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鸦片战争前后，正当地主政权发生严重危机之时，从这一阵营之中分裂出了某些带有民主色彩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开阔的眼界，了解一些西洋的知识，能够看到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端，提出过一些局部改革的主张。这些人物可以龚自珍（字定盦，公元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年）、魏源（字默深，公元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年）、冯桂芬（公元１８０９—１８７４年）、王韬（公元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年）等人为代表。由于所处历史阶段不同，他们的思想也有很多差异。特别是王韬，后期的思想已经发展而成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体系。但他与康、梁等人的情况又有不同，其文学思想，仍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观点相近，故而仍然可以放在这里叙述。
他们一致要求摆脱前代各种文学流派的束缚，而在当时来说，尤其反对那些无病呻吟的陈腐之作。魏源在《定盦文录序》中介绍龚自珍的创作特点时说：“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龚、魏论文主“逆”，也就是要求与传统诗文决裂；而所谓“复于古”，从文学上来说，则是要求继承《诗》《骚》的传统。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主张恢复比兴的手法，反对“专取藻翰”、“专诂名象”、“专揣于音节风调”，均“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作风。龚自珍在《歌筵有乞书扇者》诗中也说：“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材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推崇那些区别于“伪体”的作品，作家应该有真实的感受，作品中有不平之气。《己亥杂诗》之一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是个人风貌的写照，也是理论上提出的新要求。
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中还提出了“诗与人为一”的主张，要求“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所谓“完”，即“要不肯挦撦〔摭拾〕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取一篇，无论识与不识”，都能认出这是某一诗人的作品。这就说明：“完”是要求作家真实而充分地表现个人独特的创作个性的一种美学要求。
王韬论诗，反对“宗唐祧宋”，“摹杜范韩”，但也不想“别创一格”。因为诗歌重在表现“性情”，“与苟同，宁立异”，只要保留“一家面目”。《蘅花馆诗录自序》曰：“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强调反对传统的束缚而重视表现自己的个性，所论与龚氏之说一致。
这批近代史中首先出现的思想家，要求突破过去的陈旧文风而另闯一条新路，这就使得其中一些诗人比较明确地倾向于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龚自珍的倾向更为明显。他对李白的诗作了详细的研究，说：“庄〔子〕、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这里未能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他举出的例子，却正好指出了我国古代积极的与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两个源头，李白的诗也确是混合着这两种不同的因素。于此可见其眼光有独到之处。龚自珍也继承着这种创作传统。《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中有句云：“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说明他和李白之间有着共同的特点。
魏源在《定盦文录序》中介绍龚自珍的思想特点时说：“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地理。……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其他的人具有更多的西洋文化知识，特别是王韬，不但游历过西洋各国，帮助外国人译书，而且主持香港《循环日报》达十年之久。这样的经历迥异于昔人。他们关心的是一些新问题；他们写作的文章，内容上有了新的因素，这就不能沿用秦汉古文或唐宋古文的笔法来表达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和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些论文，可以说是近代政论文的开端。他们要求自由畅达地表达思想，不再容忍什么清规戒律的写作方式的约束。冯桂芬还着力批判桐城派古文。《复庄卫生》曰：“……顾独不信义法之说。”“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操觚〔执笔〕者以义法为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两汉之作也。”对桐城派的核心理论作了尖锐的抨击。因为文章主要是依内容的需要而写作的，它不能受某种固定格式的限制，作家若要写好文章，首要的问题在于熟悉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他又说：“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有能理而董之，阐而明之，探其奥赜，发其精英，斯谓之佳文。”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也说：“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说明两人的见解有一致之处。只是王韬在《续选八家文序》中又推尊方苞古文，则又显示出了略有不同之点；但王韬推崇方文“简洁有法”，或许是后来的一些散文作家也能接受的写作要求吧。从冯、王等人的散文写作上，可以看出其下开“新民体”的发展脉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