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遗传上是注定要死亡的。地球就像一个村落，挤满了生存的人群，这就需要老的逝去，新的再生。“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替旧人”，一个老的（旧的）个体之死，能够给新的（年轻的）个体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
从生态平衡来说，死亡可以更新世界，维持人类社会的长生永续。如这样看问题，不论是结婚还是死亡，真正如老百姓所言“红白喜事”。也只有正视死亡、舍弃贪念，勇敢地承受死亡，在死之时便能由抗拒转为开放与飘散，方能愉快地度过完整的人生。一个人如果充实地在社会上生活过、奋斗过、贡献过，就可以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切，轻松地放在一边，自在地死去，安静安祥地死去——是“死而无憾”，而不是“死不瞑目”，正像一位诗人唱道：“一个夏天赋予我巨大的力量，一个秋天教我成熟的歌唱，满载一生游乐的甜蜜温馨，我的心灵更愿意死亡。”
“视死如归”是一种人生的解脱和快乐。死亡并非悲哀绝望，诗意地死亡是“死之花”。死像一朵白色的花，在寂静中不动声色地开放，并且把它的花朵凝固在黑暗里。世界上，只有这样的白色之花是不会凋谢的。只有死亡是不死的。作为血肉之躯的终点，死亡将以它独特的形式凝固在世界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派（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诗人，有一个奇异的特点，正视和歌颂死亡。他们认为：“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东西都是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美国自白派始作俑者罗·洛厄尔于I960年出版了他的诗集《生活研究》，运用哀歌和自白的方式，探索病态时代的个人与社会、与家庭、与友人的矛盾和痛苦。当人类日愈不敢面对真实，不敢披露自己真正的内心隐私，变得更加隐讳和冷漠时，诗人们能够剥掉人为的面具，坦诚地面对世界，从每一个自我开始拯救世界，这就极大程度地洗刷了罪恶，和“上帝”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得到灵魂的解脱，也就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自白派诗歌在今天仍然有其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它也体现出一种诗的真谛：生活中有多少虚假和丑恶，诗就会有多少自白，这种自白的艺术将和“安乐死”一样永恒而令人类向往。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是主张人老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高高兴兴的去死。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如果从有人类以来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著名作家赵丽宏在《死亡印象》一文中写道：“当你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无望，求死不能，你祈望平静安然地离开人世，抵达生命的终点，很难说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幸福。现在很多人在争论，是不是可以对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病人和永远失去意识的植物人实行‘安乐死’，我认为这样的争论最终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这结论应该是允许被痛苦折磨的垂危者安然地走向他们的归宿。既然死神的拥抱已经无法避免，那么与其慢慢地被折磨至死，使自己受罪，也使旁人痛苦，那么，加速死亡的来临，大概不能算不人道。”
我们不祈求长生不死，我们只祈求生得顺畅，死得安乐。“死”是人们最严肃也最重大的问题。只讲人生观是不够的，要真正把握人生，还须讲死亡观。一个人只有坦然洞察生死的奥秘，获得生死的大智慧，才能提升死的质量，消解死的恐惧，平抑死的悲伤，最终超越死亡。
