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之旅，始终未曾越过民勤县的沙漠向北前行，并不是因为这是甘肃与内蒙古的分界线，关键在于这是难以逾越的生命极限，我心存余悸。远眺浩瀚无际的沙海，在大漠深处那边，是相对丰饶的内蒙古草原。当我止步伫立在河西走廊的边缘地带，面对脚下这片业已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域，深刻地感觉干旱和沙化已成为两大天然恶魔，“沙进人退”在日益推进，“人定胜天”似乎已沦为远古的童话。缺水使农作物及所有的植被逐步枯竭，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咄咄逼人，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将人类驱赶至越来越狭小的生存空间。我没有理由不忧心忡忡。
——自题
民勤作为我国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一，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之一的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县北端的青土湖在19世纪末还是一片汪洋泽国，周边地区水草丰茂，牛羊肥壮。但到了1959年，青土湖就完全干涸了。民勤陷入生态危机之中，绿洲内部湖泊干涸，水位下降，水质恶化，植被枯萎死亡，土地沙化矿化。1950年以来，腾格里沙漠南侵50～70公里，巴丹吉林沙漠东移30～60公里，致使民勤七千多亩耕地被迫弃耕，八万亩耕地不同程度沙化。由于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近十年来，民勤县已有3.2万人举家外迁，有的村已经人去村空。
为了给绿洲“减负”，民勤县正在实施教育移民、劳务移民和生态移民，来缓解人口压力。民勤绿洲和敦煌绿洲的生态危机已经引起国务院和甘肃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祁连山峰，白雪皑皑，千百年来，从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涓涓溪流，汇成了一条条内陆河流，浇灌了北坡下的河西走廊，于是千里戈壁上便有了点点绿洲，有了生命的体征。
从地理学意义上说，正因为有了祁连雪山的滋润，河西走廊才没有被北部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吞噬，并一直延续至今。然而，没有人能够对人类与自然界的长久博弈结果抱积极乐观的推测，那是因为两大沙漠来势汹汹的南移，在一寸一寸地侵蚀着河西大地，一点一滴地消耗着人类的意志和忍耐力。
石羊河，是河西走廊中部的一条短短的内陆河。它起源于祁连山，向北流经山下的永昌、武威及民勤等地，最后消失在沙漠之中。位于汉长城与明长城边缘上的民勤县，同时也处于石羊河的末端，当石羊河的尽头每年向南萎缩，地表水向深层流失，民勤人的好日子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这是“沙进人退”的厄运。
地理上，民勤像一个陆地半岛，东西北三面完全处在沙漠的包围中，而当我绕着民勤县的地界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其实它的南部也有沙漠，换句话说，它就像是一块“飞地”，这块飞地最终的生存结果眼下无人知晓。红色的腾格里沙漠与青色的巴丹吉林沙漠已在过去的青土湖前汇合，从东、西、北三面合围民勤，以每年10～25米的速度向县城推进。青土湖在19世纪末还是一片汪洋泽国，周边地区水草丰茂，牛羊肥壮。但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青土湖就完全干涸了，如今这里流沙遍地，农民的机井必须打到地底200～300米的深处才能找到饮用水源。由于水质不断恶化，给人畜饮水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盐碱地面积急剧增加，引起了一系列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民勤湖区农作物大片死亡。然而，地下水超采带来的恶果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马太效应日益彰显。青土湖的干枯是民勤生态状况持续恶化的一个缩影。
东湖镇附余村，当我艰难地走到这个最接近古长城、也最接近沙漠边缘的村子时，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派萧瑟死寂的情景还是把我惊呆了。人们告诉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整个行政村里共有一百五十户，八百三十多人，而目前只剩下二十三户人家在作最后的留守，其他80%的农户都已向四处搬迁。其原因就是近几十年来因为沙漠的吞噬使得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减少了一百多亩，而地下水也因苦涩不能饮用，本来就缺地少水的农民生活难以为继，只好举家远走他乡，沦为生态难民。走进这样已被遗弃的村庄里，那种凄凉的境况惨不忍睹。在长城边的许多农村，贫穷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愚昧、封闭，或不思进取；也可能是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在民勤，导致人们贫穷的只有一个原因：缺水。
留守的村民带着我从一户户已经被拆除的废墟中走过，经过残存的院门，也要停下来想好一会儿才能辨认出这里以前曾经是谁的家，而这家人现在又去了哪里。若不是有人一边领着、说着，从倾倒的院墙穿插而过，你或许还以为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火，浩劫过去，只剩下残垣断壁，老树枯丫。
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如果不是驻足街头的老乡向你哀诉，你无法想象那种曾经持续不断的背井离乡的痛楚情景，让人多么撕心裂肺。一拨又一拨的女人和孩子们凄然告别荒弃的家园，男人们长久地跪在黄土坟前，向逝去的父母和老祖宗磕上最后一个头，点上最后一炷香火。人们拖家带口，赶着剩余的羊群，或乘着拖拉机或赶着驴车，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天边……
人们开始大量外流，分别去了磴口、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浩特、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远至新疆的呼图壁、青海等地，只要是可以接纳他们的地方，他们都义无反顾地走去，再也不会返回。这一走就意味着永远地丧失了原有的家园。也有人因各种原因坚守下来，而为了让留下来的人继续“与天斗，与地斗”，当地政府将没有迁徙的村民由原来的四个村合并为一个村，政府与村民共同出资建设起“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村民成为“人定胜天”的博弈者。
杨有清，一个在附余村生存了十代的村民，已年近七十。在他的记忆中，养育他祖祖辈辈的这块土地，近六十多年间发生了三次明显的变化。在他孩童年代，村子周边树大草深，还经常有狼狐出没；他年轻时，由于积聚的人口越来越多，为了增产增收，大片林地、荒地被开垦成农田，地是越来越多了，水却越来越少；如今他上年纪了，土地却基本沙漠化了，眼看着就难以养活剩下的人口。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老杨以及乡亲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老杨前些年曾当过村里的干部，懂得政府处理沙化的政策和决心，尽管多少带点阿Q精神，但起码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努力。他不愿随大流迁徙，他也放不下他的祖辈和地里的庄稼，他说服了他的一家，始终坚守着祖愿，与附余村共存亡。于是，他成了“新农村”的一员。
杨有清全家六口人，依靠着自家及收拢别人遗留下来的十八亩旱地，在风沙底下种植了棉花、甜瓜和茴香等农作物，还养了一群羊，全家顽强地与残酷的自然界抗争。这是一个“2+2+2”的家庭，老两口、儿子媳妇外加两个孙子，他们所有的生活希望全部寄托在那十八亩土地上。老杨的儿子和儿媳妇是村里剩余不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和父母亲一样，没有搬迁的打算。“到哪里都得干活，都得生存，这方圆几百里的地跟这村的地没啥两样，别人不种了我们种，我就不信它长不出草来。”在地里，老杨的儿媳妇边割茴香边对我说。现在家里那十几亩地里的农活基本上就由他们两口子打理，而羊则归老杨放养。从早到晚，除了中午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全在地里忙活。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地里收割茴香。这一年雨水不多，茴香的收成要打折扣了。三亩茴香地，满打满算也就能打八九百斤，而现在市场上每斤能卖到两块钱。
附余村的土地因为缺水不能种麦子、玉米一类需水量大的作物，种植棉花、甜瓜、茴香等用的水也要靠石羊河水渠的定时放水灌溉，每立方要0.23元，而流到地里的只有“6寸”，也就是百分之六十左右，路途损耗无形中增加了用水成本。即便如此，每年也只能浇地四、五次，再多也没有了。而饮用水则要靠南面四十里外其他乡村的地下水供给，因为在附余村井里抽出来的水是苦涩的。从外村引来的水的代价并不低，由全村人每户自筹一百二十元铺设水管，每周只供水五天，每天不足两个小时，于是，排队取水成了村民的一种生活常态。
水，在民勤，在附余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一种最金贵的液体，甚至比油都值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这里的人往往一年半载都不曾有机会洗个澡。因为缺水洗头，妇女们出外都用头巾把自己的头发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走路、干活，又干又涩、沾满尘土的头发贴在脑瓜上，着实捂得难受。早上从水缸里舀一勺水倒进屋里的脸盆，早上人人轮番洗脸、洗手，洗完的水仍不倒掉，留着傍晚下地回来还能洗手、洗脚，最后还可以用来浇盖院子里黄土地上的尘土。
跟着老杨在地里忙活了一天，进了老杨的家门，他热忱地用手破开一个甜瓜招呼我吃，说天热解渴。我以为甜瓜来之不易，是老杨家的宝贝，不忍心吃。他对我说，这玩意没有水贵重，地里有的是，再说缸里的水也不多了，将就着吃吧，我这才恍然大悟。
他告诉我，温总理曾经两次来过民勤视察。他说过的话，乡上都向村民们传达过好多遍了，而最具震撼力的就是那句“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的名言。这句名言被当地政府制作成许多标语牌，悬挂在四乡，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老杨说，可惜没能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中央领导的巡查，但有了总理的这番话，他们心里踏实了许多，知道政府会守护民勤，设法治沙，不会丢下他们不管。
“中央的政策都是对的，但是往往到了县上就走样了，到了乡上就更变样了。”这是老杨的心病，也是我在长城边的农村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那些善良、纯朴、无助、心存余悸的农民之口。他们总把希望寄托于各级政府，把全部身家押在政策上，而能否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却是让平头百姓们最不踏实的心病。“人人都说东湖镇坚持不了十年，甚至民勤、武威将来兴许都守不下去，这是让沙暴给吓怕了。但我坚信政府，我还是要留在这里，守着我的家，直到终老。”老杨执着地对我说。话虽是这么说，至于将来的日子究竟如何过下去，附余村留守的村民们究竟能熬多久，当地政府治沙的策略和决心究竟有多大，乡亲们心里没有底，老杨的心里也没有底。毕竟，在暴戾的自然界面前，人类自我救赎的力量是有限的。
“民勤”和“附余”这两个名称，在我没有踏足这片荒漠土地之前，曾让我产生过很大的认知错觉，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应该是眼下的状况。这也许真的是老天爷给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历代拓荒者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使得名称与现实有着如此之大的反差。平心而论，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评价，“民勤”的方式不适合民勤县，不讲求发展的科学手法，“附余”也不可能变成“富余”或者“富裕”。
我的长城之旅，始终未曾越过民勤的沙漠向北前行，并不是因为这是甘肃与内蒙古的分界线，关键在于这是难以逾越的生命极限，我心存余悸。远眺浩瀚无际的沙海，在大漠深处那边，是相对丰饶的内蒙古草原。当我止步伫立在河西走廊的边缘地带，面对着脚下这片业已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域，我的内心在地颤动，深刻地感觉到干旱和沙化已成为两大天然恶魔，“沙进人退”在日益推进，而“人定胜天”的干枯呐喊似乎已沦为远古的童话。缺水使农作物及所有的植被逐步枯竭，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咄咄逼人，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将人类驱赶至越来越狭小的生存空间。究竟如何才能不使民勤沦为第二个罗布泊？我没有理由不忧心忡忡。但我相信，人与自然的抗争从未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