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 1951年开始着手，到 1954年 9月基本定案。1955年 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 3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推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1．党当时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获得能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昀高水平，但是，我国有计划的工业化起点，仍然是很低的。 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5%。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 1928年已分别达到45.2%和39.5%。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 1950年的印度，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又考虑到轻工业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基础，而重工业增产潜力还很大，加之考虑到当时农业增产只能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和资金投入，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也有客观的可能。当时国际局势的紧张，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较多考虑为国防现代化所需的重工业建设。
计划规定，五年中，一方面将新建一批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新工业部门，另一方面要用现代先进技术扩大和改造原有的工业部门。一方面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区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始在内地建设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此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初步改善我国工业不合理的布局。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 766.4亿元，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并把 88.8%用于其中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即重工业的建设。
“一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运输邮电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同时十分注意市场的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2．党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资金、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是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等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和歧视，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反复测算，昀后确定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14.7%，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4.3%。这些指标比较接近我国的实际，能够完成。
3．党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很大的帮助，中苏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 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对于兴建这些项目，苏方不仅提供贷款，而且从资源勘探、厂址选择、技术设计、机器设备、建筑安装到人员培训、试车投产等方面，都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不赞成依赖苏联的援助。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这些贷款，从 1955年开始，以我国对苏贸易顺差分年偿还。在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 20%～30%的设计工作量和 30%～50%的机器设备由我们自己负担，凡能自己解决的绝不依赖外援。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坚持我国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4．党还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逐步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国家建设的发展，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服从国家建设长远的根本利益，而对眼前生活改善的幅度作必要的限制。在扩大积累的同时，也要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民生活，不能片面地提高积累而过多的减少消费，这样会影响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一五”计划开始，建设规模很大，但是积累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1953年只比 1952年略微提高，在当时是比较恰当的。
以上这些指导思想，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对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掀起了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工业化战线的主力军。为了增加生产，节约原料，工人阶级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辞辛劳，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昀前线。
农民也很关心工业建设，认为工业发展了，用化肥和机器种田，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就有希望了。他们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持工业建设。
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 12月 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典礼。这是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的力量，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华北的包头钢铁公司和中南的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到 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个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 1957年建成，铁路从此可以纵贯全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上述成就表明，新中国工业化的建设已经起步。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外交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 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 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上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588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 921个，到 1957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有 9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 109个。新增固定资产 492亿元，相当于 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 1.9倍。
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 21%，比 1952年增长 128.3%，平均每年增长 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 1952年增长 210%，平均每年增长 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 1952年增长 83%，平均每年增长 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52年的 35.5%提高到 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 1957年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 1952年增长 296%，为建国前昀高年产量的 5.8倍。原煤产量达到 1.3亿吨，比 1952年增长 96%，为建国前昀高年产量的 2.1倍。发电量达到 193.4亿度，比 1952年增长 166%，为建国前昀高年发电量的 3.2倍。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 609亿元（按 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 101%，比 1952年增长 25%，平均每年增长 25%；粮食产量达 19505万吨，比 1952年增长 19%，平均每年增长 3.7%；棉花产量达 164万吨，比 1952年增长 26%，平均每年增长 4.7%。农业的增长，与其他国家同期相比速度不慢，但是和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相比，就相对落后。粮棉增长的速度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那样，紧张局势一直不能得到显著缓解，要求农业增产的压力仍然很大。
“一五”期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 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国家财政收入结果变化很大，1950年主要是靠工商和农业税收，占 75%，国营企事业收入只占 13.4%，其中工业收入仅占 6.8%，1957年各项税收的比重下降 49.9%，国营企事业收入则上升 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上升19.1%。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1957年达到 102元，比 1952年的 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 148元提高到 205元，提高 38.5%，农民由 62元提高到 79元，提高 27.4%。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一届人大的召开
在“一五”计划完成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也有突出的进展。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热情洋溢的开幕词，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总之，这个宪法体现了两大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大会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 13人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家昀高行政机关即中央人民政府。
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建设，主要有：
1．人民政协继续发挥作用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1954年 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大事安排进行协商，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宋庆龄等 15人为副主席。人民政协的继续存在，符合宪法中规定的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法制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我国建国初期即已着手的法制建设，由于宪法的制定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重新制定了有关国家机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随后，还开始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以及民法起草的准备工作。我国有系统的法制建设工作，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3．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
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我国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是一个由 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人口据 1953年普查统计共 350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6%，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逐步汇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前后，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进行种种阴谋活动，策动所谓民族独立，妄图分裂中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党根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一贯立场，确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即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各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实行这一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各民族的平等地位，满足各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这是党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特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伟大创造。党的这个主张，早在建国之初已为《共同纲领》所接受。根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原则规定，总结 1947年 5月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以来的经验，1952年 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和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了比《共同纲领》更进一步的规定。到 1956年 9月，全国已建立内蒙古和新疆维吾尔两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和 43个自治县。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则是在 1956年成立筹备委员会，于 1965年正式成立的。
4．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当公开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扩军备战并且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必须建设足以保卫我国领土完整、领空领海不受侵犯的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建设时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上迈步前进，取得了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一届人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是一次昀深刻、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1．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
195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
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资本家，已不再是占有和经营他们原有的私人企业的老板，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工，他们虽然领取定息，但是定息已同他们原有企业的利润没有关系，而是根据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计算的。这样一来，加上原来的国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这具体反映在国民经济的结构上， 1956年同 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 19.1%上升到 32.2%，合作社经济由 1.5%上升到 53.4%，公私合营经济由 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 71.8%下降到 7.1%，资本主义经济由 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已达 92.9%。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 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 56%上升到了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 26.9%上升到 32.2%，资本主义工业由 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业中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 0.2%上升到 27.5%，私营商业由 57.2%下降到 4.2%。与此同时，还初步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2．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
旧中国，政治黑暗，经济落后。 1949年时，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当时，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只有 120亿元，工业职工仅 3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6%。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低下，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很少，钢只有 15.8万吨，煤 0.32亿吨，原油 12万吨，发电量 43亿千瓦小时，布 18.9亿米，农用化肥 0.6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0.16万台等。这对于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 1949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 11 319万吨，棉花 44.4万吨。这样的工农业水平还比不上印度，当时印度的钢产量为中国的四倍。 195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70美元，不足印度的一半，仅为世界平均数的 7%，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惊人。以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钢铁工业为例，1949年美国钢产量 7070万吨，中国只占美国的 0 。2%。
然而当新中国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仅短短的几年间，国弱民穷的中国就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 1956年的经济发展与 1949年相比来看：
在工农业总产值方面，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由 1949年的 466亿元上升到 1252亿元，增长了近三倍。其中，农业总产值由 326亿元上升到 610亿元，增长约一倍，工业总产值由 140亿元上升到 642亿元，增长了四倍多。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总产值由 103亿元上升到 370亿元，增长了三倍多，重工业总产值由 37亿元上升到 272亿元增长了七倍多。
从 1949年到 1956年的几年间，我国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建立了能够制造汽车、飞机、高效蒸汽机车、新式机车、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以及高级合金钢及重要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部门，工业技术水平和工业设计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已能够将自己制造的许多设备、材料、机械用以发展工农业，装备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工业。原来的工业基地进一步加强，新的工业基地逐步建立起来并适当调整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布局，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残缺不全的状况，并逐步改变着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在农业方面，虽然在 1953～1956年的四年间，我国的许多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风灾和旱灾。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因而 1956年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 3565亿斤，比丰收的 1955年增长 4.4%，棉花产量达到 2890万担。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了安置。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 637元，比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 1952年增长 42.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些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3．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经验，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我们开创的改造与建设并举、和平改造、多种形式循序渐进、改造制度与改造人相结合的道路，每一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比如，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提出过进行这种和平赎买方案的轮廓。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列宁的方案没有能够很好实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联盟。这种历史背景加上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另外，还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这样就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