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街，我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南街的红色广场。村庄意识形态这个新词始终让我难以释怀，我似乎真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它以具体生动的多样化形式和浩大皇皇的物质存在，形成无比鲜明、无比强大的震撼力和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事实上，南街的魅力不仅裹挟了我，而且还有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许多人。
南街不如安阳、洛阳、开封有过曾经作为王朝都城的辉煌，从这些曾经辉煌的地方到南街都不顺道，可小小的南街村每年却以今日村庄的辉煌吸引了数十万人参观。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解释村庄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我仍然想着，一个村庄真的能够树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吗？
老实说，我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从不曾有过南街如此宏大的思考，但我却是坚定的村庄主义者。我认为村庄是农村的基本单位，村庄不治，何以治农村？然而怎么治村庄，却是一个让我付出了十多年思考，却在实践的道路上蹉跎的难题。南街留给我太多的玄想，在我没有机会再去实践乡村治理的时候，过去的许多思考和观念被颠来覆去。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南街是不可复制的，正如华西和刘庄不可复制一样。因为这些村庄的成功是以巨大的工业利润为支撑，就算再过30年，全国90多万个村级组织也不可能出现太多这样的村庄。不说别的，单说南街1.78平方公里土地仅剩下不足1000亩耕地，仅这一条，如果全国的村庄都能效仿，那么中国用于耕种的土地恐怕不会超过6亿亩，打下的粮食不会超过1.5亿吨，不要说国家粮食安全谈不上，恐怕国家安全都不保。但以此否定南街的意义，似乎也没有道理，因为南街抓住了先机，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永远是一枝艳丽的牡丹开在中原大地，让人向往，让人遐想。
回家后的几天里，我反复揣摩从南街带回的资料，这些资料无一不让我坚信，无论是初创时期的南街，还是中兴时期的南街，意识形态都在这个村庄的治理中闪烁着动人的光辉。我在想，如果南街最初没有选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我在想，同处中原的刘庄没有选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以国家意识形态统领村庄，不是也创造了同样巨大的属于刘庄的财富吗？虽然刘庄没有实现南街的绝对“公平”，但是刘庄正以昂扬的姿态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对比南街和刘庄，我很容易发现两个村都有一个好的掌门人，南街的王宏斌与刘庄的史来贺。前者是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后者是中组部表彰的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这两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正是共产党人不畏艰难、敢于探索的高贵品格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崇高精神境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群众利益视为至高利益，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群众信任他们、支持他们，形成了共同创造财富的强大合力。对于村庄的农民，也许不是因为主义，而是因为实现村庄目标给他们带来的切实利益，是因为村庄领导人在分配利益过程中的胸怀以及这种胸怀传递给村民的精神。
细思量，最初对于村庄意识形态的感受被我动摇。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表面的过于具体的形式，单独的村庄社会不可能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稍有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被统治人群确立的观念。在南街谁是统治阶级？谁都不是，谁也不可能是。在村庄发展的初创阶段，村庄的人们都是土里刨食的泥腿子，顶多还有一些兼营买卖的小商小贩，所有村民同属一个阶级，财富的占有量也顶多可以划分出两三个阶层，况且村民委员会实施的是自治制度，在南街起步时期这个制度就已经在全国农村实施。既然是全体村民说了算，又怎么存在村庄统治阶级为村庄确立的意识形态呢？与其说成就南街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倒不如客观地说，成就南街的是南街的村庄精神。如此，南街树立的意识形态却无意中打造了一个经典旅游品牌。如果南街的掌门人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有理由预言，刘庄的未来要比南街光明，因为刘庄没有背负主义的重负，却有着与南街相同的村庄精神。
在十多年乡镇工作的实践中，我曾用心思考和探究村庄精神，我似乎感到村庄精神是村庄意识和村庄血缘、地缘以及村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精神，它始于村庄意识。我认为，村庄意识有别于政治学上的意识形态，它可能是田野政治中寓意最为深远、最具开掘价值的名词。村庄意识是村庄对于目标的觉悟，是村庄对于实现目标的路径的自觉选择，是村庄血缘、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行动综合。当下村庄难治理，在于村庄意识难觉醒，纵然是血缘关系十分亲密的村庄，在村庄缺乏精英意识的前提下，村庄意识也难以觉醒。可以肯定的是，村庄意识觉醒必须依靠村庄精英。王宏斌是南街的精英，史来贺是刘庄的精英，他们撬动了南街和刘庄的村庄意识，并在实现目标路径的选择中形成了强大而有活力的村庄精神。
然而，中国的广大村庄远不如南街和刘庄幸运。让我们不幸看到的是，本来是集体所有的村庄土地被经营权带来的些许利益肢解，村庄广大的公共领域因为缺乏共同维护而不断受到损毁，展示村庄风貌的村庄建筑更是在集体意志缺位下凌乱成一个个复杂的个体，并在利益粘连中延长。治尚不能，何以为兴？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村庄社会的关注，可是地方对于村庄社会的建设却过于简单和粗暴。税费改革以后，不少地方官员乐观地预言农村应该太平了。然而，税改过去这么多年，尽管政策使农村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农村还是充斥着嘈杂的声音，一会儿为征地拆迁向政府要说法，一会儿又因林权、地权向集体要公平，一会儿为低保分配争利益，一会儿为医保闹报销，一会儿为农业用水生摩擦，事情不断，今儿个是个访，明儿个说不定又是群访。农村的这些事起因很多，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干部作风方面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缺乏精英主导。
传统村庄社会实质由精英主导，精英留驻村庄，不仅主导村庄社会的生产生活，而且深刻影响村庄的精神，包括伦理道德、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民风风俗等诸多方面。当村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当国家法律和政策难以对村庄个体利益进行调整的时候，村庄精英们就是村庄社会的脊梁。现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倡导的也是精英主导，可是现在村庄精英缺乏，自治的效果自然不好。
什么样的人算是村庄精英？村庄精英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懂得政策，知晓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富有正义感，具备是非评判的能力，在村庄社会有较高的威望。这样的人村庄里有吗？我的回答是即使有，也是鲜有。村庄精英为什么要离开村庄？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发展需要。多年以前，当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时候，农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感觉继续留驻村庄心里憋屈，主动寻求去城市发展。二是资源分配不公，被迫外出谋取发展。公权力的介入导致村庄资源占有不公，一个虽贫穷却聪明的人谁能安心守着村里的一亩三分地？
现在的村干部有多少是村庄精英？我想答案已经有了。选举出来的村委干部能够公平公正地矮子里面拔高子就不错了，更何况在农村选举中难以避免地要渗入家族和公权等各种势力。在一些不发达农村，由于集体经济无来源，村干部拿着一点可怜的误工补助，谁能安心为广大村民办事？许多村干部之所以还愿意待在这个位置上，一小半是因为面子，一多半则是因为村干部可能拥有的人脉资源。有了乡镇这一层人脉资源，有事情要办时肯定要利索得多。怀揣着这些想法，还能指望他为农民办多少实事、好事？ 精英尽失的村庄将会导致可怕的社会问题。那可以说是一种病，我把这种病称为村庄贫弱综合征。这种病症犹如癫痫，发作起来就会不停地抽搐。一个很小的事情，可能导致不停的上访；一个很明白的利益，可能会纠缠出复杂的矛盾。实际上，细心的人们已经看到村庄贫弱综合征的端倪，现在到了需要诊治的时候了。
想想南街，怎么为广大的农村建设一支属于村庄的精英队伍呢？想想王宏斌，怎么让村庄精英们推进村庄意识的确立，并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引导下，树立强大而有活力的村庄精神呢？南街给予我的启示，也许不是主义的诱惑，而是对于村庄灵魂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