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张云鹏《盛唐气象》书稿的校样，忽然想起一件往事。多年以前，有一天晚饭后与一位数学系教授一起散步，在漫无边际的闲谈中，偶尔说到科研成果的评估问题。他说：论文最重要，出本书算不得什么，因为论文难写，出书与否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主要依据。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一本书要比一篇论文的分量重得多，而且说我们系评职称时，总是出书者优先。他自然也不同意我的意见，并举他自己为例，说是近年来发的论文少，而出的书多，所以成绩不大。由于彼此之间所执之业不同，专业情况并不一样，自然辩不出什么结果来，事后连这场小小的辩论也忘却了。现在之所以重新记起，是由于近年来泡沫书籍泛滥，而出书也的确变得容易起来，只要有补贴、有人情关系，什么样水平的书都能出版，每当学术委员会或者评审小组在评议职称或者评审什么项目时，许多参评者总能送上一大摞书籍，使你简直看不过来，但如果耐心看下去，却会发现竟是空洞者居多。这才知道那位数学教授所言是有道理的，因为数学的书籍可以编写，而论文如没有创见是难以成立的。当然，文科的论文也可以泡沫化，评职称时不应该看数量，而应该看质量，这就给“量化”的评审方式出了难题。
云鹏在这浮躁的时代氛围中倒能沉得住气，不去赶制泡沫著作，不与人争比出书之多寡，而是耐住性子，慢慢地写他的论文。不过，这也得感谢他所任教的河南大学，没有逼他快出书、多出书，而是在他还未出书的情况下，根据他的教学成绩和论文的质量，就提升他为教授了。他是当了教授之后，再回过头来整理历年所写的论文，编集成这本著作。因为写得从容，编得从容，所以全书各篇都很扎实，没有为填篇幅的凑数之作。近年来，出书追求系列化、丛书化，相对而言，论文集就比较难出，这自然有商业上的理由，而且还有申报项目的需要，但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倒觉得还是读论文集——无论是史论集、专论集或者散论集——收获比较大，那些太讲究系统性、全面性的著作，则未免常识性的内容多了些。这本无足怪，因为研究学术问题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而在短时期内要搞出系统性的著作，当然只有借助于众所周知的常识了。倒是并不追求系统性全面性的论文集，能够给人较为实在的东西，因为作者在这里，只需谈论他研究过的内容，并不需要面面俱到。
云鹏是文艺学专业的博士、教授，有志于在本专业做出一番成绩来，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忙着去建构什么理论框架，也不想把自己的著作贴到什么体系上去，而是先行把基础拓宽，夯实。就本书而言，就涉及隋唐美学思想、中外比较诗学和文艺学方法论等几个方面，而且都下过一番切实的工夫，他走的是史论结合、中外融通的研究路子。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曾出现过一股方法论热，在学术界长期闭塞之后，中青年学者利用改革开放的时机，纷纷向海外撷取新的研究方法，译介评述，极一时之盛，诸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语义学、接受理论、心理分析、原型论、同形论、符号学、道德批评、新批评等等，不一而足，很引起一番轰动效应。那时，云鹏才刚刚出道，刚好赶上这股热潮，他对接受理论颇感兴趣，作过一番译介和研究，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所贩卖的货色就是最好的，倒是在方法论热潮过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探讨美学—历史方法与各种“新方法”的关系，他在检讨了各种“新方法”的优点和缺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美学—历史方法，能从高处统摄文艺，应该是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它亦应吸取各种“新方法”的长处，来补充、完善自己。我以为年轻人在当时能有如此冷静的头脑，实属不易。他后来的研究，大抵就以此种方法为指导的。在复旦大学攻博期间，他与同学分工合作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他选的是隋唐时代的范围，收在本书里的有关隋唐美学思想的文章，即是此次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时下有关美学史的流行写法，是把各个时代主要美学家和主要美学著作排列起来，一一加以述评，虽亦条分缕析，但终给人一种平面的感觉，云鹏没有按照这种格式去做，他在分析隋唐美学思想时，没有停留在美学理论本身的分析上，而特别注意于这一时代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探讨隐藏在这种美学思想后面的社会生活、文化范式和文人心态，而且力图描述出不同时期美学思想的流变来，这样，就有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
当然，云鹏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我希望他本着以往的从容态度，一步步地走向深入。
——收入2002年6月吉林人民出版社
出版之《盛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