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森林法》积极保护森林
编辑部：
近年来，五台山公安派出所的全体干警积极维护和宣传国家关于保护森林的各项法规，打击犯罪分子，为保护森林资源和这个著名游览胜地作出了贡献。
五台山，地处山西境内，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沟壑纵横，山高林密，分布着国家林业局和地方经营的许多林场，是一个重要的用材林基地和优种树繁殖基地。山区的五个台顶之间，古寺遍布，风景优美，又是一个重要的文物保护区和游览胜地。五台山派出所的同志们，自觉地把保护森林作为治安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把保护森林和保护环境、保护文物结合起来。
今年以来，他们带着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的布告和《森林法》，走村串户进行宣传。他们不怕山高路险，踏着没膝深的积雪，一边宣传，一边调查处理破坏森林的案件，并通过对案件的处理，对群众进行生动的法制教育。他们还积极配合公社党委召开公社各机关干部会，要求干部知法、守法，决不购买非法木材，以杜绝赃物市场。会后各机关都制定了护林公约。他们还协同国营林场在生产队安排了专职和义务护林员，划分地段，责任到人。东台沟大队过去滥伐现象严重，经过派出所同志结合破案进行《森林法》的宣传后，大队党支部立即挑选了9名护林员，并制定了护林公约。今年全大队新育的20万株树苗，新绿化的一条山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五台山派出所所辖地区毗邻二省、四县，又是林区的出口要道。这里平时过往人员较多，特别是每年6月传统的骡马大会，附近数省都来这里放牧和交易，人折畜啃经常造成毁林。在这种情况下，干警们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力争防患于未然，加强对刚来这里交易、放牧的群众的宣传。平时他们坚决支持林场和各义务护林员的工作，对林业部门和地方上的一些纠纷认真调解，秉公处理。对不服国法，殴打护林人员的闹事者从严处分，逐步造成了一种护林光荣、守法光荣的新风气。由于这里寺院较多，他们在执行《森林法》时，还同时注意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护寺院文物和寺院内外的古木新林，对那些积极护林的僧侣给予表扬和支持。一次，一位僧人向派出所报了一起毁林案，几个作案人找上庙来纠缠不休。派出所所长米秀文知道后，立即赶到对作案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在群众会上对这位僧人进行了表扬。现在，由于派出所的同志和有关部门的积极工作，寺庙内的一些古木和山上的树林都保护得较好。
（《光明日报》1979年8月24日）
山西农业大学教师李连昌建议
大力发展我国的红枣生产
编辑部：
在最近召开的山西省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记者颇有兴味地听了山西农业大学教师李连昌谈发展我国的红枣生产问题。
红枣营养丰富，含糖量达70%左右，远远超过甜菜和甘蔗，此外，还含有蛋白质、脂肪、铁、维生素等，其维生素C含量比橘子高10倍，比苹果高70～100倍，能润心肺，补五脏，止咳，治疗肠胃病、肝炎，是良好的药物和滋补品。枣树开花时间长，又是很好的蜜源植物。其木材坚实，纹理细致，可用于雕刻或制工具。更重要的是枣树耐旱、耐寒、耐瘠薄。我国华北、西北广大地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粮食亩产常常只有几十斤，而一棵枣树就可产鲜枣几十斤。以亩产红枣300斤计，就可收入90元。所以群众称红枣为“铁杆庄稼”。红枣可以代粮加工成酒、醋及各种副食。这对改变山区面貌，使群众尽快富起来有很大作用。如山西省干旱山区的柳林县高家沟公社，1978年总收入81.4万元，其中红枣收入29.1万元，占总收入的37%。这个县的庄头大队，1979年红枣收入占总收入的64%。仅红枣一项，每人平均增收130元。
枣树开花长叶都较迟，还可与小麦间作，做到粮果双收。
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间，红枣生产出现了大倒退。这首先是由于片面地强调粮食生产，枣树被大量砍伐，现在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红枣半斤，远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国红枣基地之一的山西省，现在和1966年相比，枣树被砍掉1100多万株，产量下降了近千万斤。临汾县特产的团枣树，1966年有2万多株，现在被砍得只剩1000多株。另一个原因是，把社员房前屋后的枣树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第三个原因是，枣树科研跟不上，国家没有专门机构，全国各地搞这方面研究的专门人才不过几十人。
李连昌认为我国发展红枣生产的潜力很大，目前已查明有15个省可大量栽培。有些省区，如新疆，在引种中发现红枣质量比原产地还要好。他建议把红枣生产和糖、棉、油等经济作物一样对待，进一步规划落实我国的红枣生产基地，落实有关政策，有的地区可拨一些荒地，让社员种枣树，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还应马上建立我国的红枣科研中心，挽救和恢复一些枣树稀有品种。
（《光明日报》1980年7月30日）
山区养猪、养牛，孰更有利？
编辑部：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改革中，多少年来强调粮食生产，忽视林、牧业的发展，而在牧业中，又强调养猪，忽视其他牲畜。最近记者在太行山区的山西省和顺县采访，县畜牧局的三位负责同志就山区养牛、养猪问题为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猪是舍饲动物，主要靠吃粮。养成一头150斤以上的猪，需要精饲料500～600斤。牛是放牧动物，主要靠吃草，养一头600斤以上的牛，只需400斤精饲料。而按国家现在的收购价，一头猪一般卖140～150元，一头牛可卖500～600元。一头牛只用一头猪的精饲料，却可以获得相当于四头猪的收入。第二，从用工上看，办一个能容50头猪的猪场，加工饲料、喂食、垫圈等，至少得4～5个人，而50头牛的牛群，只要两个牧工饲牧就可以了。社员个人养牛还可以放在队里的群里捎养，或利用老幼辅助劳力放牧。另外，牛比猪发病少，这也省去许多麻烦。第三，关于经济价值，过去大力宣传猪浑身是宝，其实牛的价值也不低。首先它可以役用，特别是在山区耕作、运输中，目前它还是重要畜力；牛又可以挤奶，一头改良牛在奶场年产奶可达8000斤，就是在生产队一边役用，一边哺乳小牛的情况下，一年也可顺便产奶2000斤；牛皮、牛筋、牛角、牛毛等都是重要的轻工原料，只一张牛皮制成皮鞋，就可收入500～600元。第四，在食用方面，牛肉也很受群众欢迎，从记者走过的几个市、县看，市场上七八角一斤的猪肉都卖不出去。人们食肉，现大多厌肥喜瘦。而牛肉可满足这种需要，稍有出售就抢购一空。尤其是太行山区的牛，终年生活在凉爽的草坡上，杂食百草，不受暑热，其肉纤维细，筋腱少，烹饪后鲜嫩可口，出口香港市场，大受欢迎。
和顺县地处太行山之巅，全县总面积337.5万亩，耕地面积只占8.3%，山林草坡占80%以上。这里无霜期短，晚霜到6月初才消，早霜9月初就降。可是过去这里和昔阳一界之隔，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路线的压力下，硬要搞粮、猪上“纲要”，全县集体猪场最多时发展到127个，甚至统一发售仔猪，强制社员喂养。不少社队为发展粮食、饲料，卖了黄牛买“铁牛”，开了牧坡种庄稼。结果建国30年，粮食只有两年刚过1亿关，猪也没有上“纲要”，黄牛总在1.5万头上下徘徊。党的三中全会后，这个县的县委提出向草坡要肉、要乳、要钱，鼓励社队和社员个人大养其牛。一年半的时间，全县的黄牛存栏数就突破2万头，一些生产队和社员很快富了起来。土岭公社社员孙有富，一个劳力、7口人，历年来拖欠队里1200元，去、今两年他共养牛5头，纯收入1300元，8年欠的债一笔还清。他高兴地对人说：“要不是喂牛，我这一辈子也别想还清这笔债。”畜牧局的同志说：“你看山区养猪、养牛，哪个更有利？”这个县现在已是国家的肉牛基地，该县作了长远规划，到 1985年，全县黄牛存栏将达到5万头，每年将向国家提供200万斤牛肉。
（《光明日报》1980年9月8日）
要重视放射性同位素的管理工作
编辑部：
同位素与射线核技术的应用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在工业、农业、医学卫生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是由于放射性同位素能够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应特别加强对放射性同位素的管理工作。
过去由于管理不善和人们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经常出现事故。一次，山西省某研究所的同位素库房，4个月内竟6次被盗，丢失铅罐76个，造成放射性污染。虽然经过破案、追查和消除污染，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一个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一些科研项目无人抓，新技术得不到推广，特别是后勤供应得不到保证。有些单位常常为了一点药物或小件仪器就要派人到外地单独采购，在没有必要的防护条件下使用公共车辆进行运输，既浪费又不安全。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山西省科委去年专门成立了同位素管理站。半年多来它对全省60多个使用同位素和射线核技术的单位进行了普查，摸清人员、同位素品种、用量等基本情况，建立了档案，就这方面的技术研究、应用货源供应、污染废物处理等都统一编制了规划；对已发生的事故，协助公安、卫生部门进行了善后处理。为了安全接运，它又配备了一辆专车、两个专人和一些必要的防护监测设备。管理站还协助业务部门向上级反映情况，解决了一些迫切的问题。现在全省同位素的使用、订货、分配、接运等都已经统一管了起来，一些新技术、好经验也得到了及时推广。使用单位的防护条件也有所改善。
（《光明日报》1981年2月26日）
农村科学实验也要有一种责任制
编辑部：
在最近召开的山西省科技工作会议上，晋城县试行农村四级农科网责任制的经验引起了与会同志们的很大兴趣。
自从党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下达，各种生产责任制实行以来，科学和群众的利益联系紧密了，社队干部、群众纷纷向农科部门要良种、要技术，要求学科学，要求指导，出现了“科学热”。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四级农科网过去靠社队统一摊派资金、工分，吃“大锅饭”，管理不善，成果不多。这次一实行责任制，搞经济核算，群众再也不愿养它们，只得垮掉。晋城县共有30个公社600多个大队，96%的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有20个公社级和180个大队级的农科组织，在这场变革中试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因而更受群众欢迎，得到了加强，而300多个大队级的农科组织却面临着垮掉的危险。去年初，晋城县委对全县农科网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试行了一种定人、定点、定项目、定报酬、定奖惩的农村科学实验责任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级农科组织的任务，主要是新技术、新成果的指导、示范和推广。其工作内容、管理方法与从事粮食生产的社队有许多相似之处。县委参照农业生产责任制，根据农科实验的不同内容，在“五定”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下列办法：一、可以联系产量的项目如高产示范、制种等，联产计酬；二、属于试验性的，如新栽培法、新品种试验等，以试验方案为准，包工计酬，有奖有罚；三、对技术要求高的单项作物，如棉花、油菜的管理等，签订单项合同；四、对不便计算定额的如大田指导、病虫害观察等，根据出勤，实工实记；五、对业余传授技术、夜校讲课等发放津贴。根据这些具体办法，去年县、社农科推广站分别与8个公社、11个大队签订了农业技术合同，推广了16项栽培、土肥、植保等方面的新措施。大队农科队也分别与生产队签订了技术指导、良种推广等合同。责任制的实行大大调动了基层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过去技术员下乡，讲几次课就走，现在有了合同，大多数技术员都长期蹲在队里具体指导，除了开会很少回机关。谷子套种是这个县的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过去一些社队推广不力。去年县、社推广站与生产队订合同，包队指导，全县一下子推行到11万亩，只此一项每亩就增产了约100斤。全县有18个农业技术员与社队签订了推广合同，到年底推广成效大大高于往年。晓庄大队的农科队共有23人，种地40亩，过去每年大队要给他们补贴2000个工。去年实行责任制后，他们除完成了本大队的制种任务，还多培育了4万斤卖给外队，结果全年只用了补贴工1000个。西马匠大队农科队前几年虽有些成果，但开支大，每年大队要补贴1000～2000元，群众意见很大。去年实行责任制后，该队与大队签订了育种、大田示范等合同，又从内部挖潜以副养队，结果，不但完成了棉花新品种试验和谷子、玉米高产示范等任务，经济上也翻了身。它不但没有再向大队要钱，还交回大队7000元。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推广新技术只布置没人抓，减产没人管，现在学习有人教，减产还有人赔，我们科学种田更有信心、有决心了。”现在这个县实行责任制的各级农科组织正在不断增加。
（《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
为什么很多农民子弟不愿读高中、初中？
关键是现行教学体制和教材内容脱离实际
神池县委书记认为应从用人和教材两方面改革目前农村教育
编辑部：
7月中旬，记者来到山西省神池县采访。当问到目前农村的教育情况时，县委书记李枝荣说，改革农村教育，发展农业中学，年年喊，但是不见成效。根本原因是现在的学制和教材脱离农村实际。
第一，无论哪个部门从农村招用人才时，都应严格强调具有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现在的教学体制是一切为了高考，学生上不了大学，即使读完初中、高中也无用。所以，目前很多农民子弟不念高中，甚至不念初中。目前农村大量增加的社办企业工人、汽车司机、拖拉机手、加工行业工人，不管文化程度，只靠关系，许多文盲都可充当。招用这些人员时，社队企业、交通监理等职能部门以及公社文教委员会、党委等都有权通盘检查审核。如果各部门都能强调文化程度，把好关口，必然会促使农民自觉地对子弟进行智力投资。
第二，现行教材是为升学服务的，应在农村高小课本中加入农业教材，使学生知道一点与自己周围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高小学生年龄还小，只要简单明白“是什么”即可；在初中部分，应加入一些农业理论知识，使学生明白“为什么”；高中部分，可选编一些农、林、水利、机械等专业知识。加入这些内容后，农村中学的学制可适当延长一点。目前，农民子弟升上大学的很少。他们升大学无望，所以连初、高中也不读了。如果中学教材能这样改变一下，即使升不了大学，他们在中学里学到的知识也会马上有用的。再加上前面讲到的，各部门都一起来卡文化程度，农村初、高中的普及率、巩固率将会有所好转。国家机关用人现在开始强调学历和文凭，农村集体经济部门也应这样。农村教育改革主要不是办几所农中的问题，而是改革整个农村的中等教育，包括用人制度。
（《光明日报》1983年8月3日）
独白29 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难
在新闻写作的诸种体裁中有一种叫“记者来信”，它主要的功能是提出一些值得社会重视的问题。因为用信的形式写就更真切些，又可加进记者的意见，阐述时也会更自由。
1983年7月我过山西神池县，午饭前县委书记李枝荣同志到招待所看望，问及当地的教育情况，他谈了一些想法，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第二天我到五寨县冒雨登自然保护区芦芽山，回来后衣衫全湿，拥被坐床，与同行的神池县委通讯组长冯耀同志闲聊。我说：“昨天你们书记的谈话，倒是可以整一篇东西。”他一听就来劲了，忙取出纸笔。而我当时还冷得直打牙颤呢。这篇东西以来信形式写好后，正好我回京开会，便带给编辑部，希望能发个“内参”。几天后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负责教育稿的一个老同志进来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光明日报》可露脸了。”她手里拿的一份“内参”正是我那篇床上之作。原来当天上午全国教育局长会议刚刚闭幕，闭幕式上请副总理万里同志讲话，万里一坐下即说：“我没什么好讲的了。刚收到一份《光明日报》的内参，我念一下就行了，这也就是我的意见。”说完他念了一遍。于是这篇“内参”第二天又公开发表在头版头条，国家教委又以文件形式发到全国。
新闻的功能包括宣传、教育、传播信息、文化娱乐和社会监督等方面，但总的一条是要促进社会进步。进步的方法就是提示矛盾，解决矛盾。记者能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某一方面的主要矛盾，他就完成了新闻的部分功能，而其意义常常比写一篇有因有果的报道还要大。从某个角度说，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难，它所引起的社会效果也要广泛些。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看得更明显：1687年牛顿公开提出万有引力原理，导致159年后发现海王星；1864年麦克斯韦提出电磁波问题，导致34年后电报正式用于商业；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导致40年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们当记者的也要多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让实践去解决，到时我们再报道它的结果，这也是春种秋收。当然，有些事我们并不一定能等到它的结果，但问题只要提出就总有解决的一天。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列世界第88位
我国已有近150个城市出现缺水的局面
为此，200多位专家呼吁：水资源危机该引起全社会注意了
编辑部：
春节前，水电部和山西省人民政府邀集了200多名专家会集太原，讨论一个紧迫的问题——水。水电部长钱正英、山西省长王森浩主持了这场讨论。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各项基本建设，特别是能源建设迅速发展。但是一个掩藏着的大问题——水资源紧张，却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采1吨煤需水1～1.5吨；炼1吨钢需水20～40吨；造1吨纸需水200～250吨；生产1吨化肥需水500～600吨；提取1吨人造纤维需水1200～1700吨。生产和生活一刻也离不开水。可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列第88位。现在全国已有近150个城市出现缺水局面。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
山西是我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但又是全国严重缺水的省份之一。由于长期以来只顾挖煤、发电而忽略了水资源的开发，现在欠账很多。为保工业用水，全省水浇地1985年比1980年已减少百万亩以上。现有水利设施大都是“大跃进”和“学大寨”时的产物，严重老化、失修。地下水大幅度超采，太原吴家堡地区地面已下沉1.38米。著名的晋祠泉，流量已从50年代的2秒立方米减到0.37秒立方米。与会专家对这种状况深表忧虑。他们指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或更远，山西的煤炭、电力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而水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都是空谈。在山西明显反映出来的缺水问题，在全国同样存在。杜润生同志在书面发言中指出：“耕地减少、森林减少、能源供给紧张，已引起大家的重视，现在已经到了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
与会专家对水资源紧缺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一要改变那种水是自然供给、用之不尽的旧观念。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惜水、节水，抓好污水处理，增加重复使用。第二要强化水资源管理，在山西特别要把水资源建设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建设的一部分，统一管理、保护，处理好工农、城乡、煤粮等争水矛盾。第三，从现在开始要着手考虑一些大的供水工程，尽快改变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与会专家指出，要让人民知道我们缺水的国情，不要出现用水的高浪费。这几年我们大力宣传保护森林、生态平衡的道理，很有成效，而对保护水资源宣传还不多。应该让全社会都明白水资源危机已不是什么潜在因素，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制约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了。大家都来关心水、保水、节水，事情就好办了。
（《光明日报》1987年2月8日）
在郭凤莲像上画“眼镜”引起的一件冤案
1977年3月，山西农学院铁工组内放着一张《山西日报》。不知谁给报上郭凤莲同志的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当时查问时没有人承认。8月2日开始追查此事，政治处负责人指名让工人武慎修交代，武不承认。后来又有人指控他曾指着报纸上陈永贵同志的相片说过一些不尊敬的话，他更觉冤枉。以后经多次谈话，他都一再申辩，但办案人员却不许他解释。8月11日开始对他隔离审查，晚上召开了30多人的批斗会，到深夜1时，武晕倒在地，把他扶起来又继续逼供。他刚一承认，于是有人拿来一叠有陈永贵同志照片的报纸，要他说出指的是哪一张。武被逼无奈，只好随意指了一张，就算定案了。事后他觉得冤枉，又找专案组申诉，专案负责人训斥说：“你要翻案，没有好下场！”8月17日召开全院批斗大会，说武是“反大寨”、“反中央领导”、“‘四人帮’的爪牙”。会后武即被绑送到公安局拘押。
1978年2月27日，武被送回农学院劳动，他又找保卫处再次申诉。处长说：“你这样做可要考虑好，这不是小问题，对处理你的问题没有好处。”3月30日，学院正式宣布开除武慎修的公职。当宣布完处理决定征求本人意见时，他写道：我认为不合理，要求重新处理。
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武曾两次写信给省委文教部申诉，未获答复；找农学院负责人，答复是：这是反大寨、反中央，是反革命问题。
武慎修，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复员，1965年到山西农学院当工人。被开除后生活非常困难，全家7口人，只有一个孩子每月有23.5元的固定收入。他多次找学院申诉，到现在问题仍没有解决。
（《光明日报·情况反映》，第500期，1979年3月21日。此文为一篇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