限，因此我带着一种俭约而且有几分狡诈的忠实去还债。
还债使我自然感到一种愉快：仿佛把一个厌烦的重负和那奴隶的影子从肩膀卸下；而且，履行正义和满足他人这念头也很使我得到相当的快慰。不过要盘算和论价的偿还是例外；因为，除非我找到人替我办理，我还是，虽然于己有愧，于人有害，拖延得愈久愈妙，以躲避那与我的脾气和口才都不能相容的口角。再没有比讨价还价更令人憎恶的东西了。那完全是一种欺诈和无耻的交易；经过一个钟头的争辩与吵闹，双方各收回他的誓言和许诺，仅仅是为了五分钱的得失而已。因此，我颇不利于借钱，因为没有亲自开口的勇气，我往往只听凭纸笔的运数；纸笔自然不是很成功的律师，而且很容易遭到拒绝。我把我日用的管理权完全交托给天上的星宿，可是比较后来交托给我自己预算的常识总是爽快自由得多了。
多数善于家政的人觉得在飘摇中生活最可怕，他们没有想到：第一，世界上大半人是这样活法。多少卓越的人把他们全部确定的收入毫不在意地抛掉，去祈求国王或命运的风头！恺撒负了百万金债，超过他本身价值不知多少倍，以成其为恺撒。多少商人把他们的田产变卖，运到印度以作他们贸易的资本。
跋涉多少波涛汹涌的重洋。
——卡图卢斯
在信仰凋敝的今天，我们有千万间修道院，每天的晚餐只期望上天的恩赐，而他们的生活竟非常舒适。
其次，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倚赖的恒定的东西其实也和偶然的事物一样飘摇无定。我可以在二千埃居进款的极端，看见贫苦接近我无异于在我身边。因为，命运可以由我们的财富开千万个裂缝给贫穷（既然最高与最低的运气之间往往无过渡阶段），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
——普布利柳斯·西鲁斯
命运还可以把我们的防卫与营垒从头到脚完全推翻，我从种种原因觉得窘乏存在于那些腰缠万贯的人与那些不名一文的人中间一样常见；而且也许孑然一身比那拥有财富的人还轻松方便一点。财富与其说来自广开源不如说来自普节流：每个人是他自己命运的工匠（萨卢斯特）。我觉得一个日夕焦虑、劳碌奔波的富翁比较一个生活简单、无所多求的穷人更可哀。富人怀里的窘乏是最大的灾祸（塞内加）。
最显赫最富有的帝王常常由于贫乏而感到处于极端的急需之中；因为世上还有比剥夺、霸占百姓的财产还极端的需要么？
我的第二个时期就是有钱。当我处心积虑这样做时，在短期间内我便储蓄了从我的景况看来颇为可观的款项，因为我以为，拥有超过日常开支的收入便算有钱，又以为我们不能单凭我们期望可以收入的进项来量度支出，无论我们的期望多么确凿可靠。因为，我想，倘若我遇到这个或那个意外的事变呢？经过了这种种虚幻和古怪的想象之后，我于是自作聪明，要以储蓄的方法以备不虞。对于那些用意外的事变太多之类的话驳我的人，我仍可以辩解，如果不能防一万至少也可以防万一。
这样做自然免不了许多焦虑。我严守秘密：虽然我非常坦诚，但一谈到我的钱财我便扯谎，和许多穷的说富，富的装穷，从不肯对于他们的财产说一句良心话的人一样，真是又可笑又可耻的慎重！要旅行么？我总怕带的钱不够。而我带钱愈多，忧虑亦愈大：或怕路上不安全，或怕替我挑行李的人靠不住。和我所认识的人一样，如果我没看见行李在面前便不放心。把钱箱留在家里么？多少疑虑和烦恼！而且，更难受的是这些疑虑和烦恼又不可对人言！我的心无一刻不记挂着这钱箱。总之守财比生财还苦。如果我不曾把这里所说的一一体验过，至少也费了不少的心血去阻止自己免于此种体验。
至于恣意花钱所产生的满意，我所得极少或等于零；挥霍的方法虽增多，我的心却依然总是放不下。因为，正如彼翁所说：无论是多发者还是秃头，如果你拔他一根毛，他们一样要生气。你一旦把幻想粘在一堆金钱上，而且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惯了，你就不能再用它：你将不敢在那上面挖一个窟窿，好像那是一座建筑，以为一掘动就要倒下来。直至事情急迫得需要抓住你的咽喉才肯把它劈开。否则我就押衣裳卖马也比拆开那藏起来的宠爱的口袋乐意。可是危险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不能给这欲望划一界限（我们视为可爱的东西往往如是），或对于节俭定一标准。我们永远不歇地把这钱堆儿扩大，一项一项的款添加上去，以至很鄙贱地剥夺我们对于自己财产的享受，以保守为乐而毫无用处。
根据这种风气，最富有的人，就是那些看守一座富庶的城门的人了。我以为一切有钱人都是贪婪的。
柏拉图把物质或人类的财产排列如下：健康，美丽，力量，财富。而财富，他说：“为智慧所照耀的时候，是明眼的而不是盲目的。”
小狄奥尼西奥斯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件妙事。他听说一个仆人藏了一注金钱在地下，于是派人告诉他要他把这注钱送上。那仆人遵命送来，却预先扣下一部分；他把扣下来的钱带到别的地方去，在那里他丧失了积聚节俭的习惯，开始过起一种比较阔绰挥霍的生活。小狄奥尼西奥斯听到这消息，马上把交来的那笔藏金还给他，并说，他既学会了怎么用钱，我也就很情愿还给他了。
我这样做有好几年了。不知哪路神灵很奏效地把我和小狄奥尼西奥斯的仆人一般从守财的思路中解脱出来，我积聚的习惯随之消失；这是在一次极为破费的旅行的快乐即把脚踏在这幻想上之后。结果是我跌入第三种生活，那当然是比较适意和有条理的生活，因为我使支出与收入得到平衡，纵然有时也有过与不及，但总不至于相差太远。有一天就活一天，以能够应付目前及日常的需要而自足；至于那非常的需要，即使你尽天下所筹备亦不够应付。而且，希冀命运赐给我们充分的武器来抵抗它实等于疯狂。只有用我们自己的理智这一武器作战。意外的军械往往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卖给我们。如果我储蓄，那就单是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有相当的用途，并不是要置田地，因为我用不着，而是要换取快乐。不贪便是富；不爱购置便是收入（西塞罗）。尤使我欢喜的，就是这种改变正在一般人自然倾向吝啬的年纪来到，使我得以免掉这老年人的通病和人类最可爱的疯狂。
裴路莱两种命运都经历过。他发觉财产的增加并不是饮食睡眠与接吻等欲望的增加；而在另一方面呢？他开始感到家庭累赘他的肩膀，正和我的体会一样，于是决意去满足一个追逐财富的穷少年——他的一个忠实朋友。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和他每天凭着竞争以及靠着他主人居鲁士的慷慨施舍所获得的利益通通送给他，只要他的朋友把他当嘉宾贵客好好地款待款待。自从那天起，他们两人都非常快乐，而且对于这样交换一下地位同样的满意。这是一个我十分乐意仿效的举动。
我极钦羡一位老主教的气魄。他把他的财产、进项和开销，完全交托给他所信任的仆人们，有时是甲，有时是乙，他自己这样活了许多清静的年头，对于他的产业他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漠不关心。信任别人的善良实在是自己的善良的明证，所以上帝很愿意嘉许它。至于我所说的那个老主教，我未曾见过有比他的家庭治理得更美满更安稳的。能够这么恰当地调理他的需要：既有相当的财产足以应付，用不着自己操劳钱财的出进，又不致阻碍自己所从事的另一个比较恰当、清静和称心的职业。——这人有福了！
所以昌盛与贫困全在于每个人的观念。无论富裕、光荣或健康都不能更多的具有我们所赋予它的美妙和快乐。每个人的处境佳否全视他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快乐的人便是快乐的，而不是取决于那个世界相信他是否是这样的人。只有自己的相信决定它的真伪。
命运对于我们并无所谓利害，它只供给我们利害的原料和种子，任那比它强的灵魂随意转变和应用，因为灵魂才是自己的幸与不幸的惟一主宰。
外物因本体而有色味，正如衣服能保暖，并非衣服本身有什么温热，它们只能掩护和保持这温热罢了。如果用它们来掩盖冷体，对于冷亦有同样的效用：冰雪就是这样保存的。
真的，正如勤学对于懒人是苦事，戒酒对于醉汉是苦事，节俭对于浪子是刑罚，体操对于娇养和闲惯的人是痛楚，其他亦然。事物本身并没有什么辛苦和艰难；只是我们的怯懦和软弱使然。判断崇伟的事物须有崇伟的灵魂，否则我们会把自己的弱点当做他们的弱点。一支直的桨在水中却现出曲的。对于一切，重要的不仅在于看见，而在于怎样看见。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在许多劝人轻死忍痛的理由中找一二条适合我们的呢？为什么每人不在各种劝别人这样做的幻想中选用那些最合他自己脾胃的呢？如果他受不起那强烈的泻药把恶连根拔去，至少也得要服一剂温和的以减轻它呀。有些灵魂对于苦药一样地娇软；所以我们一度给宴安腐化之后，连蜂螫也使我们失声喊出来。一切全在于自制罢了（西塞罗）。
总之，如果过于看重痛苦的锐利和人类的软弱，我们无论如何逃不开哲学。因为我们逼迫哲学回到这不可超越的答案中来：如果生在贫困之中是一件坏事，那么，至少没有必要在贫困中生活。
除非自己愿意，没有一个病人会安心地久久地病下去的。
既没有勇气忍受生，又没有勇气忍受死，既不能抗，又不能逃，人家奈他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