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新制度主义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政治学流派。作为对制度主义的回归，新制度主义重新强调了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制度主义研究途径，但是并不致力于对制度进行静态描述，而是在制度的动态运动中去探求制度对政治活动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制度与行动和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政治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政治行动及其后果。而政治科学对于行动的解释又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在微观层面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通过个体行动者的心理动机或理性偏好来进行解释；在宏观层面上，文化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则试图通过行动者所处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认同的社会规范来进行解释；在中观层面上，新制度主义要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动机和偏好、宏观社会结构和规范，在现实之中都要经过特定制度的中介和加工之后，才能具体化为特定的行动。因此，新制度主义虽然只是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模式，但是，这种解释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够为政治科学提供一种体现出“适应性逻辑”的事实上的因果机制，而不仅仅是逻辑上或规范上的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新制度主义所包含的两个核心假设是：政治制度创造着秩序和政治行动的可预期性的基本要素；能够被特定人群所理解的例行性的行为过程，一方面将制度结构转化为政治行动，另一方面又将行动汇集为制度性的稳定与变迁①。以这两个基本假设为基础，“新制度主义”的大旗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具体流派，目前在西方有着较大影响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主要有三个。
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政治科学研究中，与行为主义相伴行的还有理性选择理论，这一派理论主要坚持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体在政治活动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核心，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相比同样是一个理性人为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而展开的交易过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把人看成是在真空中运动，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现实政治活动要受到制度的约束。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坚持了“经济人”假设的同时，认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应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制度在个人的选择过程中起着重大约束和激励作用。
②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主要致力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研究来分析和解释制度对政治行为的重大影响，因而它侧重于分析既定社会的制度对其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其基本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制度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条道路而不是其他道路前进的重要因素。由于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性要大于经济制度，特定的制度能力和过去的政策对当前的政策选择有着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③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扩展了制度的外延，将特定社会的文化结构也看成是既定社会的制度，因而认为个体政治行动的动力不是来自个体的偏好，而是既定社会制度的塑造。偏好本身也受到了制度的塑造，特定制度的采纳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提高了某一组织的运作效率，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体现了既定文化下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对合法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研究成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两个重点。
（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由于当代的政治现象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学家在研究，鉴于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趋势，在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之下，也产生了不少对政治问题进行跨学科分析的多元方法。目前在政治研究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跨学科方法主要有如下六种。
１政治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结合的产物，它形成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帕雷托、莫斯卡和韦伯等人都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２０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以后，政治社会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概括起来说，政治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政治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即在一定的社会之中是如何产生政治权威的，产生出的政治权威又是如何影响和制约社会的。其主要研究的课题有：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变革、政治精英与政治体系和政治对社会的反作用等。
２生物政治学
生物政治学主要是用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来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其涉及的具体学科有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甚至营养学和公共卫生学等。其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属性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具有理性的特点，而且还往往会受到各种生物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人的遗传差异和生物本能等会对政治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３政治地理学
政治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政治地理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书中就早有体现。早期的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条件对政治制度和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决定作用。１９世纪以来，政治地理学转入研究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行政区划等政治地理问题。
４政治人类学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人类学主要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技术来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与传统的政治学相比，政治人类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试图超越特殊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致力于建立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二是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初级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
５政治经济学
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这一传统不但在当代的政治分析中仍然为不少学者所继承，而且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还为当代的国际体系论者和依附论者所继承，主要研究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之下的政治关系。中心、外围、依附等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与此同时，运用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和分析技术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理论也被视为是今天的新的政治经济理论。
６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学产生于２０世纪初期的沃拉斯、弗洛伊德等人运用心理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的传统，但作为一门学科却正式产生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拉斯韦尔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权力与人格》等着作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围有政治动机与政治、个性与政治、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等。在研究过程中，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传记阅读、实地采访和观察、心理测试、心理实验与个案剖析等。
三、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西方政治研究的历史变迁
将政治作为专门的学科加以研究，最早始于古典希腊时代。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４世纪写就《政治学》一书，为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
这里的“政治学”即“城邦学”，旨在研究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权力分配、目标模式等等。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政治研究范式体系对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西方政治学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１古典希腊、罗马时期
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城邦政治，其代表人物是古希腊后期的柏拉图（前４２７-前３４７）、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前３２２）以及罗马共和国时代的西塞罗（前１０６-前４３）。柏拉图留下了三篇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对话：《理想国》（即《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则留下了《政治学》
以及他在对希腊半岛一百五十多个形形色色城邦政制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雅典政制》（现仅存残篇）。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视为西方政治思想最初萌芽之代表作。在这部着作中，柏拉图设想了一个社会各等级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各司其职的正义国家的理想，这一理想国不仅是他研究和衡量现实政体的尺度，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最终归宿。在理想国中，作为智慧、理性化身的哲学家出于城邦的利益进行统治。而要实现“哲学王”的统治，要么通过使哲学家成为王，要么使王通过学习成为哲学家①。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则是第一个试图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加以区别的思想家。他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的则是群体的善。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一开篇就指出，作为最高而广义的政治社团的城邦，其最高目的就是旨在“完成某些善业”。亚里士多德从“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城邦）的动物”这一基础命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关于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类型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理论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为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这一传统在将近２５００年之后仍然长盛不衰。他们曾提出的问题仍然被提出，建立的政治范畴仍然通用。
他们所开创的思维模式（柏拉图的带有较多哲学思辨、怀疑论和“理想主义”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的则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仍然拥有许多追随者和拥护者。其中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指示了后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向③。
罗马共和国特殊的成长经历为生活于该体制下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思想资源，他们开始超越传统城邦政制研究的局限，将古典希腊传承下来的政治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众多思想家行列中，西塞罗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论着《论共和国》、《论法律》中，西塞罗已完全摒弃了城邦的概念，并首先对“国家”（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作出界定，他指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在西塞罗眼里，国家已不再是希腊式的城邦，而是领土广阔、族群多元的共同体。西塞罗在古典希腊政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理论，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贵族制、君主制以及民主制“均衡地混合而成的”，而罗马共和国正是这一理想政体形式的现实体现。另外，西塞罗还较为完整地提出分权理论和法治原则。虽然在西塞罗之前，已经有人曾论及过某种分权思想，但正是西塞罗第一次将分权思想上升到理论和理性层面。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政制实践，西塞罗不仅设计出一套权力制衡的运作模式，而且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了国家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为共和国制定了一整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制度④。这成为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近代分权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２中世纪时期（５-１５世纪）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①。这就使该时期的政治研究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以圣·奥古斯丁（３５４-４３０）的教父神学和托玛斯·阿奎那（１２２５-１２７４）的经院哲学为代表，《圣经》、上帝、教权成为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信仰领域的权威成为判断万物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
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辩称，自创世纪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过去和将来也是由两个敌对的集团构成的，其中一个集团自私自爱，“按人的标准生活”；另一个集团“按上帝的标准”生活。前者属于“尘世之城”，将受到惩罚；而受到天佑的少数人构成“上帝之城”，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他们将穿上永生的外衣。
与教父哲学将《圣经》视为至上权威略有差别，１３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玛斯·阿奎那则力图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精义协调起来。他根据基督教的信仰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用后者改造基督教神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阿奎那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并非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是人或哲学指导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而是上帝王国的同义语。阿奎那成为基督教世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他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译成拉丁文，并详细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主要论文；他在理论上论证了信仰领域和理性领域、道德科学与政治科学界分的可能性，这为后来的宗教改革乃至政教分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