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环境偏僻，居民不多，郁达夫一行人在此居住了两个多月，闲来无事还学起了印尼语。到了3月9日，传来了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的消息，他们回国的愿望破碎了。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兵分两路地潜伏起来，郁达夫和王纪元来到了海边的小村彭鹤岭，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杂货铺，郁达夫化名赵德清（后来化名赵廉），当了小老板。当年4月，沦陷后被日军改为昭南岛的新加坡政府派人来石叻班抓回由新加坡逃出的人，郁达夫决定离开，逃到苏门答腊岛的西部去避难。
5月初，郁达夫途经卜干峇鲁，前往苏门答腊岛西部高原的小镇巴爷公务。乘坐的大客车上除了他们是华侨，全是印尼人。途中，大客车被一辆军车拦下，上来了一群日本人，叽里咕噜地问话，见车内一片沉默，就拔枪抓人来威胁。郁达夫听到他们是在问路，而车内的印尼人没一个人听懂他们的话，担心这些日本人会气急败坏而伤人，于是他举起双手站起来，用日语回话，此事才算过去。没想到他们到了巴爷公务，刚在一家广东人开的海天旅馆里住下，就听到“日本大间谍化名赵廉来巴爷公务刺探华侨情报”的传闻，这让他很吃惊，自己怎么就成了大间谍了？这才联想起在客车上的事，这让他惊慌不安，决心伪装自己。
为了掩人耳目，郁达夫很快搬出海天旅馆，住进了租来的一幢荷兰建筑里。一次他去拜访当地的乔长蔡长达，想拜托他给自己找租房时，遇到乔长正在与几个日本兵交涉，因语言不通而双方僵持得几乎要拔刀相向。蔡长达见到郁达夫，就像见到了救星，就拉他过来做翻译。从此，当地的日本宪兵都知道，巴爷公务有一个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
这一次暴露自己，给郁达夫带来了致命的烦恼。驻守苏门答腊的日军经常请他去当翻译，虽然他通过这个职权为华侨和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却让自己无法回祖国，因为他自认已成了汉奸，蒋介石一定会杀了他。当然，假如日本兵知道他是郁达夫，同样也会杀了他。
在两难之中，郁达夫尽量掩饰自己，骗日本人说自己是来这里逃难的华侨富商，当年也在东京做过生意。为宪兵队做翻译，他从不收取费用。为了生活，也为了维护华侨富商的形象，他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起了“赵豫记酒厂”，生产出“双清”、“初恋”两种酒来，并不断向宪兵队推销这种名字极富日本色彩的酒，之后还办起了造纸厂和肥皂厂。
与日本人接触，郁达夫十分谨慎，即便是被日本人邀去喝酒，他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喝个烂醉。如果要留宿宪兵营，他都要求朋友陪同，因为他有说梦话的习惯，生怕在梦中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每次日本人问起他的家室，郁达夫都说妻子已亡故，孩子留在国内。为了维护富商的形象，郁达夫觉得孤身一人总有不妥，于是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决定娶妻，结果选择与一名其貌不扬的印尼华侨陈莲有结婚。
陈莲有出生于广东台山，很小的时候就被姑父带到印尼，没受过教育，不懂说中国话，结婚时她对郁达夫的身世毫不知情。因相貌普通，人老实本分，郁达夫就开玩笑地给她取名何丽有。
其实，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认识不少女性，还恋爱过两次，其中一名是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子，在荷兰人学校里当幼儿园老师。但是，他依旧没能摆脱王映霞给他带来的阴影，觉得美丽能干的女人让他感到压抑。
为了掩人耳目，郁达夫与何丽有的婚礼选在巴东举行，场面盛大，各界名流纷纷到场，还邀请日本人来参加喜宴。婚后一周，夫妻俩就搬回巴爷公务，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尽量少与日本军往来，并去医院拿了一张“肺病证明”，让很怕传染病的日本宪兵队不愿接近他。
如此清净地过了一年多，妻子何丽有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大亚，之后改名大雅。而妻子老实本分，把家里和酒厂收拾得井井有条，也让郁达夫很满意，自觉生活有点惬意。
1944年，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部将苏门答腊的军政监部迁往武吉丁宜，同时苏岛的宪兵部也搬到了那里，而且部分人员是从新加坡调过来的，这对近在咫尺的住在巴爷公务的郁达夫构成了威胁。
宪兵队里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叫洪培根，他调到武吉丁宜不久，就发现赵廉其实是郁达夫，但洪培根并没立刻揭发他。不久之后的一场酒宴上，洪培根告诉郁达夫，他看上了巴东一名姓黄的华侨商人的女儿，希望能为他做媒。待人豁达爽快的郁达夫一口答应了，但当他得知这名女子是从新加坡逃难来的姓林的朋友的未婚妻后，他立刻改变了主意。次日专门找到洪培根，当面拒绝此事。
表面上洪培根没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气愤，就将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了日本宪兵队，说他是联军间谍。洪培根告密的事传开后，躲在巴爷公务的文化人都感到形势危急，纷纷撤离。可郁达夫不走，他知道日本宪兵早已在暗中监视他了，根本逃不掉。
1944年8月的一天，一个常去郁达夫家的宪兵又来到他的家里，一改平时的称呼，叫他郁先生。原来，这名日本宪兵早就到上海、东京调查他的真实身份了，宪兵还埋怨说，为了调查他，花了不少钱和时间。郁达夫也很爽快，送了他一千盾的军票，还好吃好喝地款待他，那宪兵于是承诺自己也会很够朋友的。
这个秘密确实没被公开出去，除了几个宪兵外，其他日本人都不知道赵廉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仍旧住在巴爷公务。但这件事过后不久，他的身份又引起日本特务，特高科科长龟田三郎的怀疑。借着自己的生日宴，龟田三郎邀请郁达夫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建议各人分头用日文写诗。郁达夫喝得半醉了，一说要作诗，被压抑已久的心变得兴奋起来，一口气写了十多首日文诗。
龟田三郎对郁达夫的才华惊叹叫绝，同时更加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他将郁达夫的诗发到东京情报总站去核查，对方发回的结果称，能写这样水准的日文诗的中国人目前只有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这四个。据他们掌握，鲁迅已去世，郭沫若在重庆，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下落不明。
龟田三郎一接到消息，立刻去找郁达夫。见来者神色肯定，郁达夫承认了，并以三千盾做封口费。但是，从此以后，郁达夫受到了日本宪兵的高度监视。1945年元旦，终日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的郁达夫异常惶恐，对新的一年有种不祥之感。自知天命的他写了一份遗嘱，最终成了他惨遭杀害的铁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国际军事法庭将要审判日军，驻扎在各地的宪兵队在撤走之前，纷纷毁灭证据。8月26日的晚上，郁达夫像往常那样，和几个朋友在家里的客厅聊天。大约在8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来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印尼青年，郁达夫和他说了几句话后就回客厅对客人说：“有些事需要我出去一趟，大家请稍候，我一会儿就来。”
他穿上睡衣和拖鞋，随后就走，看上去似乎不会去太久。然而，那天晚上，等在客厅里的几位朋友再也等不回郁达夫。第二天，妻子何丽有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美兰。这个可怜的女孩，从出生起就再也见不到她的爸爸了。
当时，印尼当局报郁达夫是失踪，最终证据显示，他已死亡。由于郁达夫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期间，了解到他们太多的暴行，手持他们太多的罪证，一旦到了法庭，他就是日本军阀暴行的最好证人。令日军不安的是，他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作家和报业编辑，一旦战后他将那些罪恶报道出来，必定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不杀必定后患无穷。
后来，在对郁达夫死因的调查研究中表明，郁达夫的死比官方记载的还要凄惨很多，他们用的不是枪杀，而是活活掐死。其抛尸地点已无后人知晓，至于尸骸，至今还未找到。一位曾撼动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就这样消失在南洋的瀚海中，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和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