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季民初的国学之乱象
清季民初中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可分为三种：
1 全盘否定派
持全盘否定论者，其代表人物有：
(1) 胡适
胡适（1891—1962）对国学的危害一是疑古，二是“白话文运动”，三是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
胡适把国学归入历史范畴，强调要把一切古书都当作历史来读。研究国学的原则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总之，所有过去积淀下来的东西都值得怀疑。当然胡适也没有否定一切旧事物，他的《中国白话文学史》洋洋数十万言，证明了国粹确实存在，那就是白话文学。胡适居然说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是王梵志，让人捧腹。胡适得知吴虞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兴奋地称吴虞为“老英雄”。胡适与陈独秀一起导演的文学革命闹剧，恶劣影响至今未泯。
(2) 何炳松
何炳松（1890—1946）对国学的危害主要是否定“国学”的存在何炳松反对国学，却热衷于整理国故。其实，他也应该否定“国故”，因为德国、美国都没有国故的。。
他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否定存在国学，理由是世界上不存在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日本学，为什么偏偏中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岂有此理？
这还气不得，上天偏爱华夏，让华人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学”，国人称其为“国学”名至实归。德、法、美诸国没有自己的国学，是因为他们偏重科学，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何先生在该文的结尾号召“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八十年过去了，国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大，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3) 蒋方震（蒋百里）
蒋方震（1882—1938）喜欢用“国魂”一词表达国学之意。在他看来，所谓国魂就是“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的习惯。他说：“中国之恶习惯，殆与吾之所谓国魂类。彼亦养之于历史，彼亦根治于特性，彼更有无数恶魔尽力以为天下倡。是故习惯不去，国魂不来。”他还说中国的“习惯神圣时代”类似于欧洲的“黑暗时代”。以上言论均引自蒋百里：《国魂篇》，载《浙江潮》第1期。
(4) 毛子水
毛子水（1893—1988）于1918年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引起过一场争论。他的主要观点是国故（国学）不合法，他说：研究学术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国故）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作未成形的科学。《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卷5号。
毛子水的言论受到以张煊为代表的反对者严厉的批判。张煊以造纸为例，说国学西学都是造纸的原料，合在一起可以造出好纸。张煊的改造国粹被胡适等人发展为“整理国故”，但由于胡适学养不足，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毛子水是这样批判张煊“将来世界之文明必为二者（国学与西学——引用者）配合而产生”观点的：将来世界的文明，不能骤然完全除去东洋文明的痕迹，是可以瞎猜的。若说中国古代的文明能够有什么大影响将来的世界文明，我实在不敢妄忖。一个民族的文明，必定要适应那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方能生存。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适应现在中国民族的生活的？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应将来世界人类生活的？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我可以明确回答毛子水先生的诘问：西方科学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将来的世界，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体天格物能够救世界，救人类，能保证人类能够更久远地生活在地球上。
(5) 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主要观点有两个，一个是汉字拉丁化，另一个是国学无用论。关于后者，他有如下一段议论：我确信现在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所谓“西洋学问”的便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的学问；这文化、这学问，和我们活人的生活极有关系。因此，我以为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应该研究的学问便是现代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学（科学尤为重要）。《林语堂〈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附记》，载《晨报副刊》1923年9月12日。
这就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论，其实质是取缔华夏文化，让中国人变为西洋“文明”人的附庸。
(6) 鲁迅
鲁迅（1881—1936）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对国学持全盘否定态度，提出礼教吃人、读外国书、破旧立新、消灭汉字等激进主张，其负面的影响不可小觑。
(7) 郑振铎
郑振铎（1989—1958）为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的是机关枪、飞机，不是百千万的“国士”、“勇士”；我们要的是千百个科学家、专门研究者，不是几万万个的“国学大家”；我们要的是能拯救国民的贫乏与愚呆的人，不是狂热的盲目爱国者；总之要的是科学，是步武西方，以建设新的中国，却不是什么“国学”、“国医”、“国技”。《论所谓国学序》。
(8) 蔡尚思
蔡尚思（1905—2008）的《中国礼教思想史》对中国的礼教进行全面否定，信者如云，负面影响极大。其批判的核心是夫唱妇随的家庭伦理，现在，家庭中男女失和已是普遍现象，这是证明其说皆为谬论的最好证据。
(9) 吴稚晖
吴稚晖下面一段言论最具代表性：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中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箴洋八股之理学》，收入《科学与人生观》，汪孟邹编，张利民整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似乎弘扬国学就会与机关枪失之交臂，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吴稚晖主张废除汉字的原因居然是“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文化虚无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10) 吴文祺
吴文祺（1901—1991）名气不算大，但他对国故学（即现在人们常说的国学）的定义却有广泛与持续的影响，至今仍有很多人这样给国学定义：
国故学是超乎文学、哲学……之外的一种科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所必备的常识。整理国故这种学问，就叫做国故学。
吴文祺在其他场合多次提到，国故学的内容包括考据学、文字学、校勘学。吴文祺继承了胡适的衣钵，把国学引向实证主义的死胡同，等于在变相消灭国学。现在，国学仅存的一点余绪，基本就是胡适、吴文祺所说的那些考证工夫。
(11) 顾颉刚、伍启元
清季民初有一种奇谈怪论——为批判国学有必要好好研究国学。用伍启元的话来说：“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9页。
事实上，戴着有色眼镜钻进故纸堆，结果是不可能客观公正的。胡适在整理国故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但却根本抓不住精髓，超不出实证主义的局限。其余抱着消灭国故目的钻故纸堆的人也都没有钻出什么名堂。
2 全力保守派
全力保守一派，其代表人物有：
(1)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对清季民初的出版热、杂志热保持极其清醒的头脑：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论近年之学术界》，载《静庵文集》第5册，第94页。剽窃灭裂而已。
王国维竭力为“学”正名，为国学正名，严正地告诉世人：学术是不分新旧的，只有好坏、有用无用之分。
(2)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对中国学问有许多极好的论述，比如：中国的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汁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汁绞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以为现在实测各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该喜欢它，不应该厌恶它。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它作为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大有功用……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治国学杂话》，载《晨报副刊》1923年6月18日。
梁公在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不忘教导他们爱国、爱传统，每次讲话都感人至深。
(3)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在其众多论述中，以不类远西方为荣最为鲜明有力。章先生说：“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也。其余因旧而益短拙，故走他国而求仪刑……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彉。”《原学》，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将章公的话比照今日的崇洋媚外者，仍然十分恰当。
(4) 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五四运动时期任保守刊物《甲寅》杂志主编，是为数不多的坚守国学阵地的学人之一。一生写文章用文言，反对胡适倡导的极端白话文运动，并曾与胡适笔战。
(5) 梅光迪
梅光迪（1890—1945）认为当代没有真正的学者，话虽然尖刻，却道出了事实。他不言而实行，积极办文言文刊物《学衡》，试图力挽狂澜。虽然未果，其人已经名留史册。
(6) 严复
严复（1854—1921）对国学之前途充满忧虑，坚决反对以新的文科覆盖旧学，主张保持旧学（文的部分）的完整性。他在1912年说过这样的话：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和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与熊纯如书》，载严复著，王栻主编：《严复集》卷3，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
“和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的预言今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然而，这等悲怆的预言，还是越少越好。
(7) 孙德谦
孙德谦（1873—1935）感慨今人不知国学为何物，在其代表作《评今之治国学者》，痛斥把国学等同于考据学的时弊，批判了把汉镜晋砖视为国宝而对真正国宝熟视无睹的现象。呼吁中国出现“深于国学者”。不幸被孙先生说中，看今日之中国，瓷器字画堂而皇之地成为传统标志，而诗词歌赋、道德文章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8) 薛祥绥
薛祥绥（1894—1940）欲救道德于沦丧。1919年1月26日他联合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成立《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总编辑是刘师培、黄侃。继而成立“国故社”，扯起“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之旗帜。面对这一情势，在胡适等人支持下北大组建“新潮社”，与“国故杜”与之对着干，提出“整理国故”口号，扬言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这样，就国故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薛祥绥隐约发觉正是科学导致了道德的衰败，他疾呼：晚近讲学者，徒志乎富强之说，竞求技术；以艺为本，以道为末。是以道德毁堕，廉耻道丧，人体兽行，无所忌惮；举国人而陷之，举国土而鬻之。且欣欣然以自豪也。《讲学救时议》，载《国故》第3期，第1页。
正因为有梁启超、黄侃、薛祥绥、林纾、吴宓、梅光迪等一批爱国志士，胡适等憎恨国学的人才不得不收敛些。
(9) 吴宓
吴宓（1894—1978）在东南大学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学衡》杂志，十一年间共出79期，一方面对陈独秀、胡适一针见血地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使文言文晚退出学术舞台十多年。吴宓是这样评价陈独秀、胡适“新文学”的：凡读得中国几本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造诣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吴宓日记》（2）。
3 折中派
持折中之论者，其代表人物有邓实、伍庄、宋恕等。
(1) 邓实的国学与君学之分
邓实（1877—1951）以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而闻名于世，他把中国之学分为国学与君学两类，用意是好的，但这样分类实为不妥。严格说君学不在国学之列，因为法家的“法术势”等驭臣术并不在国学之列。国学是以儒家为主流的，儒家的政治观是中庸的，并不刻意偏袒君主。
(2) 伍庄的君尊与民德之分
伍庄与邓实一样，把中国之学分为君尊之学与民德之学两大类。他断言：药石虽灵，只以治病；菽粟之养，乃可强身。吾既沉沉于二千年君尊学说之中，屈伏于专制体制之下，欧学之入，实足以起吾瘫痲。然瘫痲起矣，岂可弃其菽粟乎？《群书第九》，载《政艺通报》丙午十九号。
伍先生认为国学中的民德部分属于菽粟，现代人可以照食不误，君尊部分则必须抛弃。实际上，中国的君主制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尊敬君主的，是尊敬天地自然的，所谓“君权神授，君权神夺”是也。天人合一也好，敬天保民也好，知行合一也好都是建立在敬天基础之上，与西方的人主天宾正好相反。
(3) 宋恕的国粹与国糠之分
宋恕（1862—1910）主张设议院、行西律、办西学、易西服，批判“夫为妻纲”，宣传妇女解放，并一度鼓吹“废官制”、“无政府”。
宋恕还是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先驱之一。早年不遗余力地推广“切音文字”，为消灭汉字而奔走呼号。
二、 清季民初的国学、西学之辨
1 胡适切断国学之根
(1) 欲去国学之祖
一生只发表过一篇哲学论文的胡适却出人意外地搞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拦腰截断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哲学始于老子，原来需要讲一二年的伏羲、黄帝、神农、《洪范》（天人感应说之依据）不翼而飞。听课的顾颉刚也被弄得一头雾水，他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如果胡适道出的是实情，那么《尚书》就应该被认为是伪书，司马迁对老子的不敬（只让老子占四分之一列传，而五帝占一篇本纪，且被放置首篇）就应该受到指责，《易经》自然也该剔除出哲学界，中国有五千年有记载历史的说法自然也就成为妄说……
可能吗？绝对不可能。
中国哲学绝对不是始于老子，尽管老子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始于伏羲，始于河图，始于八卦，始于用阴阳两个元素表达事物，显然那是五千年之前的事。
有许多证据能够证明胡适所说谬误，只举其一足矣：老子是母系主义者，而中国的哲学理念完全是建立在阳主阴宾基础上之的！
(2) 欲灭文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