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一命名明显地反映出了有识之士的人文关注和精神良知，其行为本身已经超出了所给出的时代命名而进入精神境界。但不幸的是，有人因此也就将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咎于“欲望时代”，这显然是牵强的。欲望尤其是一些低层次欲望，泛滥开来会对世道人心和文化建设（包括文学创作）产生腐蚀作用。但对于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文化往往会在危机中奋起，这一看法，笔者在这里延用评论家李洁非的一段话加以明证：既然物化导致人的不完整、自我分裂，导致人性异化，所以它不可能不激起心的觉识和反抗。这不需要由外力予以推动，当物化现实对心灵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这样的觉识和反抗将自主地从人的情感意志产生、爆发，而且物化越厉害，反抗也将越强烈。实际上，人在物、心两者之间一直不自知地维持着某种平衡，不管其中哪一方面出现匮乏或亏缺，这一平衡便遭到破坏，从而引起恢复和重建平衡人性的冲动。我们知道，目前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遍甘于物化的气氛，正是人们的物欲长期被压制、被剥夺、被禁止的合理后果——抑郁太深，以至于一旦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近乎疯狂和病态。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矫枉过正的物化狂热已经潜伏着它的反作用；亦即遭到践踏、搁置的心之存在，势必从人的内部起而抗争，结果，在最赤裸裸的物化现实里，反而最有可能出现骄傲、高贵和真正纯澈的心灵。李洁非： 《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林建法、傅任选编：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35—136。
所以，文化（包括文学）消亡论，只能是杞人忧天的假问题。人在，文化永在；人性在，文学永在；艺术的根本任务无非是从精神上抚慰生命的缺憾，只要生命的缺憾还存在，文学的意义也就永存。文学创作“自身活力”和“宽容性”与整个人类人性复杂性等同。实践表明，中国的文学创作并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因“商品世俗化时代”的到来而一蹶不振、一团漆黑；相反，其虽历经坎坷但却依旧不断地摸索前进，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一些喜人的收获……相比较而言，倒是针对这个时代创作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滞后、脱节： 严肃的文学批评园地急剧萎缩，文学批评被外在于文学文本本身研究的各种文化哲学学术轮番拉扯，真正内行同时又有胆识、有眼力的文学批评家凤毛麟角，加上日趋严重的学术腐败，这些已引起圈内人士的普遍担忧，所以，应该提醒（甚至于要警惕）的是，“活力、宽容”的文学创作却遭遇上了“褊狭”的作家或“小气”（或固执迂腐或私心狭隘）的文学批评家。文化不死，不等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建构起文化；文学永存，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写作者都可以写出文学。生活在欲望的时代，却要忽视或躲避欲望的现实，这样的创作和批评，无异于闭门造车。
三、 “当代性”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当代性”可理解为“市场经济”、“世俗社会”、“物欲盛行”等，无非是当前国人在物质追求的时代热潮中所表达出来的各式语言代码。追求物质世界满足本身并非从根本上构成文学创作的必然障碍；相反，从经典哲学出发，只要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就不得不进一步承认，“当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文学创作能够成为可能的出发点，甚至于是基石，是土壤。
当然，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当代性”并非就是文学本身。文学因什么而成为文学，或者文学创作因何成为可能呢？抛开形而下的具体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的求索，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终极性追问便显露出来了： 文学创作的价值何在，或者说文学创作凭什么作为自己行为存在的理由？这样的追问历来不可避免，因为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人类高级的精神文化行为，绝非是自为而盲目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人类价值支撑，否则便会成为不可能。时代的文学创作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终极性追问。
但回到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早已明确：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基本属性是社会意识形态性，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审美——也就是说，文学以审美作为自己存在的中心价值。但何为审美？或者说审美何以成为可能？
从根本上说，审美无非是生命把握自己并且使自己能够进一步理想生成的一种感性的方式，是主体意识本质力量对于生存世界（物质以及生理心理精神世界）限制的不满足从而产生超越的生命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人终于可以在精神意识上从此岸的他律性进入彼岸的自律性，从有限进入无限，从局限进入自由。无疑，文学创作是一种重要的具有“审美性”的人类把握生命的方式，生命在这样的把握过程中也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如此，我们苦苦追问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文学在于审美，审美在于超越，超越在于对客观现实（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现实包括生活现状和文学现状两方面）的限制性的不满，因为不满，所以否定，因为否定，所以生命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这就是文学创作价值所在和文学创作成为人类行为可能性的全部理由；并且，不满的永恒性，导致否定的永恒性，因而也就给定了文学创作价值的永恒性。这里其实已经涉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个终极价值问题，即“人性的普遍解放”。文学“它……将人的自由解放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是直观苦难、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在深刻的人类体验中结束无生气的贫困与懦弱，获得激情、生机和抗争的活力，获得空前的解放的状态”葛红兵： 《正午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31…这是葛红兵教授在世纪之交驰笔呼唤一种所谓的“后先锋创作”时对于文学创作所进行的理想描绘，虽然偏于激情，但到底合乎文学创作的基本价值实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无疑，这是所有时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具体的写作材料（“欲望”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技巧、图式、方法、风格、流派只要具备这样一个基本价值的穿越或烛照就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身，否则，便不再在所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
当然，在基本价值底下，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还会具备自己时代独特的价值话语。比如，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诗歌创作“言志与缘情”的诉求、“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个性与解放”的呼唤等；进一步具体到作家的具体创作还会有具体的价值话语和个性言说（叙述）方式，比如，鲁迅式的“刚气与斗争”、冰心式的“柔情与母爱”、巴金式的“反抗与忏悔”以及钱锺书式的“黑色幽默”……这些具体性成为文学创作价值存在和最终呈现的唯一面貌（或途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就在于创作主体（作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即“形象化”的艺术语言途径）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人性）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从价值论出发，考察当下时代文学创作，在原来已有的众多的价值追问的基础上，一个属于这个时代文学创作艰巨而崭新的价值任务显然又突出地摆在了每一个时代创作主体（作家）的面前： 创作对于异化（商业物化）现实人生的精神抗衡与拯救。世俗时代，生命承受商业原则的强力裹挟，个性不再，情感麻木，身心失衡；欲望（金钱的、享受的）成为世俗人生的中心话语，欲望驱使人们前进，人反过来又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异化”。时代文学要做的就是从心灵上拯救生命的这种新的异化，恢复真诚与灵性，呵护天道良知，保证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至于具体的写作办法，则是作家个人的习惯和自由了。
概言之，接受所处时代的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的社会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作家个体生命的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和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尊重艺术精神（“自由、批判、悲悯”等人文关怀），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