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的历史作用
宋初文坛上的争论很激烈，经历着多次反复。晚唐之时骈文又很风行，自五代至宋初，文风愈趋浮靡，于是有柳开（公元９４７—１０００年）、穆脩（公元９７９—１０３２年）、王禹偁（公元９５４—１００１年）等人起而反对。但到宋真宗时，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为代表的达官贵人用诗歌唱和酬答，编成《西昆酬唱集》一书，自称“雕章丽句，脍炙人口”（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于是诗体又一变。其后有梅尧臣（公元１００２—１０６０年）、苏舜钦（公元１００８—１０４８年）、石介（公元１００５—１０４５年）等人起而反对。石介极力攻击西昆体，说它妨碍天下士子学习经典，“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怪说》）这时唐代优秀的诗文传统有告中断的危险，上述诗文革新运动者乃起而搜辑李、杜、韩、柳的作品，要求恢复李、杜诗风与古文的写作。他们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柳开曾自名肩愈，字绍元，以继承韩、柳为己任；后改名为开，字仲涂，则又以为能开圣道之涂。穆脩一生贫困。而自觅得韩、柳全集之后，想方设法地刻了出来，自己拿到大相国寺中去设摊出售。于此可见这一批人对于复兴古文何等热忱。石介也推尊韩愈，称之“为贤人之至”（《尊韩》），可与孟轲、荀况、扬雄、王通并列而又过之。他们都把思想家和文学家混为一谈，于是道统同时也就成了文统。柳开《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理论奠定了后来文道合一的方向。
韩愈的文章本有怪怪奇奇和文从字顺的两个方面，宋代古文家继承了后一作风。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应责》）只是他受皇甫湜一派的影响很深，行文尚不免有艰涩之病，其后的古文家起而力矫此弊，形成了宋代文学的新面貌。王禹偁说：“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也，未始义之难晓也。”（《答张扶书》）梅尧臣论诗则曰：“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这种重视平易畅达的文风的言论，曾对后来宋代诗文的发展起过深远的影响。
二、 欧阳修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自宋仁宗起，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出现了几次改良运动，文学上也相应出现了革新的运动。宋初以来的诗文革新运动到这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欧阳修（公元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年）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袖，起着相似于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苏轼《居士集序》曰：“愈之后三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子，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表明二者之间有着继承的关系。只是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更突出了“道”的重要性；因此他对韩愈的热衷于仕进尚有微词，而对李翱的行道之心则极为钦佩。可以说，喜谈性理之道而又文风平妥的李翱对他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欧阳修的文学见解主要发表在《与吴充秀才书》中：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他反对文人一味“职于文”。像过去许多儒家学者一样，欧阳修也强调培养正统文学观念的首要意义。如何培养？则自然离不开学习经典等办法。《答祖择之书》曰：“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只是这种意见之中毕竟也已有了某些新的发展。为了提高作家的修养，他还告诫文人应当关心“百事”，可见他心目中的“道”并不限于某些封建教条，它还包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这样也就在传统的见解中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文人指出了对待现实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与此有关，欧阳修提出过所谓“诗穷而后工”的学说。《梅圣俞诗集序》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他指出了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和现实经常发生矛盾，处于不得已的状态，心中有了深刻的感受，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这种学说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部分事实。它指出了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有要求作家接受生活磨炼的意思，对封建社会的压抑人才客观上也有揭露的意义。但欧阳修对这种现象实际上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这与他本人先穷后达的经历有关；他所希望的是诗人达后能更好地歌颂大宋功德。
然而古今文人却大都不遵照上述原则进行写作。他们“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为此欧阳修首先强调了修身等方面的问题，所谓“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显然，他把“道”作为解决“文”的先决条件。不过这与“有道者必有言”之说毕竟还有一些差别。欧阳修并不抹杀“文”的作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指出作品的内容应当可信，作品的形式技巧也应该予以应有的注意。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１０５７年），欧阳修知贡举，排斥“险怪奇涩”的通行文体，征拔程颢、苏轼、苏辙等人及第。自此诗文革新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