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今天已不仅仅是一种人们口头上广为传说的社会发展趋势而已，而是其实已经至少部分成为了社会现实，全球化成为了真正的“当代史”。全球化在当下，首先体现为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跨国资本和网络技术把整个当下的人类迅速地凑紧变为同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要描绘或叙述“地球村人”的景况可能得颇费笔墨，但有两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经济一体化”出现不可阻挡，一是“文化同质化（或标准化）”欲成泛滥之势。仅就后者而言，文化的同质化其实质无非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全面侵袭甚至完全的替代。“在文化方面，民族与流行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逐步取而代之……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 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等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殷国明： 《“跨文化”——一个新的文艺理论创新平台与新空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而文化的同质化，也就意味着文化的迅速僵化甚至于死亡，这绝对不是文化的福音，当然也不可能是人类的福音。那怎么办呢？人类自己的困难自然只能由人类自己来解决，方法和途径可能是千万条；文化的问题也不会例外。“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以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连树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页1。有关“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的构建，殷先生意欲从文艺理论出发，试图寻找“文化现象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联系”，解决当下人类文化——具体为文艺理论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殷先生构建的“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的思维轨迹，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三个基本的步骤。
首先，对本质主义的否定。殷先生意识到，“认同普世价值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界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诱惑力、甚至压迫性的话题”，“因为世界本身在发展，文艺理论在其内涵和外延上不断变化，并不存在既定的‘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与‘创作规律’；而不同的文化具有历史多样性，古往今来各地的思想文化在风格上、价值取向上，表述特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很难选择一个固定的模式和价值标准来比较和衡量”。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殷先生认为“普世价值之所以遭到怀疑，是由于其被意识形态异化了，固定化了和权力话语化了，已经失去了其原生的生命活力”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这样，“官学合一”，文论完全地意识形态化，就成为了所应该深入批判甚至要抛弃的“文论本质主义”了。所以，殷先生要从后学理论视角出发，对所有的本质化、固定化了的“普世论”进行一番涤荡，彻底清扫。
其次，对后学的进一步超越。在借鉴后学理论的同时，殷先生显然对后学也保持了警惕的批判性态度的，认为这种相对主义的理论难免存在“偏颇”同上…是的，后现代主义那种把孩子和脏水全部倒掉的文化虚无主义的做法客观上显然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理念诉求存在相互拆解的地方，二者在原则上其实是冰火难容的。殷先生看重后学，看重“解构”的文化批判力量，但他更看重建构的文化建设力量。所以，他必须对后学进行超越。
最后，跨文化的明智选择。在全球化时代，推行“跨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必然策略。“‘跨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科，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其核心是打破原有的习惯的思维方式，超越单一的文化价值标准，提倡一种多元文化、多向度和综合的文化视野方式，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联系、促进交流和寻求沟通，努力创造一种人类共通、共享的人文语境和文化平台。”殷国明： 《“跨文化”的必要和可能（卷首语）》，《大学活页文库》（第3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尊重差异，追求“认同”；以“对话”代替“反抗”，以“互通”代替“互化”；通过平等的文化交流，达到“道通为一”的文化存在理想化境界，实现全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共同繁荣。殷先生长期从事跨文化研究和推介，成果显著。在否定了僵化霸道的本质主义，进而超越了偏颇的后现代主义等文化迷阵之后，殷先生的“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自然而然选择了跨文化的开放性思维来进行建构。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有其原生的、自为的、本土文化的一面，更有其不断被发现、被敞开、甚至被生发、被延展和创造的一面，它不仅和开放的、跨文化的语境相互依存，而且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才能获得生机和认同。”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殷先生如此说。
2. “人学”的基本信仰
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构建一种“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意味着一种时代人性新信仰的追寻或创建。何为“普世价值”？何为“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在两篇文章中，殷先生确实做了许多的阐释，但从头至尾没有下具体明确的定义。或者，在殷先生看来，这些根本就不能定义，因为，一旦定义了，它们便可能成为一些僵死的、固定的概念了。因为“普世价值本身并非是一个僵死的、固定的概念，更不存在着一劳永逸的把握与阐释的理论方法，它始终置身于人类的理论追求之中，始终在不断变化和更新之中，始终依赖人类创新精神的挖掘、探索与滋养”。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这么说，阐释，或者是不断地构建，这就成为了“中国文论普世价值”有无以及进一步不断生成的关键所在。当然，有一点，殷先生是明确的： 人类存在“共通的价值”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这里的“通”与“同”虽是仅仅一字之差，但它的使用，却使得这一术语成为了“跨文化”的基本理念秘密所在；对殷先生来说，这个秘密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具体表达为是“人类爱”或者说是“人道主义信仰”。理所当然，这样的信仰，成为了殷先生构建其“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的基点。其实这样的一个基点已经成为了殷先生多年以来未曾改变过的学术信仰，或者干脆可以说是他的人生信仰。这样的一种信仰的形成跟殷先生的学术师承有关，这就是殷先生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所首提的“文学是人学”及其一整套的文学“无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理论的影响（这一文学理论的创建给钱先生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直至今日，一些人对于钱先生的这一文学理论还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或欲说还休，或讳莫如深）。正是基于人类最为广博的爱的信仰，殷先生所有的学术探讨（包括“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最终都落实到“人学”（更具体为“人性”、“人类爱”）这样的一个基点上。
《再论》一文中，殷先生指出：“钱谷融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就很明确地提出： ‘人学’作为一种美学具有了古今中外相通的普世价值与意义。”殷先生进一步说：“人学”作为一个古老命题，是人类精神意识的共同基因，它存活于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之中，但是其作为一种价值的复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与滋养。尤其在当今新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语境中，“人学”已经突破了旧有的精神与物质、意识与存在、心灵与肉体、个性与社会的界线，把“人”推向了它们互相交流、依存和转化的状态。人不仅是理性的，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主体和本体；不仅活在过去和当下，而且活在未来；不仅能够触及彼岸世界，同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归宿；正是在这种无穷尽的想象和探索中，其普世价值才能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活力和魅力。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三、 重建有中国价值元素参与的
世界文论“巴别塔”
据传说，人类因上帝拆除了“巴别塔”而各奔东西；自然也因此再也构建不起任何全人类集体的共同的文化体系了。但人们在理解这个寓言的时候，往往忘了，上帝也是人按照自己的模样给虚构出来的；或者，就按宗教所言，是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了人类，但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人”，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趋同性”的本能，这样的人类本能（集体潜意识）终于使得人类从来都没有真正放弃重建通天的“巴别塔”的愿望。
从客观事实来看，文化，尽管异彩纷呈，千变万化，但所有的文化，最终又必须指向人，指向人的精神需要和构建。人，作为存在，可能是造物主造物以来，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差异体了。但，人，只要还是人，不管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它们总还存在着巨大的趋同性共通性，所谓“人同此心”。“无论不同的文化体系多么复杂，无论人类多么千差万别，但从客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乐黛云： 《寻求文化对话的话语》，《跨文化对话·卷首语》（第一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所以，人类，又是从来都没有因上帝阻碍，就忘却自己作为人的责任向往的，人类一直在构建自己全体构成人员所共同应该拥有的“巴别塔”。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这里的“世界文学”，“其实不仅仅指文学，而是一个包括哲学、艺术等各种人文学科的综合概念”。殷国明： 《“跨文化”的必要和可能（卷首语）》，《大学活页文库》（第34辑），页2。在当下，殷先生提出“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类自己的“世界文学”（文论）建构努力吧。当然，这样的一种构建，是强调了中国价值元素的参与的一种构建，因此构建起来的，自然也应该是具备有中国元素的世界文论的“巴别塔”了。王国维所倡导的“中西互注”和“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有用与无用之分”的治学眼光，殷先生自然是非常熟悉并认同的。
殷先生的两篇文章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传统文论源远流长，是华夏民族审美体验和艺术遗产中的瑰宝，具有普遍的美学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中外文学交流比较研究，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事实上，这种普世的显现，不仅是当下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点，体现了学术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与世界分享自己艺术情怀的一种表达。”（《初论》《再论》摘要）
当下时代，全球化日趋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具体语境下，殷国明先生着力挖掘，首次概括并适时提出“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是跨文化研究视野下文艺理论创建的一种新尝试。这样的尝试，不仅体现为国人学者探索解决时代文化——文艺理论问题的一种实践勇气，更体现为国人学者对于“地球村时代”一种人文胸襟和文化信仰。值得重视，更值得进一步探讨、丰富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