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亲民之吏，分当与民一体，况吾辈佐吏为治，身亦民乎？尝见幕友，位置过高，居然以官体自处，齿鲜衣轻，渐不知民间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论未必全是，而强词夺理，主人亦且曲意从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里①案牍，无论事之大小，必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置想，并为其父母骨肉通盘筹画，始而怒，继而平，久乃觉其可矜，然后与居停商量，细心推鞫②，从不轻予夹秽，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鲜有翻异。以此居停，多为上台赏识，余亦藉以藏拙。无赋闻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气浮及拘泥成见。
【注释】
①襄里：即襄理。协助、助理。
②推鞫：推究审问。推，推究，推问；鞫，审问。
【译文】
爱护老百姓的官吏，从道理上讲应该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何况我们这些幕客，本身就来自老百姓！曾经见到过这样一些幕友，由于自己地位较高，居然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了，吃香喝辣，穿丝戴绸，渐渐地不晓得民间疾苦，忘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在动手办事的时候，就不免忘乎所以，随心所欲地处理。有时他们坚持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但仍然强词夺理，巧言辩解，而主人也就委屈自己，听从他们的意见。这样处理公事未免太草率。何以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在幕府中，辅助主人处理公务，无论事情大小，一定得先冷静地坐上一会儿，为犯了罪的人设身处地地想想，同时也为他们的父母兄弟做一个周全的考虑和计划，而对罪犯，开始时是愤怒，看一会儿，心情也就平静下来，再过一阵子，又觉得他们虽然犯罪却也值得怜悯同情。然后我再居中调停协商，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来，从不轻易地对犯人施以刑具逼供，可也一样能从犯人口中了解到真相，所以在犯人对自己犯罪事实招认之后，很少有再翻供变化的。用这个办法居中调解纠纷，处理案子，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我也趁机表现出了才能，以此遮挡了自己的愚笨，因此也就忙得不可开交，没有空闲的时间。所以辅佐主人治理政务，最忌讳的，就是心浮气躁及拘泥成见。
【智解】
孔子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其政治学说的核心在于一个“仁”字，“仁者爱人”。为“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他回答鲁哀公如何才能使百姓服从时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说，作为执政者，政策措施若能做到善良忠正和惩处恶妄奸邪，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反之，百姓就会因为受到损害而产生怨言和不满。孔子还主张当官施政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应做到不苟求富贵，不残剥百姓。
之所以说仁义爱民是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石，是因为它早在春秋时期百家的争论辩说中就能引起诸子的共鸣。即使是法家学派的开山祖师荀子提出的治国思想，也是以为民、爱民、养民和富民立论，“天下立君，以为民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足国之道，节用裕民”。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仁义、爱民为基石的我国传统文化依然得到延续充实。西汉贾谊谏议“立民本之纲，行尧舜之治”；刘安疾呼“民为国本，安民利民”；司马迁强调以“仁政”，“无为”相一致作为治政标尺；李世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宋太宗“治国之道，在于首得民心”，“广开言路，旨在治理天下”；包拯立法“应以民为本”，用人要用清官廉吏；明太祖“安民为立业之本，骄奢为丧乱之源”；康熙帝推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提倡“以仁治天下，而不以威服天下”等等，有的是一代明君励精图治发愤图强时的明敏深邃之志；有的是国之栋梁求仁得仁赴汤蹈火时的宣誓之言。其直陈坦述，连同历朝历代有识之士对欺民暴政、腐败堕落现象的揭露和抨击，无不闪烁着施政必须爱民，爱民方能强国的思想，历经千年而绵绵相连，代代传递而脉络分明，载于典籍，举不胜举。
爱民、为民，是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上的清官廉吏，虽为“忠君爱国”思想所束缚局限，但五千年上下，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鞭策忘我，“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的躬身践行，都体现着“天下为公”、“爱民为民”的追求和价值观。
管宁“避难辽东，所居之处，旬月而成邑”。三国时期，战乱纷起，管宁到辽东避难，不到一月，住的地方就成了村子。管宁一介布衣，仅凭真诚的道义教化与个人的人格魅力，就得到了百姓之心。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远祖是春秋时代的贤相管仲。他身高八尺，相貌不错。管宁家里很穷，而且他十六岁时就死了父亲，亲戚朋友可怜同情他，赠送了许多财物让他葬父，可是管宁一文不取，只凭借自己的真实财力安葬了父亲，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有了卓然的风骨。
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人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障，中原一带就没法再待下去了。管宁、邴原还有王烈几个人相约，去比较安全的辽东避难。当时辽东太守是公孙度，很有统治能力，而且辽东地理位置偏僻，战乱没有波及，是当时一个理想的避难地。
当时在辽东的许多中原流民，感于管宁的贤名，都来投靠他，在管宁的土窑周围搭房子居住，不多久，这地方就像个村镇一样热闹了。管宁实际上成了流民的首脑人物，但是他只讲文不讲武，热心办起了教育，给流民们讲授诗书礼仪这些乱世里用不着的东西。有外客来访，他则只接见学者类的人物，英雄豪杰们是不见的。公孙度听说管宁的行为，也就不加猜忌。由于管宁的人格教化，当地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当时的故事还有流传下来的，听来就像古代的“雷锋事迹”：管宁居住的村落，只有一口水井，每天打水的人很多，男女错杂，还常常为了争水而吵骂斗殴。管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自己买了许多水桶，每天早早地把水打好放着，自己躲开，大家来了都有现成的水，就争吵不起来了。
还有一件事。当时流民们在辽东都要搞生产自救，开垦田地，种粮为生。管宁也不例外，开了一块地种着。有一回邻居的牛跑到管宁的地里啃庄稼，管宁把牛牵到树荫下，弄了些草料清水供牛吃喝，照料得比牛主人还要好。牛主人听说以后，羞愧得立刻自我改造，以后就把牛看好了，不让它乱跑。当地的人感念他的贤德，服从他的教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大家和睦共处，安居乐业。
中原局势稳定以后，许多流民都返乡了。但管宁依然不动，安居辽东。后来，辽东的局势也有了变化，公孙康死后，他弟弟公孙恭继位，这个人身体有病，生性懦弱，没有统治能力，而公孙康的私生子公孙渊偏偏是个有野心，不安于守成。管宁看到辽东快要乱了，这才带着家属乘船回中原。公孙渊亲自送他，赠送了许多礼物，管宁先收了，出发时，连同以前公孙度、公孙康的赠物，全部留下来，分毫不取，保持了清白本性。算起来，他在辽东整整生活了三十七年。
船队在海上航行时，曾经遇到风暴，大部分船都沉没了，管宁坐的这只船也很危险，但是管宁从容不迫，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这时，奇迹发生了，夜幕中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给船只指引方向，到达了一处荒岛，这才转危为安。人们认为这是管宁的“积善之应”，人格力量上通天地，一举一动合乎人事义理，故有此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