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文汇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长篇报道：《一个中国女人的“八年抗战”》，写的是王选女士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华人受害者奔波、呼号、诉讼、索赔的事迹。官司还没有打完，胜负未决，但王选的精神，却着实令人感佩。
侵华日军施行细菌战的罪行，报上早有披露，但时间一久，已为人们所淡忘；哈尔滨郊外当年日军专事细菌战的“731部队”总部原址，现在是一个专题展览馆，再现了日军细菌战中绝灭人性的行径，是一份有力的控诉书，但是参观者寥寥，因为这里不及太阳岛之有名，也没有冰灯雪雕那么好看。
但是，有一个人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件事，她就是王选。
王选的老家浙江义乌也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之一，王选的家族就有八人死于这场细菌战，而且死得非常惨苦，这使她对细菌战的残酷性感受得特别深。但是，她不是一个家族主义者，她的奔走呼号，并不是为家族复仇，而是为全体受害者申冤，为人民伸张正义。她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留学计划，把揭露细菌战作为自己的事业。她用自己的钱作旅费，广泛地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积极地进行宣传鼓动，坚决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不屈不挠地要求索赔。她不但要为细菌战的受害者讨回公道，而且还要把这段历史材料记录下来，教育后代。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虽然也常常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在实际上却往往将历史的书页轻轻地翻过去，不去总结，不加追究，以致使许多事情含糊过去，并导致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惊人地贫乏。轻视历史教训的结果，就难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王选在这件事上这样地投入，做得非常艰苦，并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言，驱使她行动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公民义务感。这正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责任伦理与公民意识。可惜长期搞政治运动的结果，使得人们万事远避，不敢去承担社会责任，而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机会成本又高于公民意识，这样，王选就显得相当孤单了。在辩论和审理细菌战问题的日本法庭上，很长一段时期常常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出席；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阅日本细菌战资料的，也只有王选一个中国人，而日本人则每天总有十几个；王选的故乡，当年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义乌，现在因经营小商品而富甲一方，但是却没有人出来给王选的工作以经济上的支援。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异化。商品的运作使人脱离人文精神，而变成了经济动物。这是特别值得引起思考的问题。
利义之辨，一向是我国伦理哲学的重要命题。但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却有好走极端的毛病。过去是一直强调“义”高于“利”，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自称为君子者都是口不言利——虽然在暗地里算盘打得很精。后来发展到“无我”、“忘我”的利他说，要求做到“无私的奉献”，结果是把百姓的利益都奉献给特权阶层，使百姓们愈来愈反感；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当然不能不言利了，但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往往把“义”给丢掉了。在“利”面前，一切社会正义、责任伦理和公民意识，都被弃置在一边，于是出现了流氓当街欺凌妇女而无人管，看见小偷行窃而不敢喊的现象，这就是所谓人文精神的缺失。
专门研究日本细菌战历史，写有《死亡工厂》一书的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曾说：“如果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这话既可以看作是对王选的赞扬，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人的批评。的确，我们应该发扬王选精神，加强公民意识，为伸张社会正义而出力。王选希望年轻人能更多地参加到队伍中来，让她的事业能够完成，能够延续。这希望是合理的，因为年轻人有理想，有激情，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正义，承担社会责任。现在，他们有许多人之所以为木子美、芙蓉姐姐的粗俗表演所迷惑，是由于平日缺乏优雅的审美熏陶；他们之所以沉迷于网上的虚拟世界，是为了弥补现实参与之不足。但这不是不可逆转的。
一代青年关心什么，欣赏什么，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社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经济的发达，但也不是全靠物质生产所决定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失却公民意识，缺乏责任伦理，一个社会是很难有凝聚力的。
——发表于2005年7月29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