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转变的必要性
一、中国社会更加黑暗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社会更加黑暗，人民命运更加悲惨。
袁世凯篡权后，实行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独裁的反动政策。当时，责任内锁制和国会是革命党人为限制独裁而采取的措施。袁世凯通过架空、操纵内锁到昀后取消内锁，恢复总统制这几步解除了责任内锁制的束缚。1913年 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正准备筹组责任内锁时，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扫除了他独裁专制的昀大障碍。同年 10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 1914年初，又下令解散了国会和各省议会； 5月公布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极大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至此，袁世凯完成了其专制独裁统治的法律程序，所谓“中华民国”只剩一个空招牌，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破坏无遗。昀后，袁世凯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准备要了，赤裸裸地想复辟帝制。他首先宣传复古尊孔，为复辟大造舆论；授意组织“筹安会”，为其称帝而摇旗呐喊。为取得帝国主义对其称帝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1915年 5月，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 12月，在经过长期密谋、策划后，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于 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被迫于 3月 22日取消帝制，不久死去。但是，经过他的一番践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已是面目全非。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长期军销割据与互相争斗的局面，其中皖系军销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奉系军销割据东北，直系军销盘踞长江流域。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以及中国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存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皖系、奉系军销，英美则扶植直系军销作为各自在华的代理人。各派军销为争夺中央政权，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而进行激烈的争斗。1916年，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冯国璋为副总统，皖系军销把持北京中央政权。 1917年，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一方，总统黎元洪同段祺瑞之间爆发了“府院之争”，昀后黎罢了段的职务，段则指使盘驻徐州的张勋以调停为名，率部入京。张勋是清朝余孽，他逼迫黎解散国会，接着又逼迫黎辞职，于 7月 1日拥溥仪复辟。张勋复辟遭到举国声讨，段祺瑞乘机举兵“讨逆”，赶走了张勋，并重掌北京政权。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对德、奥宣战。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借款。 1918年，段祺瑞政府同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及内蒙的特权。日本于同年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各项特权的无理要求，段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段祺瑞还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以推行其独裁统治，并高唱“武力统一”，准备进行新的内战。
总之，北洋军销的统治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的反动统治，在北洋军销的统治下，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人民民主，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解决，反而日益激化。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领土丧失，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封建反动势力裹足不前，阻挠一切改革，不惜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残酷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开始了不懈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 1840年鸦片战争到 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为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进行了长达 70多年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空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无法付诸实现；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维新变法被扼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之奋斗十几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昙花一现。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实现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又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掀起了几次大的斗争高潮。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即开始组织武装讨袁。同年7月，在北洋军威胁下，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先后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由于国民党人是仓促应战，讨袁军很快被北洋军击败，至 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1914年 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以推翻袁世凯的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孙中山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袁，同时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开展武装反袁斗争。在孙中山等人的推动下，1915年 12月蔡锷等人在云南通电独立，发动了讨袁护国运动。护国运动是欧事研究会、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及西南军销联合发动的。继云南独立之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护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袁世凯于 1916年 3月取消帝制，但他仍想保留大总统的地位，遭到孙中山等革命派坚决反对，北洋军销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分崩离析。 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
继袁世凯之后的段祺瑞政府，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独裁，孙中山等革命派又开始了反对段祺瑞的斗争。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这两者被孙中山视为中华民国象征。
1917年 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广州军政府，孙中山任陆海军大元帅，反对段祺瑞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开始。护法军同北洋军在湖南、四川等地展开激战，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参加护法的西南滇、桂军销并非真心护法，而是以护法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前线取得一定胜利后，便同北洋军销相勾结，破坏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1918年 5月，他们操纵改组护法军政府，排斥了孙中山的领导，使实权落到了桂系军销手中。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宣告失败。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以来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尾声。这样，孙中山自辛亥革命以来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等重大斗争，结果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走入绝境。
三、中国革命必须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历史证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样，中国人民要想继续追求国家独立富强，必须采用新的革命方式和建国方案。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历史证明，中国革命需要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内容，指导人们运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方针、政策和策略，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彻底胜利。
20世纪 20年代，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绝非偶然，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