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骈文创作的繁盛，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文类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写作者文学趣味的丰富性——吟风弄月抒写性情、嬉笑怒骂游戏人生、抨击时世感时忧国三者并存。
民国初年骈文创作与骈体小说创作的关系非常密切，尽管小说与骈文属于两种不同的文体，但由于骈体小说的特殊风格与骈文关系密切，众多骈文创作者的存在为骈体小说提供了潜在的作者和读者，由骈文创作所营造的文学风尚为社会接受骈体小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骈文作品的大量出现使读者的文学趣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助于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乐于接受骈体小说的语言体式和美学品格，无形中推动了骈体小说的繁盛。
第二节 时势逼迫与文人心态
一
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晚明有几分相似。
余英时在论述明代“士”的生存环境时指出：“用现代的话说，明代的‘士’在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这一方面显露出他们的特有精神。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的环境……明代则继蒙古统治而起，‘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宋代‘士’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不可能继续发挥，‘得君行道’更是无从谈起。第二是社会的变迁。十六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转向的另一个背景。明代的‘士’恰好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商人的财富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新版序页3—4。适应这种环境的结果是士的实践方向由朝廷转向了社会。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到文人的心态和创作风气，吴承学认为：“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的激烈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的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在晚明小品中也同样反映出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页387。吴承学举陈继儒《文娱序》为例：“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
民国初年的文人也面临着晚明文人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黑暗的政治环境的逼迫，辛亥后动荡的时局特别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沉重地打击了原本对革命抱有美好想象的知识阶层（其中有些人还参加过实际的革命活动），知识阶层在愤激之余难免产生失望和消极情绪。
《民权素》第一集，主编蒋箸超在“序”中解释创办《民权素》的缘由：“余主民权小品者凡十有九月，海内文士环以行集请，其时出版部既局于调遣，即余亦自陋不文，未敢率尔创议也。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同人冀有所表记，于是循文士之请，择其优者陆续都为书，此民权素之所由出也。”可知辛亥后黑暗的政治局势是促成《民权素》出版的重要动力；蒋箸超同时表达了只能出版这种风花雪月文字的遗憾与愤怒：“惜乎血舌箝于市，谠言粪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湮没而不彰，转不若雕虫小技尤得重与天下人相见。究而言之，这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焉？当传者不敢传，于不必传者而竟传之，世道人心宁有底止欤？”《民权素》中虽有“碎玉”栏抨击时政，但政治激情与《民权报》相比减弱了不少。蒋箸超等人本有浓郁的政治关怀意识，但是在现实中受到挫折，遂将其精神发散于“锦心绣口”的文字，其内心的悒郁可想而知。
《铁冷碎墨》著者刘铁冷，校订者徐枕亚，小说丛报社1914年11月10号初版。中徐枕亚的“序一”转述刘铁冷解释自己出版此书的原因：“铁冷笑曰：……呜呼，茫茫大地，愁云包之，芸芸众生，愁丝牵之，余固天生愁种，无可为欢，藉笔墨以自祛烦恼。而世之文人，潦倒如余，思著文章自娱者，亦复不少，以余书赠之，亦可省却旁人几许笔墨，自娱娱人，余意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目的既是“自娱”，又想以自己的书来“娱”同此心境之人。同书中徐吁公的“序二”说得更加明白：“吾知铁冷之志，不在此零缣断素，固别有怀抱也，不能展其怀抱，不得已而致力于零缣断素。铁冷之心亦云苦矣。嗟乎铁冷，斯世龌龊，大道若昧，黄钟瓦釜，并世难容，吾人戴得此峥嵘头角，固难与腥膻物争厥胜负，而亦不愿惊骇聋聩、纸上谈兵，污吾一付干净之笔研，则惟有范山模水，说恠搜神，胸串记事之珠，体续庄谐之录，以消磨此无聊之岁月，安排此锦绣文章。”
《小说旬报》第一期羽白的“宣言”也强调时势的影响：“时当大陆风云，千变万化；神州妖雾，惨淡迷漫。本同人哀国土之丧沦，痛人心之坠落，恨乏缚鸡之力，挽救狂澜；愧无诸葛之才，振兹危局。”于是创作、编辑“品评花月”的文字以“聊遣斋房寂寞，免教岁月蹉跎”，都表达了相似的心绪。
前文引用的无名氏序文《莺花杂志慨辞》中所介绍的孙静庵创办《莺花杂志》的心境与蒋箸超的情况如出一辙：“夫不问理乱，盘谷素怀；苟全性命，草庐初志。静安其有同情乎？漆园曼衍穷年，坡老荒唐说鬼，其百无聊赖可想也，亦足慨矣！”百无聊赖之中寄情无关家国的文字以自娱，其遭遇与心境与陈继儒《文娱序》中显现的境遇与心境完全相通。前文所引徐枕亚《小说丛报》“发刊词”中所说的“有口不谈家国，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也是如此。
政治环境的阴暗是部分骈体小说作者产生“寄情风花”的心态从而创作、发表骈体小说的动机之一，这些作者意图在淡化政治意识的缠绵故事中，在美艳的意象、历史文化的回响、音韵的回环中暂时遗忘现实的苦痛与愁闷。而骈体小说的部分接受者与写作者有同样的心境，他们对骈体小说的认同与欣赏共同促成了骈体小说创作的繁盛。
其次，民初知识阶层也同样面临在无法“得君行道”的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与晚明部分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拓展社会与文化空间的做法。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考试制度，也就关上了读书人通过应试进入权力世界的大门，但由于当时稿酬制度的逐步确立，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进入文化传媒机构，一方面以此为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承担了文化传承的功能。
一旦进入市场，在名、利驱动之下的写作心态就不可能完全避免。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中，有部分优秀之作，但也有一部分属于缺乏创造性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的产生，可能与作者的文学能力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利益驱动的因素。
由《玉梨魂》的成功激发出的骈体小说创作热，离不开报刊、出版机构采用的各种推波助澜的广告形式，他们推测文学市场的“焦点”，揣测读者心理，为了在骈体小说的宣传、推广方面投读者之所好，不但极尽夸饰之能事，而且有意识地“制造”读者。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在《民权报》连载后引起轰动，“玉梨魂出版”广告民权出版部，《民权报》1913年9月13日第一版。的广告词如下：“此书情词瞻雅，文笔典丽，为枕亚君剧作，亦为本报最特色之小说，都七万余言，远近爱读之者、催促出版者，函缄盈尺，亦可见此书之价值矣。兹经枕亚君细加笔润，重行校勘，装订精美，洵我国小说界有数之出版物，亦月下花前无上之消遣品。初版无多，欲购从速。”这则广告的主要目的是宣扬《玉梨魂》文学价值之高，但“亦月下花前无上之消遣品”一句则导向了读者的接受效果，宣称《玉梨魂》是“月下花前无上之消遣品”，实际意义是《玉梨魂》这部哀情小说可以成为恋爱者的谈资，是能够增加恋爱者乐趣的最好消遣品，这样的广告语就以“无上之消遣品”的名义将《玉梨魂》推向所有处于恋爱情境者，就此扩大了《玉梨魂》的受众。
二
政治环境的压力只是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繁盛的外部社会原因，对于骈体小说作者的心态来说，更为内在的影响因素则是中国文人传统的浸润以及作者情感个性的构成。
文人是中国社会特殊的一个阶层，文人的身份、地位、社会文化功能与其他阶层有很大差别。早期的文人属于“士”的一种。余英时认为：“就‘士’之重视‘知识’而言，他是近乎希腊哲学家的；古人以‘通古今，决然否’六个字表示‘士’的特性，正可见‘士’的最重要的凭借也是‘理性’。但就‘士’之‘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又兼备了一种近于基督教的宗教情操。”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页6。重视知识又以“道”为价值追求，这是士的特性。文人由士阶层中的文士演化而来，孔门的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四科反应了儒家知识阶层的教育目标，西汉的贤良、文吏、文学、博士基本呼应了孔门四科的内涵，其中的文学都指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
文人阶层的独立大概在东汉中晚期：“文人阶级起于士阶级之分化，而其确立为一独立之阶层，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且足以辨识之征象（不但与庶民不同，也与其他由士分化出来的阶层不一样），则在东汉中晚期。”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页12。由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魏晋文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唐代之后科举制度引发了社会对文学的重视，终于造成“文学化社会”：“文人意识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意识，人人都可自视为文人或期望成为文人，也依从、向往文人。”同上，页18。这种社会集体意识造成了文人阶层的扩大，一方面文人阶层自身在不断地扩展，另一方面是其他阶层比如商人、娼妓等向文人阶层类化，而文人的文学才能也逐渐集中于诗歌辞赋方面。
在文人阶层内部，又有“文人”与“古文家”的区别：“从唐代中叶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讲法之后，文人团体便分裂成为两类人：一是文人，一是强调‘文与道俱’既有文又有道，而且道比文更优先更重要的古文家。古文家也是文人，可是他们希望成就的人格形态却是儒者，且非传经之儒，而为传道之儒。”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页22—23。不过，一般社会成员所说的文人（比如“文人无行”、“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等）总是指称前者，即抒写性情之文的文人，而称后者为道学家，即强调“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人群。文人与道学家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之间有冲突对立、互相藐视的情况，也有相互融合的现象。
在文人发展史上，晚明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知识阶层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晚明文学也表现出了特殊的形态。就文学方面的表现来看，“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文学，经受了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的洗礼，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内容：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大胆追求现世生活的欢乐。”马美信：《晚明文学新探》，台北：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6月，页121。“但是晚明大多文人既无兼济天下之志，亦未必有独善其身之意，他们最为欣赏的并不是这种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而是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页384。黄周星的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中的张灵被人称为“真才子”，就是因为他文学才华出众，加上有至情至性，言行出于真诚而震骇世俗，而知识阶层往往对富有个性的才子（才女）持宽容甚至敬慕的态度，比如在张灵、崔莹先后殉情后：“倾城士人哄传感叹，无贵贱贤愚，争来吊诔，络绎喧豗，云蒸雨集，哀声动地，殆莫知其由也。”
文人之“才”又往往与敏感、多情相联系，正如徐枕亚《玉梨魂》所感叹的那样：“才美者情必深，情多者愁亦苦。”
徐枕亚自己就是一个才美、情深、愁苦的文人，堪称当时文人的典型。
徐枕亚自小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徐枕亚家学渊源很深。其祖父徐鸿基是本乡名儒，饱读经书。父亲徐懋生喜欢赋诗作词，著有《有怡堂丛钞》。徐枕亚5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他父亲的指点下，10岁左右即能写作诗词，俨然是一个‘神童’。1904年，徐枕亚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师。1909年，他执教于无锡西仓镇小学。在执教期间，徐枕亚大量阅读古典小说，热衷于旧体诗词的写作，共写了800余首诗词，为日后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旧学根基。”陈子平：《哀情巨子—鸳蝴派开山祖—徐枕亚评传》，收入栾梅健编校《哀情巨子—鸳蝴派开山祖—徐枕亚》，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10月，页250。徐枕亚与其兄徐天啸被时人称为“海虞二徐”，不但均能吟诗作赋，而且在书法、篆刻方面也有一定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