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之后，某些通俗文学也就随之得到了发展。戏曲、小说在元、明之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一些见识较高的文人，特别是那些带有市民意识的人，开始重视戏曲、小说的价值。李贽把小说提高到了与经典并重的地位。
〔李卓吾〕常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周晖《金陵琐事》卷一“五大部文章”）
批点诗文，古已有之；批点小说，则是从李贽开始的。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上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批点小说成了他发表进步思想的一种手段。他在评论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时，经常联系明代社会的不良现象，一并加以抨击。此外，他对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从艺术上也作了些分析。
李贽能够根据小说的特点肯定虚构等艺术手段的重要性。《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四十五回评“群英会周瑜智蒋干”曰：“此等机关，如同儿戏，不知者以为奇计也。真是通俗演义，妙绝！妙绝！”四十六回总评“诸葛亮计伏周瑜”曰：“孔明借箭，亦谋士之奇用到，非奇秘也。通俗演义中不得不如此铺张耳！为将者勿遂以此为衣钵也。”说明作为小说之一种的通俗演义应该具有虚构、铺叙、夸张等特点，这就触及到了文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封建文人总是混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引经据典，认为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这也错了，那也错了，用正统的史学观点嗤鄙和否定通俗文学的创作。李贽见解的高明之处，就在能够认清二者之间的不同要求，维护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从而高度评价通俗小说的艺术技巧。也只有在这种观点树立之后，小说才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其后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序》中说：“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说明小说的灵魂在于合“理”。只要小说反映了客观现实的本质，体现了生活的内在规律，也就具有真实可靠的内容。读者阅读“理真”的作品，“触性性通，触情情出”，就能受到多方面的感染。这种认识，更把李贽的见解大大地发展了。
李贽对文字的表达能力很重视，对于小说中的一些精彩描写，总是密点浓圈，郑重提示，例如他在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传》第三回中对“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一段描写，就曾从头到尾一再加圈加点，赞叹不已。鲁智深三拳下去时，第一拳打在鼻子上，第二拳打在眼眶上，第三拳打在太阳穴上，书中都有大段文字加以形容。李贽评曰：“鼻、眼、耳三处，以味、色、声形容，妙甚！”这样的分析，着墨不多，但对指导阅读有启发意义。末复总评这段文字道：“庄子写风，枚生〔枚乘〕写涛，此写老拳，皆文字中绝妙画手。”说明他很注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问题。同书第十五回写“吴学究说三阮撞筹”，李贽又点出这三个人写得有状有声，激昂如生，积愤堪涕，对作品中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语言也加以注意。
李贽对《水浒传》中人物性格的分析，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见解。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批曰：“我家阿逵，只是真性，别无回头转脑心肠，也无口是心非说话。如殷天锡横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书铁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贵介气，不济！不济！”同书第三回中，他还对同一类型的人物性格作了区分，虽然语焉未详，但对帮助后人注意个性分析却有指导意义。批语曰：
《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划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去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知某人某人也。
上述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决定于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发展道路，特定的个性特征，特定的体貌风度，这就扼要地点出了写好人物性格的关键所在。这种分析人物性格的理论，对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有很好的作用，对于指导后人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也有重要的作用。
公安三袁继承李贽的传统，也很重视小说。袁宏道《听朱先生说〈水浒传〉》曰：“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工致〕。”则是认为《水浒》的写作水平超过了六经和《史记》。
其后以评点小说著称的人，有明末清初的金人瑞。
金人瑞（公元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年）一名喟，号圣叹；本名采，字若采；长州（今江苏苏州）人。他是一个著名的狂生，在文学上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曾评《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还曾作过一些论证《水浒》文字超过《史记》文字的具体分析。这里实际上是在对以真人真事为特点的史传文学和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的研究。历史著作受到事实的限制，只能“以文运事”；文学创作不受具体的人和事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因文生事”，表达的天地要广阔得多。
金人瑞的批点第五才子书——《水浒》，受到李贽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有关评论《水浒》艺术的一些意见，发展了李贽的学说，而他对《水浒》思想内容的评价，则与李贽的观点正相对立。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明代那些署名李贽评点的小说，其真伪却很难判断。陈继儒《国朝名公诗选·李贽小传》云：“坊间诸家文集，多假卓吾先生选集之名，下至传奇小说，无不称为卓吾批阅也。惟《坡仙集》及《水浒传叙》属先生手笔，至于《水浒传》中细评，亦属后人所托者耳。”这种说法应当可信，但也难作定论。姑不说《三国》《水浒》中的某一种批点其作者究竟是谁，把它作为早期的小说理论看待，则仍有其历史价值。金人瑞的一些小说理论，就是在这些批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李贽认为，由于宋代政治黑暗和民族矛盾尖锐，“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所以“忠义”“归于水浒”。这里对水浒英雄的才能和品德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李贽希望的是“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因此他对动摇投降的宋江评价很高，这也表明他的用心还是想维护明代政权。但他与金人瑞的态度是不同的。金人瑞慑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对此表示仇视，因而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腰斩成七十回。应该说，金人瑞把后五十回中关于征方猎等芜杂粗率的文字删去，保留了小说的精粹之处，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文学见解，对传播此书客观上也起了好的作用。但他在末尾加上了一段梁山泊英雄在梦中骈首就戮的情节，表示参加造反的人都应一一正法，则又只能说是他落后思想的表现了。为此他还极力反对李贽称水浒英雄为“忠义”，并反问道：“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这里他虽急于“正名”，可也无法证明《水浒传》中的国家到底有哪些“忠义”之处。
李贽引用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认为作者施耐庵、罗贯中二人“虽生元日”，但看到宋代政治黑暗，小人窃居高位，引起外族入侵，因而愤恨不平，写作《水浒》。这种解释未必切合《水浒》写作的实际，但他意在说明《水浒》作者确是内心有了很深的感受才“喷玉唾珠”的。金人瑞又起而反对，说什么施耐庵只是“饱暖无事”，故而“伸纸弄笔”，写作《水浒》来消遣。“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奋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读第五才子书法》）。足见他有意识地站在反对李贽的立场上，对《水浒》作者的创作动机作了庸俗的说明。其思想水平之低，与李贽无法并论。
但金人瑞对小说的写作毕竟是有体会的。尽管他受时文的影响，用批点八股文的方法分析《水浒》，用了许多形式主义的名目，什么“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鸾胶续弦法”等等，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陈腐之处。然而《水浒》评点工作中的这些缺点，仍是瑕不掩瑜的。他能注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性问题，特别对人物性格作过细致的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零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又说：“《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这就说明写作小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写好人物；而写好人物的关键，又在于刻画性格。这种认识，接触到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本质问题。
金人瑞是通过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分析性格的。例如第十回描写林冲谋求王伦等人收录时，批语曰：“林冲语。……虽非世间龌龊人语，然定非鲁达、李逵声口，故写林冲，另是一样笔墨。”又如第二十五回写武松从东京赶回阳谷县，急着与哥哥武大见面时，批语曰：“并不用‘友于’‘恭敬’等字，却写得兄弟恩情，筋缠血渗，观今之采集经语涂泽成篇者，真有金屎之别。”说明文人运用概念化的陈腔滥调无法塑造丰满的形象，只有通过行动描写人物才能刻画出有血有肉的性格。
金人瑞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人物的性格，例如第四十二回描写李逵杀虎之事，就用武松打虎一事进行比较。批语曰：“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这种分析是细致的，有助于读者清楚地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他还用比较的方法，在一组同类型的人物之中，分析出每一个人独特的个性特征来。《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这里根据前人的意见作了发挥，分析得更细致了。他在正文中对上述人物还有许多精彩的分析，读后可以进一步领会此书的文笔之妙。
《水浒传》中人物众多，上至英雄豪杰，下至淫妇偷儿，各式人等，无不写得栩栩如生。作者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写出这么多复杂的人物？他能塑造英雄豪杰的形象，尚有可说，因为他或许具有英雄豪杰的气质；但他“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金人瑞在第五十回总批中回答道：
……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
这里说的“动心”，也就是有关形象思维问题的粗浅说法了。作者之“心”深入到了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中去，犹如演员的进入角色，演英雄就是英雄，演豪杰就是豪杰，演淫妇就是淫妇，演偷儿就是偷儿。不管人物如何千变万化，只要作者临文“动心”，就能写出各种各样形象逼肖的人物。问题在于：作者需要长期积累生活知识，才能达到挥洒自如的境地。《水浒传序三》曰：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他用哲学上的问题来说明文学上的问题。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对一个写作小说的人来说，就是要求他随时随地细心观察社会上的人和事，长期积累生活知识，对于书中描写到的一切全然烂熟于心，临文执笔，自然左右逢源，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不难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这种见解是很精到的，已经深入到了创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领域。
总观明清人的小说研究工作，可以认为，不论在生活积累、创作构思、体裁特征、文字表达等方面，都已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对人物性格的探讨工作尤其值得重视。他们一般都很注意遵从生活的真实进行创作，这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要求的。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说：“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就是对不遵循这一原则而进行创作者的谴责。所谓“无奇之所以为奇”，是说一些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的作品，看似平淡无奇，但若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也就可以取得“奇”的效果。反之，作者如果一味追求新奇诡异，那就只能起到惊动视听的作用，而不能产生“使人欲歌欲泣”的效果。这里可贵的是，睡乡居士还把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而出现的“奇”给区别了开来。“有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这里对《西游记》中的性格描写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些人物是非现实的，书中的故事情节也是非现实的，但这不是仅能“骇听”的“鬼魅”，作者并非“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因为《西游记》“幻中有真”，所以能够“传神”，这里对《西游》之“真”的叙述，不是接触到了浪漫主义作品中的艺术真实问题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