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良坊村，看看我辛苦整过的村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家一户住着的房屋还是有了一些变化，不少人家的厕所改了，茅坑平了，改成了蹲盆，装了冲便的水管，地面贴了质量很差的瓷砖，填缝的水泥没有及时擦净，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凸起，想不到泥瓦匠的村庄给自己干活竟是如此马虎。屋顶的瓦揭了，变成了钢筋混凝土，顶上做一水池，蓄雨水，天干时则从井里抽水上去，便后打开水笼头，粪便就进了沼气池。沼气利用到了厨房，原来的土灶还在，液化气灶是新添的，开关一扭，火焰就往上蹿，平日里炒几个菜还是可以凑合，但逢年节和做喜事时还得用土灶。
这是一家的变化，但村容大抵没变化多少。进村的主道是硬化过的，车辆可以单向通行。不住人的老屋依然如故，少有使用的杂房也如故，这些杂七杂八的小建筑就像村庄的补丁，就像身体的脓包，让人无法畅想未来。走近前去，可以看到蜘蛛织的网，不小心就缠在了脸上，掸去还颇费工夫。一股难闻的气味从村庄里散发出来，直钻进人的鼻孔，让人无法亲近。最碍眼的还是村庄中间那些烂砖头砌起来的菜园子，像一件新衣服故意打着的补丁，老土老土的。菜地里刚浇过的屎尿虽然被稀释过，但气味还在村庄里弥漫。
我并不拒绝这种气味，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气味抑或还是村庄延续的密码。但是作为现代人居住的村庄，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标准和道德精神吗？我们曾经毫不吝惜地抛弃了很多传统，尽管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丝毫没有冲突，但是我们抛弃了，这才使得一个村庄失去了太多的记忆。然而我们仍然没有从传统村庄里走出来，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场合，在城乡连接的伦理上，我们还是停留在传统村庄的影子里。
良坊村有一座祠堂，虽不堂皇，也不经典，但经过一番捡拾，倒也利索。祠堂前本来很宽敞，场子上是一些历史很久的柚子树，树干虫蚀得厉害，早已不结果，这会儿只拴牛。良坊村家家户户养牛，多半是肉牛，少有犁田的。上了春，花几百块钱买回来一头小牛犊，养母牛的人家则省了这一笔开销，小牛犊放养几个月长成几百斤的大牛，上市卖了，一头牛净赚近千元。整村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场地用来拴牛，除了对祠堂的祖宗不敬，满地牛粪，也不雅观。与村民交流，并没有共识，大家舍不得这个利益，只好给牛挪地。理事会的人在村塘外面找了一块荒地，又建起来一排牛栏，费了很大劲，也花费了不少钱，这才给牛找到了归宿。这个事办妥帖了，大家便想在场子上做点文章，可是菜地的主人死活不肯平了菜地，过去牛在，这家主人只是用烂砖头简单地围了，并没有种菜，现在牛搬家了，他把园子围栏又砌高了，里面种上了菜。看着心里窝火，但又不知道怎么发出来。
我曾经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来释放乡镇的情绪，也许镇里应该有一个公德缺失者档案，将公德缺失者记录在案。后来镇里果真做了，也有效果，但这一类人算是公德缺失者吗？不要说菜地是人家自己的，就是这么点事都记了，那么这个本子上不知要记多少人的名字，只好作罢。这些年我在乡镇有幸经历了税改、农业税降点、取消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心里的期待如雀跃，而信心则如鹰展翅。
从2003年农业税降点开始，我已经可以感受到农村即将到来的好季节，在前所未有的政策动力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暗暗盘算着怎样在农村生成一种内力。这时候，我的创造激情有如喷涌的泉，随时都可能会有大胆的想法。从这一年开始，我提出构建新的农村工作运行机制，开辟“365便民服务窗口”，刷新乡镇面孔。2004年我又着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拍卖水库水体经营权，用水库经营权拍卖的资金维修病库，同时给水库经营权发证。这些在当时颇有争议的做法，随着2006年中央1号文件的下发，由乡镇给水库经营权发证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行动。我内心充满欣慰，这种成就感推动我在农村的土地上挥洒激情。
但是整村这件事，不仅让我感到深深的困惑，也让我兴奋的思维变得疲惫。农民对于村庄的理解是多维的，甚至可以多到谁也没法统一，因为村庄的财富不容许人们产生过多幻想，而且村庄的财富并不均衡，影响了人们对于居住环境预期的选择。人们表现出来的渴望则是单向的，甚至可以少到只对出行的渴求。我曾经试着去探寻一种让村庄展示美的机会，正如黄竹村祠堂前的场子上亮堂的灯光洒落在氤氲的草地，村塘上第一次荡漾潋艳的水波，人们可以感受到村庄异样的气息，一种新鲜给予的舒缓和满足。可是村庄的人们不能享受持久的浪费，当电费摊到各家的时候，注定村庄场子上的灯光迟早要熄灭。
当我离开乡镇以后，我开始系统地思考村庄问题。我在乡镇的最后几年，组织领导了九个村庄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平均每年两个村庄，多的一年三个。试点的结果大同小异，就是没有一个能让我自己满意的。我感觉自己是一个赶工的蹩脚裁缝，把一件新做的衣服只烫了几个关键的部位，而衣服穿在主人身上却全然看不到风采。我想知道，这时候村庄里的人们在想什么呢？他们能满意吗？良坊村的小组长对我很是同情，这位从人民公社时期就开始做队长，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整村后，被查出肝硬化的小组长客气地对我说，事情没办好，对不起！农村嘛，也就这样，再怎么整，也整不出什么名堂。况且上面给钱也不多，整成现在这样，群众感觉还是很好的。
小组长的话没让我宽慰，反倒让我很长时间都感觉郁闷。我想，中央描绘的村庄蓝图是完美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向往的村庄。可这毕竟是一个方向，以怎样的方式，从哪里着力来落实中央的方针才是考验地方的大问题。始于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就其方式、方法以及工作的内容和性质而言，实际就是媒体说的“整村运动”。这样一项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行动，在试点五年后仍称之为试点，并可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试点时间最长，也可能是成本最高而效果又不明显的工作，那么是否应该面对现实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呢？
由于新农村建设扶助资金不足，群众的主体作用又难以发挥，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很难达到政策预期，试点村用政府补助的少量资金修了路，部分试点村实施了改路改水改厕改栏改厨（有的地方称之为“七改”或“八改”），许多村庄建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所谓村庄广场，树起来很多镶嵌着新农村管理制度的牌子。这些牌牌和匾匾红白相间，张扬在村庄的醒目位置沐浴风雨，几年下来有的已经颜色尽改，早已失去当初的光鲜。然而许多村“五改”不彻底，到改率不高，改造后效果不好或不能持久，比如改了厕，尿桶却还在用。很多农村大田普遍用化肥，而菜地里用的还是家肥。更为糟糕的是农村的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农民的生活习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建房乱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空心村依旧如故，村庄里一些杂七杂八的建筑难以拆除。在私性化日益膨胀的村庄里，到处彰显着我行我素的意气，村庄社会的动机让我看不到内力生成的迹象。
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感情是脆弱的，正如航行中被海风吹斜的桅杆，很多时候则表现出无奈的挣扎，是对于深怀着的职责的忠诚，是对于彼岸的向往，还有灵魂深处对于生灵的呵护。其实试点也就是做样子，这并不为奇。在很多地方，试点实施的是两个标准、两种资金扶助办法。市级重点村扶助资金大，选点也更为讲究，一个点上的扶助资金至少达到100万元以上，碰上有钱的挂村单位，扶助资金则可能达到150万元以上。政府给的钱多，整村的盘子也可以做得大些，而群众在整村中获得的利益也要大些，群众工作相对就要好做些，整过的村庄面貌明显好于一般县级试点村，这是试点中的试点，是试点中的样板。然而，县级点资金很少，只是省里规定的十几万块钱，虽然有了样板，但还是学不来。
试点补助资金的不均衡分配，造成了乡镇选点的功利性，更谈不上科学性。为了验收过关，乡镇在村庄选点上偏向小村，有的只有十几户。坦率地讲，过不过关，我并不在乎。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效果，这种效果不仅是村庄的外像，而且更多的应该表现为村庄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外在形象下人们对于村庄美的向往和呵护，是一种由于环境变化引发的村庄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种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非传统现代村庄内力。然而，我们在整村过程中总是缺乏长远考虑，把村庄外在修饰的意志强加给传统散漫的村庄，这对于收入增长不快、收入来源渠道不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村庄，怎么可能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呢？也许这便是村庄建设中农民主体作用难以发挥的主因了。但我仍然相信有一个点可以支撑起这种信念，所以我始终没有气馁。我曾经幻想着通过宅基地的规范使用，来启动村庄整治的内力，可是岭背村的实践，让我感觉自己还是没有力量撬动农村宅基地这块巨石。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当我顺着整村的思路深入思考的时候，我已经无法回避一个问题。由于整村是在过去基础上整，因此着力在整而不在建，在怎么整的问题上考虑多，而什么样的村庄值得整，则缺乏长远考虑和打算。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整下去，一个中等规模的乡镇恐怕需要50年才能整完，且不说这种整村的效果究竟如何，就说这么长的时间谁能保证能够持续呢？如果有一天改弦易张，那么前面的付出还有意义吗？
梦一样的整村，消逝在村庄的时光中。可是村庄并未以独立的审美标准和道德范式告诉人们村庄的未来。从“整村”到“灭村”，地方行政力量喧嚣在村庄，而村庄可以一直如此平静地接受人们的好心安排吗？从“整村”到“灭村”，人们看到了行政情绪的宣泄，尽管这里面不排除行政力对于村庄“怒其不争”的善意安排，但是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动机，村庄的感受才是人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对新农村建设理论问题和普遍范式的争议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中作出定论，是整村好，还是建村好？这也许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