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骤减。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叮点燃。因男子出海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