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号称一代杰作，但理论上建树不大，这是因为文人学士把它作为娱玩之具，不想在此“小道”上下大功夫。只是随着词的发展，各种流派的出现，引起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产生了争论，于是在理论上也有了专门的著述。
唐代形成词体之后，经过五代文人的创作，出现了以《花间集》作家为代表的所谓婉约派，到宋初时还为这种词风所支配。其后苏轼崛起，他那豪放的风格，显然和柔靡的婉约派词不同。如何评价这种文坛新物，也就产生了争论。
《后山诗话》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这种意见代表传统的看法，对豪放派词表示非议。苏门的另一学士晁补之则起而为之维护，他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复斋漫录》）肯定了苏词的创新精神。
所谓苏词“非本色”，当指其突破传统词风之处。苏词的豪放风格突破了词律上的束缚。这种大胆的创新态度，最为保守派不满。这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其后婉约、豪放两派均有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两派之间的争论也始终不停止。两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写了一篇词论，对当代各家作了比较细致的批评。她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等人“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阳修、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等人能懂得词的特点，但“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都有不足之处。从她对各家作出的评语中，可以看到婉约派心目中最高的美学标准，这就是“高雅”、“浑成”、“协律”、“典重”、“有铺叙”，“情致”和“典实”并重。显然，这里反映了文人学士正规的美学情趣。
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强调词的特点，要求与诗、文分开。这里有着合理的因素。因为一种文体形成之后，作家确是应该根据它的特点进行写作，才能使内容与形式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产生完美的作品。但是随着内容的发展，形式也应不断随之变更；死抱住已经过时的标准不放，只能陷入保守的困境。苏词已经经过时代与读者的考验，说明它是词学上的一种发展，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李清照却还要拘守前此的旧音律和纤细的旧情调，说明她的文学思想已经落后于发展中的实际。
李清照是非常讲究韵律的人，她说“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南宋末年词学理论家张炎更有专门的研究，所著《词源》，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词乐。本来词是音乐和文词并重的东西，但他们的推敲韵律却已达到因噎废食的地步，例如《音谱》章中载其父张枢所作“惜花春起早”词，中有“琐窗深”之句，“深”字意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上三字都是平声，只是将齿音改成唇音，但“深”字与“明”字意义正相反，却不以为意了。这一流派由于过度重视形式，带有浓厚的雕章琢句的习气。
张炎对南宋的豪放派作家也有批评，《杂论》中说：“辛稼轩〔弃疾〕、刘改之〔过〕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所持论点，与李清照批评苏轼之语如出一辙。
张炎提出词学上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和“清空”，后者是他独创的主张。《清空》中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这种论调实际上反映了婉约派的一次分化。同样注意形式，但如吴文英一派作家，辞语秾丽，结构细密，然失之于晦涩。这种词风由周邦彦开其端，由吴文英承其流，在形式的琢磨上还未达到无斧凿痕的程度。张炎要求提高一步，用疏快的词语表达超尘脱俗的情趣。应该说明，南宋之时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都极为尖锐，姜夔与张炎等人却忙着写作“清空”的作品，说明这些文人都是回避现实问题的上层知识分子。
当时也有一些人对豪放派词表示推崇，例如胡寅在《题〈酒边词〉》中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贱役〕矣”。认为苏轼打破了柔靡的传统词风的束缚。范开在《稼轩词序》中说辛弃疾、苏轼修养怀抱相同，故而辛词似苏。辛弃疾“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这里范开注意到了作者的人格修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总结了豪放派的创作经验，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这里点明了苏、辛词的发展，从表达的角度来说，就是融入了散文的手法和写诗的手段，这样也就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开拓了反映现实的新领域。但要说到辛弃疾用经史入词就是什么贡献，则以事实为验证，未必是什么成功的经验。
明代文坛上的冲突非常尖锐，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经过自汉至唐的繁荣发达，自宋至元的继续发展，这时已经走上衰殆的道路。封建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加速发展，社会秩序普遍出现动荡不安，政治上的斗争极为激烈。一方面，统治者采取了严厉的统治手段；另一方面，被统治者起而英勇反抗，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打击着统治阶级政权的基础。在这尖锐的冲突中，统治阶级的队伍走向分崩离析，他们都想稳住当时的秩序，或发展某一阶层利益，因而互相攻讦，思想界的斗争非常复杂。文坛上的纷争，只是社会上动乱的一种反映。自明初起，各个流派此起彼伏，一直到政权的覆灭，而这也正是阶级或阶层之间的纷争的一种曲折表现。
自唐代起，诗文成了创作中的“正宗”文体；到了明、清时期，情况起了某些变化。从表面上看，明、清诗文创作的繁荣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文人队伍的庞大，传世的文集之多，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但从实际上看，创作已经逐渐陷入困境。由于找不到继续前进的方向，诗歌纠缠在学唐还是学宋之争上，散文纠缠在学秦汉还是学唐宋之争上。这个时候的文人一般都过于着重摹拟，忽视创新。他们都不能结合现实情况发展文学形式，创造新技巧，因此尽管明代及清初的诗文在某些领域内（如小品文）还有一些特点，但总的来说，成就已是很有限的了。比起其他一些新兴的文体来，总的趋势是诗文正在走向衰落。
而从宋、元之时起，市民阶层已经开始壮大，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已经登上文坛，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更滋长起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反映于思想界，更增添了要求思想解放的先进内容，一些超越于儒家正统思想规范之外的文人，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新颖的见解，影响读者和观众。由于通俗文体和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各个阶层中的人物，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都想加以利用进行宣传，从而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小说观和戏剧观。明、清时代的文人已在理论总结工作中获得了很多成果，并在论争中取得了发展，其中尤以戏曲方面的收获为大。这在传统的文学批评领域内放出了异彩。
清初经过改朝换代，更加强了思想统制，文坛上顺次出现的几个诗文流派，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要求。由于这时社会结构和前代相似，文风也和明代相近，故而合在一起进行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