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杨叔叔。杨叔叔是我家的常客。
因了这层关系，我的母亲第一次做了媒人——那应该是一桩非常幸福的婚姻，却成了她一生的隐痛。
这个被人称作“黄鼬”的年轻叔叔，在我的眼中是最和善不过的了。“黄鼬”这个雅名似乎与他不符。出于好奇，我几次催问，父亲才道出了“黄鼬”的来历。
杨叔叔名叫贵莲，听上去像个女人的名字。据说他的名字还是他家弄堂口一个有文化的老人给起的，因为他母亲生他时北京的莲花开得正艳，那老人说莲花贵在出污泥而不染，就叫了这个名字。
杨叔叔是怀揣红领巾来到葫芦湖畔的。
杨叔叔的祖辈，是北京城忒[1]普通的居民。皇城根下，这样本分的百姓忒多了。或许“本分”可以遗传，杨叔叔又是我认识的人中特别本分的人之一。于是，小时候的我，虽然嘴上叫他叔叔，心里却把他当哥哥看待，最爱与他玩耍，和这个比我大十二岁的叔叔在一起，我感到安全。
杨叔叔生就一副娃娃脸，眼睛不大，蛮有精神。圆鼻子，圆嘴巴，圆下颏儿，连耳朵都是圆的，组合在一张圆圆的脸上，让人见了就倍感亲切。
杨叔叔戴着红领巾的时候，也是一名天真活泼的少年。当《学习雷锋》的歌曲在颐和园湖面上唱响的时候，那个为这首歌伴唱的少年合唱团中就有他。也许，是我知道了他的故事，他将为这首主题曲伴唱时，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送给了我。画面上，一位端庄的少年，领口上端正地系着一条红领巾，令我羡慕不已。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接受正义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他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天安门、故宫、长城、天坛等名胜古迹的一套明信片的留言中，我照猫画虎地学会了我名字“世龙”的两个繁体字，我以为这是自己识字以来，最难忘记的一次收获。
小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好比大，比不过别人时就搬出自己的父母或祖先，这是几千年来没有改变的游戏。戴着红领巾的杨叔叔，自然也喜欢这个亘古不变的游戏。游戏中，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处长，在三朝古都的废墟上长大的杨叔叔，就称自己是“皇上”。处长的孩子比不过，就抹着眼泪，回家告诉当处长的爸爸。
“好一个复辟封建王朝的孽种！”处长先生勃然大怒，责成有关人员好好管教一下这个“小复辟狂”。
杨叔叔本分的母亲，千恩万谢“政府”的管教。
于是，在少年管教所呆了三个月的“皇上”，又在他守寡的母亲眼泪的护送下，登上了一列北去的火车，来到了葫芦湖畔。
那一年是发生“自然灾害”的第三年。
杨叔叔不知怎么就与我的父亲成了望年交。
那时，“皇上”一词代表着“封资修”，朋友们出于避讳，就戏称杨叔叔为“黄鼬”。
当时不谙世事的我，并不为杨叔叔的遭遇感到惋惜，反为有这样一个像哥哥一样的叔叔感到高兴。就这样，原本是我父亲的朋友的杨叔叔，居然也成了我的朋友。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九年，那是我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据说，一九七六年秋天，也就是在全中国人煮食“四只螃蟹”[1]后的一段日子里，各类“戴帽”人员中先后有人被平反。杨叔叔的档案里，找不出任何可供“平反”的依据。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北国边陲。
一处四周种满杨树的小屋中，住着视“红领巾”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被人称作“黄鼬”的人。他小屋的后面，大约有二十米远，有一条废弃的“国防公路”。传说，沿着这一条公路，一直向南走，就可以到达北京。
也许，当年和杨叔叔一起玩游戏的孩子，今天已成了什么“长”，正驾驶着法国标致车，与比自己妻子还标致的“小蜜”，奔驰在北京的立交桥上。他也许不会想到，那个当年被他当处长的爸爸打发到北国风雪中的“皇上”，四十岁后才娶到老婆。
还好，在那个四周围满杨树的小屋里，杨叔叔的农村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像自己一样漂亮的“公主”。也许，这使他安度余年，不会再寂寞。
不知为什么，他竟然不曾携带妻子女儿回过北京。
蛤蟆事件后不久，有一位名叫聂奇的人住进了杨叔叔的宿舍。真是太巧了，他就是那个被我弟弟冤枉过的“蛤蟆”，也是北京人。从此，因了杨叔叔的关系，也因了他的“无辜”，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接触中，我们发现，他除了模样有点不受人恭维，并不是一个难接近的人，特别是他没再计较弟弟冤枉了他那件事，使我们家觉得欠了债务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负债的心情虽然减缓了，但我发现这种情况的改变是由母亲对蛤蟆的格外关心换取的。此前，我家一有好吃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杨叔叔，而此后，母亲记挂的不仅仅是杨叔叔，还多了一个外号叫蛤蟆的人。
蛤蟆，不，应该称聂奇。自从他搬进杨叔叔的宿舍后，我们就忌讳再叫他“蛤蟆”了，因为母亲责令我们人前人后都不许这样称呼他了。前面说过，聂奇有一个出奇的鼻子。他的大大的葱头鼻子配上那对眼睛，别人都说像蛤蟆，而我觉得更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鼻子上整天汗津津的，一不小心，还可能将挂在上面的几粒污浊的汗珠滴在自己的饭碗里。
他和杨叔叔被请到我家吃饭的时候，杨叔叔总是躲着他，他鼻子上的汗珠实在影响人家的胃口。
聂奇是个见了缝隙也能研究半天的人，好奇已经深深地埋在他骨子里了。我曾亲眼见他被马蜂蜇得像刚挨过刀子的猪一样嗷嗷地叫。
我们家不远处有一道土坎子，上面光秃秃的，还有些发亮。这是我们一些男孩子常扎堆玩耍的地方。这个土坎子像水库的大坝，格局类似北京故宫的围墙，是用挖人工河的泥土堆积而成的。
人们管这里叫“围子”，顾名思义，围子围起来的人都是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我们家也住进了这个围子。一方面我的父亲是从北京发配来的，自然也属于有问题的那类人；另一方面我家原先住的那个马架子房确实也不能再住人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父亲所在的剧团被宣布解散，北京的舞台上已经被表现工农兵的新编现代戏取代了，而父亲他们“只会演才子佳人”。围子里的住房比马架子房好，全是用土坯砌墙、苫草盖顶的，既不漏风又结实，分家属宿舍和单身宿舍两种。父亲有家室，就被分配住进了邻接围子出入口的那排房子里。
围子里的人主要任务是种水稻。这里的水稻一年只生一季，因为土质肥沃，水源洁净，所以稻米粒大油亮，蒸熟后飘着一股清香，是当时少见的优质稻米。
我常见围子里的人春天插秧，秋天收割，然后将整麻袋的大米装上车，运往别的地方。我只知道我们这里的人吃不到这种大米，连级别很高的干部也吃不到。大家都说大米运到北京去了。
我才不会管大米运到哪儿去了，只要有粮店里供应的碎米吃，不影响我们玩“拍三角”就行。
拍三角是男孩子的游戏。每天男孩子都挖空一切心思寻找香烟盒，一定得是软包装的，容易叠成三角。游戏一般由两个人对阵，一方用自己手中的三角使劲拍对方的三角，只要将对方放在地上的三角从正面翻成反面或从反面翻成正面，就赢得了对方一个三角。我那时成绩非常突出，赢到手的三角有数千，较新一点的，就被我拆开，一张张地摞在一起，放在父亲给我钉的木箱里。后来木箱里放不下了，我就在木箱上面摞起一人多高。葡萄、迎春、握手、大婴孩这几个品种最多。一次，母亲用它们做了糊墙纸，于是，我家墙壁四面全是香烟纸，很是奇特。但我平白失去了那么多心爱的香烟纸，伤心地哭了好几天。父亲安慰我，杨叔叔和聂奇都答应帮我找香烟盒，我才稍许平静了一些。那以后，我见了吸烟的人就盯着他手里的烟盒，非要将它变为我的库存不可。
当时，北京人管“拍三角”叫“打帕基”。“弹琉琉[1]，打帕基，做好了弹弓打玻璃”，说的就是我们男孩子的三大游戏。
聂奇最爱看我们小孩子拍三角，有他在，谁也不敢耍赖。
那天，我和孟春一起玩这个游戏，聂奇背手哈腰，蛮认真地看。孟春手里有一个芒果牌的香烟盒，连着赢了我五个大前门牌的，我正为这憋气，想暂时停止游戏，忽见聂奇步下土坎子，向一丛树棵子走去。他发现了一个像马粪包似的东西，挂在树棵子上。他随手拣起一个干树枝，拨弄着。倏地，一群怪物从那东西里飞出，嗡嗡地咆哮着迅速包围了他。我和孟春顾不上地上的三角，发疯般地往回跑，一直跑到我家的房山下，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转回身观看。聂奇已挣扎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土坎子上，两只手拼命地在头上扑撸，像被人掐住了喉咙，“啊啊”地嚎。我吓得搂着孟春的肩，弄得他从我那儿赢来的三角也掉了一地，都顾不上捡。那群怪物在空中扭动着，迅速集结，越来越多，就像故事片中的战斗机群，拼命地撕咬着聂奇的皮肉，绝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救救我……来人啊！”聂奇痛苦地叫喊。我和孟春清醒过来，急忙呼喊大人。
“是马蜂，赶紧躲到水里！”土坎子下面有一个小水沟，最先跑来的康大叔大声提醒着，看样子他也不敢冲过去。
康大叔是从北京来的一个著名的医生，满族人，年龄有四十岁上下，谢顶很严重。据说，他因收治一名嫌疑犯时用错了药，导致病人死亡，给破获一起重大爆破案件带来了不少麻烦。虽然经过反复核实，他下的医嘱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那个嫌疑犯毕竟不明不白地死了，当班的护士又一口咬定是按他的医嘱用药的，无论他怎样申辩都无济于事，于是这起医疗事故以他卷起铺盖卷了结。在他上火车的头一天晚上，他的头发一下子几乎掉光了。小孩子们淘气，背地里都叫他“三毛大叔”。
聂奇扑哧一声跌倒在地，连滚带爬地扑进了水沟里。“点火烧！”有人抱来一捆稻草，有人还拽来一块破油毡，稻草和油毡被点燃，灰黑色的烟雾和乌金色的火苗迅速向聂奇滚去。晕黄的蜂群围绕着聂奇上下翻飞，左右盘旋，空中传来一片嗡嗡声。又有两捆稻草被点着了，狰狞可怖的蜂群退去了，消失在土坎子的另一面。
人们把聂奇拽出水沟，他的身上到处是污泥，嘴里竟然还含着一个小泥鳅。
“你这人真蠢，怎么敢捅马蜂窝呢？”康大叔揪出聂奇嘴中的泥鳅。
“哈哈——”回过神来的我们忍不住大笑。
聂奇的脸肿得像发酵的面团，葱头鼻子反倒不那么显眼了。他的双眼膨胀得只剩下一条缝，头上顶着一些稻草灰。他浑身抖动着，喉咙里好像憋了一口气，手还不自觉地向空中抓去，仿佛不抓住点什么便不罢休。突然，他那狭窄的缝隙般的眼中锋利地射出一道白光，像从山洞里透出的一股妖气，惨白惨白的。他踉跄着冲进他住的那间宿舍里。很快，他在人们的惊愕中又冲出房门，手中拿着一把烧火钳，还有一小瓶大豆油，失魂落魄一般，向土坎子上奔去，身后传来一阵玻璃和金属磕碰的声音。
“他要烧马蜂窝。帮他一把！”康大叔看出了奥妙，使劲地跺了下脚，先跟了上去。该出手时就出手，大伙儿都跟了上去。马蜂窝像莲花开过后的花托，倒圆锥形，上面布满了洞眼，密集的犹如向日葵的托盘，让人一见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火光中的蜂房滋滋的叫声，极像妖怪嘴里发出的一种音符，令人痉挛不已。聂奇抽搐着，表现出一种发狠后的满足。被豆油粘住了的马蜂在火焰中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蛋蛋，渐渐地萎缩，连挣扎的勇气也没有了，全不像先前那样威猛。聂奇的脸庞随着熄灭的火苗扭曲成了青绿色，肿大的面皮仿佛刚被煺毛的猪肉皮，每一个汗毛孔都张大了，极像刚才的马蜂窝。他的眼睛始终不离地上那团黑糊糊的东西，极力闪耀不甘心的凶光。康大叔拉起他，他还朝地上狠狠地踹了几脚。
“他妈的，敢糟蹋老子！”他一副难割难舍的样子，像被骚女人掏空了腰包的流浪汉，低沉地吼着。
聂奇的祖籍是湖南，父亲是个国民党军官。辽沈战役打响之前，他们全家已到了北平，按说不应算北京人。他的父亲是个铁杆的国民党少壮派，当时正到了平津战役的关键时刻，接受密旨在北平督战。傅作义宣布投诚的那天，聂奇才九岁。北平和平解放已成定局，他的父亲仍要追随蒋家王朝，在傅作义的大度下，才有机会逃离北平。那天，他父亲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上了飞机，却发现长着葱头鼻子的儿子不见了，飞机的引擎已经发动，下飞机又来不及。此时，聂奇正在机场的跑道上被一群蚂蚁吸引。他蹲在地上，一点没有意识到飞机即将起飞。蚂蚁排成两列，有秩序地爬行，来来往往，右侧通行。聂奇好生奇怪，他要找出指挥蚂蚁行动的指挥官，参透它用了什么方法让这些蚂蚁如此听话。他好奇的心就想揭开这个奥秘。他顺着蚂蚁行动的路线挪动着脚步，渐渐离飞机越来越远。忽然飞机起飞了，巨大的轰鸣声提醒了他，他也要上那架飞机，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刚刚解放的北平街头充满喜庆，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好多，没有谁会特别注意他这个反动军官的儿子。于是他在流浪了几天之后，被一个在街头表演杂耍的人收留了去，在那儿学会了舞旗。他有好奇心，偷着在师傅那儿观察到一些变戏法的要领。收养他的人看他乖巧，有心招他作上门女婿，就干脆教他学变戏法，并常带着他上街头卖艺。
有一家曲艺团的人发现了聂奇，但曲艺团没有魔术项目，就想把会变戏法的聂奇推荐给杂技团。
聂奇要接受政审。
聂奇的父亲是个反动军官，在全国解放前又追随蒋介石逃亡台湾，这样的背景被查出后，聂奇已经十六岁了。
北京市在靠近苏联老大哥的松阿察河西岸的一片平原处建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隶属于北京市，场部就设在葫芦湖畔。那些被遣送到这里的人员，通过劳动改造，洗心革面，自食其力。
当不成上门女婿也进不了杂技团，聂奇只有一种选择，接受劳动改造。起初他被遣送到北京远郊的一个劳改农场，但他身份特殊，不宜留在北京。新建的这个“农场”离北京上千公里远，就又把他遣送到了这个地方。
聂奇在北京没有亲人，他不像杨叔叔那样时刻惦记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