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儒家认为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起点。孔子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事亲，事之本”，这个“本”，不仅是根本，更是出发点。因为人会长大、要进入社会，于是逐渐地又会生出君臣（上下级）、夫妇、长幼、朋友及更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事、同学、老乡……乃至中国人、外国人等等）。
处理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原则，孟子已经告诉我们，即有义、有别、有叙、有信。那又如何来处理与“五伦”之外其他人的关系呢？按儒家的说法，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把“孝悌”这种爱人精神向外“推”——推己及人。
所谓“推”，用孔子的话说叫做“能近取譬”，意为能够就近拿自己与别人作比方，再通俗点讲就是将心比心，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把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又称之为“恕”，它与“孝”、“忠”一样属于“仁”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
到孟子那里，说得更明白、也更远：“仁之实，事亲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的实质就是事奉父母双亲；从爱戴自己长辈的体会中推广出也应该爱戴别人的长辈，从呵护自己孩子的体会中推广出也应该呵护别人的孩子；从爱自己的双亲中推广出爱所有的人，从爱所有的人中推广出爱自然界的万物。孟子把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又称之为“推恩”。
孔子、孟子的以上思想，所反映的还是儒家“仁者爱人”这个基本主题。只是就“爱人”的程度而言是有差别的，其实质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爱，而这种差等之爱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
儒家这一思想与墨家的“爱人”思想有明显的不同。当时，墨家与儒家齐名，同称“显学”。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即强调“爱无差等”，不能分什么亲疏远近。具体点说那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按墨子的观点，人们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
对墨家的“兼爱”之说，孟子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墨家所讲的“兼爱”问题很大。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它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之别，将人父等同于己父，那也就等于没有己父——孟子名之曰“无父”。而“无父”不啻不合人之常情，上纲上线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所以也就等于是“禽兽”，因而必须“距之”（批判之）。孟子这是在骂人，还骂得很凶，似乎有失谦谦君子的风度和雅量。但在战国“百家争鸣”的那个年代里，思想交锋此起彼伏、尖锐异常，大概除了淡泊自守的道家者流之外，诸子中鲜有不骂人的。儒家中不仅孟子，包括后来的荀子，骂人都是够厉害、够水准的。
如果就思想本身而言，儒家的“爱有差等”和墨家的“爱无差等”都有其言之成理的、可取的一面。但就影响而言，由于前者比后者更符合人性的一般特征，所以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原文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今译
君子对万物，爱惜而不待以仁德；对百姓，待以仁德而不亲爱。君子亲爱其双亲，推而以仁德待百姓；以仁德待百姓，推而爱惜万物。
原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注释
《诗》：《诗经·大雅·思齐》。刑：通型，示范。寡妻：嫡妻。
今译
尊敬自家的长辈，进而也尊敬人家的长辈；爱抚自家的小辈，进而也爱抚人家的小辈。那么，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一件小东西那样容易了。《诗经·大雅·思齐》里说：“先教育自己的妻子，再教育自己的兄弟，然后推行到自己的封邑和国家。”这不过是说拿自己的好心推广运用到别人的身上而已。所以，能推广恩惠，就能保有天下；不能推广恩惠，连自己的妻儿也保不了。古代的圣贤明君所以能远胜过一般人，没有别的什么，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