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一个从前的哲人，来到今天的世界，我会最怀念什么？一定是这六个字：善良，丰富，高贵。
——周国平
老外婆
春天的中午，我边炖羊肉边看着楼下，用目光搜寻着一圈老人中那个最瘦弱的影子。天气出奇的好，空气似乎有些凝固。隔着玻璃窗，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很安静。只有那些舒展着叶子的槐树、柳树，在暖暖的阳光下，诉说着无声的童话。外婆如婴儿般蜷坐在浅浅的矮凳上，迷离的眼睛无神地眺望着远方。
做好饭菜，下楼去接她，顺便给打牌的老人们打声招呼。一个富态的奶奶问：“是孙女还是外孙女？”外婆高兴地说：“外孙女。”声音大得吓人一跳。上楼下楼，她一定会说，你一定要小心楼梯。手一直被她紧紧地抓住，好像我随时会鸟一般地飞走。她的手很瘦，黑黑的失去了水分，有深深的沟壑，经脉突出，骨节一块块的，清晰可见。亲亲她的脸，哄她高兴，顺口问她想不想外公。话说完，她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掉，止也止不住：“四十八年啊，你外公在那一世等我都等心急了。”忽然记起白居易的一句“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了。
吃完饭，我们闲聊。细细碎碎的往事排闼而至。她诉说着九十年来自见过的人和事，经过的那些岁月。帮她洗澡，揉洗着不多的几缕银发，搓洗着松弛到能够揪起来的皮肤。老人忽然从最里层的小褂里，窸窸窣窣掏出一个小小的玉坠，狡黠地挤挤眼睛说：“将来我没有了，把它给你妈妈。”我看着，紧紧地抱抱她。瞬间，泪落如雨。
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这个老人，完成了从少女、姑娘、媳妇、妻子、母亲、奶奶，到太太的身份转换，养育了五女一男，根系般繁衍了一个热闹复杂的大家族。老伴去世，子女先后离去。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过程，她只有善良娴静、无怨无悔的一生，如同充满伤痕的生命枯木上顽强盛开的坚毅之花。
杨绛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丰富的女性。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姐妹，是妻子、母亲，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是有着令人感动的、丰富的平民情怀的女人。
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她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
她说：“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她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钱钟书夫人”是她终身的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在他们人生的结合中，她是一直站在他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她悄悄藏在了身后，只能做兼职教授。1994年，在她力促下他编定了《槐聚诗存》，她一字一字地把全书抄完后，他拉起她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四十七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文革”中，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让她打扫厕所以羞辱她，她却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
在唯一的女儿和一生的伴侣辞世后，九十二岁高龄的她出版了记述三口之家风雨历程的回忆录《我们仨》。
这个女人的一生，是淡到极致的美丽，有生动而深湛的灵魂。一个拥有丰富灵魂的女人，无论身处何方何境，都可以安之若素。
阿赫玛托娃
朋友说，是女人，就要读一读她，你要看一个女人，是如何地保持高贵、信念、尊严和优雅的。所以，她作为一个美好的对象，像一枚书签，悄悄地夹在了我阅读的书籍中。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
“为什么你今天脸色惨白忧愁？”
原来是我让他饱尝了
心灵的苦涩的痛楚。
怎能忘记啊！他摇晃着往前走，
歪着嘴唇十分难受……
我没扶楼梯扶手奔下楼来，
跟着他跑到大门口。
我一边喘气，一边喊叫：“过去的一切
都是玩笑。你一走，我就会死掉！”
他平静地强颜一笑，对我说：
“你别站在风里头！”
——《你别站在风里头》
极为内敛，又极为动人，看似平静，却暗潮汹涌的文字。暗夜里看着，感动至极。几个场景转换成文字，不断变换、不断加工，分裂出复杂、幸福、痛苦的一段感情。面对爱、悲伤、悔恨和决心，一个女子，有些“醉垂罗袂倚朱栏，小数玉仙歌未阕”的味道。而他的一句话，“你别站在风里头”，那种忍着折磨痛苦的疼爱和温柔，足以使人惊奇震撼。
她，被誉为“俄罗斯的高贵”。双肩上总是搭着一条披肩，行走的步调不快不慢。她的高贵属于俄罗斯的冻土冰河，代表着俄罗斯的一切典雅，浓缩了俄罗斯的所有风韵，是守住俄罗斯漫长黑夜的那个人。“黑暗是她脸上一寸一寸的皱纹，皱纹却像花朵，开得金贵宁静，暗地妖娆了去。”她的高贵无关贫穷富有，无关前世今生，无关日夜星辰，甚至无关诗，她的高贵只与俄罗斯精神血脉相连。
她才高八斗，爱却低入尘埃。与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的结合原本会是诗人的平方，但两个伟大的天才，却是两根燃烧的绳索，缠绕在一起只能是更剧烈的燃烧。相携以共的良人，可以为得不到她的爱与人决斗，自杀四次。无论怎样卑躬屈膝、折尊降格都不觉过分，但唯有在诗歌面前永不妥协于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在他的眼里只有妻子，不能有诗人。她的才华放逐了他们的爱情，结束了他们的婚姻。
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未能给她同样的浓情却给了她更痛的窘境，他将她的手稿付之一炬。和张爱玲一样，她的爱卑微到尘土中去，直到不能再低，直到无法选择。女人曾经以为光华尽敛、羽翼全收，甘于平凡地嫁作他人妇，全心全意地舍弃自己的禀赋与天才，甘之如饴、举案齐眉就会圆满。然而，命运把她的婚姻安排得一败涂地。也许她携天命而来，降临人间只是为了完成缪斯在人间一次凄凉哽咽的抒写。
第三任丈夫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尼古拉·普宁，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五十六岁，普宁三十六岁。这是两颗心的相遇，也是最终的遗憾。她说：“没有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见镜子，宁静扶持宁静。”
婚姻，是起点，也是终点。婚姻给她带来了一条路，路很窄，刚好可以让诗歌通过；天分给她带来了一条路，路很宽，竟然可以让诗歌通过。
她的一生，生仿若苦役，死浑似永生。她几乎囊括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残酷经历，历经贫穷之苦、离婚之痛、牢狱之灾、战争之恸。第一任丈夫因事被枪决，她也受牵连。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她被苏共领导人斥为“混合着污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作品被禁，发表权和出版权被剥夺，被禁止出入公众场合，被开除作协，被驱逐至诗歌的边缘。唯一的儿子列夫为此三次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二十多年。
等待探监的队列蜿蜒漫长，盘结在那巨石垒起的高墙前面，作为母亲，她的根就扎在了监狱里。母亲的痛苦比缪斯的性灵悠远，比晚祷的钟声深重。一次，为了探望狱中的儿子，她竟排队等了十七个月之久。整日站在悲苦的队列里，双脚肿了，冰霜在深陷的眼窝里融化，哭泣的母亲变成哭泣的缪斯。
在广场上，排在她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在她耳边低声问道，“您能写下这些吗？”“能！”，她回答。
她说：“如今，我不再能够分辨，谁究竟是野兽，谁究竟是。”
她说：“让他们用黑色的帷幕遮掩吧，干脆把路灯也移走吧……”
在死亡的血腥围困之下，她在小纸片上写诗，和友人茨维塔耶娃一边背诵一边在烟灰缸里烧毁，让声音在空气中燃烧成灰烬。她喃喃说出了那恐怖巨物，那些吞噬生命的隐形吸盘，悼念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扩大化中冤屈而死的无辜者。由十四首小诗组成的抒情长诗《安魂曲》，代表了她最高的艺术成就。死亡的星辰高悬在头上，儿子的额角经常挂着临终的冷汗。于她，是幸还是不幸？
始终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低声吟唱，无论是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还是在众声缄默的年月，都以其独具个性的歌唱牢牢占据了俄语诗歌的内心。她体认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是受难的、负罪的、承担的、见证的、命名者的命运。她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讲真话。
一个人曾经预言，她的勇气和真话一百年之后会使俄罗斯为之感到骄傲。
其实不用等这么多年，预言很快就实现了。晚年的她云开月霁，苦去甘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恢复了名誉。前苏联作协称她是“卓越的苏联诗人”，说她的作品“具有充分的根据被认为是伟大的俄罗斯诗歌的杰出成就”。诗人叶夫图申科则把她和普希金相提并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她是“月亮”。1964年，她在意大利接受了“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生于1889年的她，1989年迎来了她人生的最高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她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大师”。这是诗歌艺术对政治、强权的胜利，当前苏联大厦在霎那间灰飞烟灭时，她和她的诗歌却获得了不朽。
1966年3月5日，七十七岁的她辞别了人世。临终的那一刻，那眼角的妩媚和眼内的泪水已经被时间和苦难蘸尽了。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涅瓦河静静地流淌，顿河静静地流淌……
我看见一个高贵的灵魂，正跨上时代的快马，不停地奔驰。
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才能在启程和结束时写就一条无怨无悔之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才能独处任何环境而优雅自如；一个内心高贵的人，才是灵魂最美的舞姿。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叶孤舟，她们就让这只孤舟有了靠岸的理由。她们给予我信仰的力量，让我的生命独舞成清韵雅致的一树梅开，纵使曲终人散、繁华落尽，仍是满地圣洁的芬芳。
灵魂是用思想种植的太阳！那么，就让我把灵魂靠在你们的背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